曹和平：新經濟讓“外資撤離論”落空

在為單方面發動貿易戰做辯解時，白宮一直有一種論調，即所謂“外國公司撤離論”。美方宣稱，在其關税壓力下，“成千上萬家外國公司正在逃離中國，因為他們承受不住高關税造成的到岸進口價格”，貿易戰因此“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增加了中國的失業率。只要再加一把火，中國人只好乖乖地坐到談判桌前簽字”。

然而，事實果真如同白宮所言的那樣嗎？日經研究所近期對504家在華大型日本企業進行調查發現，僅一成企業考慮將業務或供應鏈遷出中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87%的美國企業2019年沒有搬遷或者計劃將其任何業務遷出中國，97%的企業表示在華業務有利可圖。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顯示，過去12個月以來，扣除匯兑和貿易結餘，以項目建設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1400億美元，每個月達到120億美元以上，這不僅和美國揮舞關税大棒前的12個月差不多，而且過去5年來都保持了這一增長速度。換句話説，“外國公司撤離論”得不到統計數據支持，白宮高估了自己的貿易戰成績。

為何如此？除了中國依舊世界領先的經濟增速及良好的投資回報以外，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更多活力和機會。2018年，中國經濟中的數字經濟部分為31.3萬億元人民幣，佔當年GDP的12.3%。考慮到傳統一、二、三產業佔GDP份額2/3以上，這一增速對應的傳統部分增速應該為3%左右，去掉更低的農業增速，合理估計工業增加值區間應在3%-5%。換句話説，白宮如果接受美國媒體使用的傳統統計數字，很可能把中國經濟錯估得一團糟，為貿易戰尋找更多借口。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能解釋很多傳統思維不能解釋的現象，比如貿易戰雖然給中美都造成了不小的壓力，但兩國有一個共同亮點，就是勞動就業指標出乎意料地好，都是近15年來最優。這是因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第三代互聯網基礎設施迅速普及，為兩國的數字替代技術(存量產業升級為數字化的生產)和數字創造技術(產業消費升級後的新增經濟成分)，尤其是後者提供了更高的勞動就業彈性。同一GDP增長份額下的經濟，提供的勞動就業崗位比製造經濟更多。兩國掌握了數字技術關聯業務的高校畢業學生，在創意設計、數字化生產、創客工坊機制的支持下，分別為各自傳統經濟的孵化器和加速器提供了更多的廠商實體，讓產業結構發生了改變。

在新聯網經濟下，勞動的知識密集程度更高。在沒有大規模人形智能機器人蔘與條件下，新技術同樣是高勞動消耗經濟，只不過不是傳統勞動密集型，而是更加複雜，更加消耗勞動的“知識—勞動”密集型。只不過，目前兩國都維持着上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核算學家創造的統計體系及欄目，在統計網點和欄目上偏重於一、二、三產業，造成有些人對上述高技術條件下的高勞動就業彈性缺乏理解，對新經濟在結構變遷中的動力學轉換作用視而不見罷了。

和中國一樣，美國經濟也是個產業全覆蓋型的國民經濟體系，拋棄零和遊戲思維，中美數字經濟的互補性相當大。白宮與其硬撐這場損人不利己的貿易戰，不如仔細打量這類新經濟的增長特徵，和中國合作尋求更好的增長。讓近40年來的數字技術、智能製造和聯網基礎設施進步為世界經濟發揮更大的效益。(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