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加速新一輪軍事轉型 擴軍備戰同時瞄準中俄

美國正加速新一輪軍事轉型

李巖

軍事轉型是冷戰後美國確保軍事優勢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據蘭德公司的闡述,軍事轉型是指軍事領域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既非快速變化,也非簡單的武器裝備改進,而是強調軍事領域整體質變以及這種變化逐步推進的長期過程。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明顯加快了軍事領域的調整與改革，新一輪軍事轉型的基本邏輯和調整態勢逐步清晰。

具體而言，一是確定“基於威脅”的轉型路徑。這是美國在現有資源難以支撐“全頻譜”能力建設的背景下，對始自拉姆斯菲爾德時期的“基於能力”建軍思路進行的根本性調整。

“基於能力”模式更強調軍事規劃的自主性和靈活性，立足於通過發展所有關鍵領域的軍事能力。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中明確“國家之間的長期戰略競爭”是核心挑戰，聲稱“美國應在自身有優勢、敵方處於劣勢的領域與其競爭”。這意味着“基於威脅”成為美國在新國際環境下的建軍選擇，全面聚焦中俄軍力優勢和短板，以此為核心帶動軍力優勢的重塑。為此，美國各軍種相繼制定了“多域戰”“分佈式殺傷”“動態軍力部署”等聚焦“核心挑戰”的新戰爭理論和作戰概念，並逐步應用於美軍行動。

二是同步擴充軍費和軍隊規模，力求扭轉兩場戰爭以來長期存在的“戰備水平低”和財政受限局面。特朗普政府採取措施規避“自動減赤”機制，大幅增加軍費開支。2017年以來連年追加國防預算，2020財年預算申請已增至7500億美元，奠定此輪軍事轉型的財政支撐。同時，特朗普政府調整自小布什政府後期開始的“減量增質”建軍方針，轉為“量質並重”。繼2018財年擴軍1.66萬人，2019財年再增1.56萬人，結束了美軍2009年之後規模不斷縮減的局面，同時全面增加原有軍備採購計劃的數量。

三是通過國防管理機制改革帶動軍事轉型。在此輪轉型中，美軍實施的國防部管理體系、軍隊編成、採辦機制和人力資源改革舉措，堪稱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機制變革。例如，美國防部設立獨立“首席管理官”，將原有負責採購、技術和後勤的副部長職能進行拆分，以提升工作效率和軍費使用效益，裁減冗餘重疊機構，加強成本控制。

美軍還順應大國競爭和戰爭形態演變的要求，推進軍隊架構改革，包括新建陸軍未來司令部、重啓第二艦隊、升級網絡司令部、設立聯合作戰司令部級別的太空司令部等。此外，美軍在此前“未來部隊”建設的基礎上，以戰爭形態為牽引改革人力資源制度，使之符合應對大國競爭的需求，維持人力資源的長期優勢。

四是着眼未來戰爭形態，打造新型戰爭模式。美國明顯加速了新空間領域的威懾能力建設，包括提前完成網軍建設計劃，網絡作戰的相關構想、計劃和工具基本成型到位，並在中東反恐戰場等用於實戰;除設立太空司令部，還出台太空作戰條令，首次確立太空是與陸、海、空類似的“作戰域”，提出“空天聯合作戰區域”概念，推動太空作戰融入聯合作戰體系。同時，美軍加緊規劃並探索智能化條件下的作戰模式，各軍種制定“智能化發展路線圖”，從軍事理論層面探索未來科技條件下的戰爭制勝模式。新型戰爭模式的探索，沿襲了歷史上美軍轉型的傳統做法，旨在以理念上的先發制人搶佔未來戰爭制高點，形成針對對手的新“代差”優勢。

五是在重要戰略方向重塑地緣軍事佈局。在此輪軍事轉型中，地緣軍事佈局的重點是用好存量，通過全球行動、部隊運用、力量機動等模式創新，進一步夯實既有軍事佈局，確保重點區域的軍力優勢。為此，美軍以“印太戰略”為牽引，依託從西太、印度洋的“雙向擠壓”方式，打造圍堵、牽制地區大國的新架構，進而尋求從更宏大的地緣版圖、從海陸兩面塑造新的地緣優勢。在此過程中，美軍尤其注重提升現有軍力部署形態和區域作戰概念的創新性，在確保軍事基地、設施使用等傳統方式的同時，運用新的前沿存在和兵力投送方式，提升軍事存在“動態性”和行動“不可測性”。

美國此次軍事轉型將進一步刺激近年來出現的國際軍事競爭，加劇新型軍備競賽風險。

一方面，美國此次軍事轉型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導向，更有引導競爭、刺激競爭進而將對手拖進軍備競賽陷阱的考慮。從美軍六份戰略文件和轉型實踐看，美軍已經認定“競爭”是其應對軍力優勢縮減的有效手段，也將“競爭”視作在“灰色地帶”條件下向對手施壓的有力工具。例如，美國防部“印太戰略”明確提出要擴大與對手的“競爭性空間”。

另一方面，從近代國際軍事變革的經驗看，大國的軍事轉型往往存在深刻互動關係，容易導致軍事競爭或持續性軍備競賽。美國試圖通過此次軍事轉型引領新的軍事變革潮流，在相對穩定的技術水平條件和戰略戰術環境下，大國之間的相互“學習”“模仿”早已成為國際軍事競爭的常態，因而近年大國的軍事變革方向和路徑呈現出較大趨同性。在此背景下，圍繞資源投入、人員素質、軍事機制等核心要素的競爭之外，轉型速度與質量、競爭路徑選擇等很可能成為塑造未來國際軍事競爭的關鍵因素。

美國軍事轉型的相關政策調整正逐步實施，但其未來前景仍然面臨不少不確定性。

從內部看，美軍作為運作複雜的龐大體系，歷來就對軍事變革“心存敵意”，龐雜的利益糾葛、根深蒂固的軍種文化以及官僚體系的傳統慣性，往往成為阻礙變革的根本因素。美軍當前轉型涉及對國防管理機制的新調整、軍費資源的再分配以及建軍思路的重新規劃，勢必因觸動既有利益格局而面臨內部羈絆。

從外部看，美國軍事轉型同時瞄準中俄，而兩國相對軍力優勢各異，對美國構成不同程度、不同領域的挑戰，這將明顯加大美國軍事轉型的運籌難度。同時，在新的軍事技術變革浪潮中，美國並未如核時代、信息化時代那樣一枝獨秀，先發優勢並不明顯，也難以依託掌握單一技術優勢而引領整體性軍事變革。面對戰爭形態潛在變遷，軍事轉型的方向和路徑選擇、技術研發的優先性、資源投入方向等重大問題，導致決策失誤的風險明顯增大，將給美國軍事轉型增添更大不確定性。(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