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診斷西方政治之病不妨用“中醫”

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政治亂象的分析明顯增多，筆者近年來嘗試從中國傳統概念“道統”與“治統”的角度予以分析，對此得出兩個認識：

一是不必以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待當前西方一些國家遇到的政治困難，它們眼下“生病”了，但致病原因在其他地方同樣存在，病象也可能在別處發生。也就是説，西方國家之“病”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只有把他人之“病”當成自己的潛在之“病”，才有可能避免類似的“病”未來也在自己身上發生。

二是從20世紀以來西方主流政治義理中，已經很難找到當前西方之“病”的診斷和醫治之方，但如果時間回溯得再久一點，在較長遠的歷史維度中，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其實都有很好的政治思考框架能對當前政治亂象做出解釋。從短時間看到的中西差異、中外差異可能只是表象，中外在長久歷史進程中共享了很多政治共同性，也對類似政治現象有過很多相通的思考總結。

當然，由於中國具有更好的文化與歷史連貫性，國家規模也長時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因而治理經驗相對來説更為豐富，在政治義理上的考慮也更加精到。它不一定能在任何時候都展現出宏厚性，但在一些非常時刻來臨時，往往更能顯現其深刻周到。

中國傳統強調的“道統”與“治統”相得益彰，是對中國自身歷史經歷的總結，如同中醫一樣，不僅能治中國人之病，亦能為他人問症開方。筆者簡單梳理，認為“道統”義理至少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在人際倫理上，主張“為仁”和忠恕之道，即以人的方式對待人，“仁者愛人”是無分種族國家的。二是“大一統”，即在“王者無外”的同時，儘可能多元一體，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建構起可以通約的規範和價值。三是適“中”，追求在現實世界的多樣化願景中求得折中，調適各種意願於一爐，不放任任何一種要求走向極端。“仁者愛人”如果演變成縱容自私自利之心，也會導致政治體系無法承受。“中道”追求的是適度政治，現實治理不能劍走偏鋒。

“道統”要求的對象是所有人。“天下”中的權利義務關係是普遍的、交互的而非單向的、給予的。各安其位、各奉其獻，也是成就一個可以長久存在的政治共同體的關鍵。“道統”昭示了政治可能達到的廣度，也暗示了政治可能內生的限度。“天下”是共同維護的“天下”，政治共同體需要對民眾做出權利承諾，但這種承諾不是無限的，不可能無休無止地滿足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道統”為政治共同體的存在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也規定了其內部的權利義務關係和政治的邊界，無論政治領導者還是庶人，皆有其不可逾越的權力(權利)與責任界限。中國傳統追求的中道政治是抑制極端情況發生的政治，過度作為與不作為都是對“中”即適度的背離。

從中國傳統“道統”的範疇看，近些年來西方政治過度甚至盲目強調政治組織對公民的責任、而淡化了公民對政治組織的義務，轉變成單向度的國家對公民的“需求—滿足”關係，而不是雙向的公民與共同政治生活的共建關係。在民主成為政治合法性唯一來源，以及權利至上、多元主義等思潮與實踐影響下，中國傳統“道統”強調的“中道”“大一統”與政治的神聖性等義理，在西方政治中皆已迷失，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西方政治已演變為一種無界、失度的政治，什麼都可能被解構和突破。

具體到一些西方國家，以追求所謂自由、民主等標準為目標的政治組織方式，使得美國政治原本也是有其道統的，但三權分立的事實又使其道統的體現方式呈現多元化，這意味着道統在美國政治是不完全或者説未完成的，政治義理層面的欠缺顯而易見，即美國政治想做到“中”即適度，是很難的。“道統”歸一的要求與主權多元的事實是衝突的，由此造成的失“中”，使得美國政治還是會出現“治統”僭越“道統”的情況，多元文化主義與身份政治的興起、“政治正確”現象的不斷強化即是表現。

而在歐洲，大多數國家晚近以來逐漸收權於“議會至上”，主權不再如美國那樣是分立的而是歸一，就“大一統”的形而下來説已經具備，但在形而上領域，“人民主權”在空泛的“普世價值”口號下，卻已退化為即時民意，成了選舉政治中的“選民”，而在法律“基要主義”興起後，政治司法化更使歐盟追求起沒有主權的法律。“道統”在歐洲蜕變為世俗意願，事實上使歐洲國家已經喪失“道統”。

對民主的崇拜、對權利的景仰、對人性可以通過教育不斷改進的信念，這些在近代以來“民族國家”胚胎裏不斷髮育演變的觀念，晚近以來成為政治知識的新範式並直接落實到了政治實踐中，也曾給西方國家帶來顯而易見的政治進步。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它們不斷對政治體系提出新的要求，逐漸突破內在於政治體系的承載限度時，適度政治轉化為過度政治，政治體系出現紊亂，也就難以避免。這些亂象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反思西方亂象中的政治得失，對任何國家都有警示意義。(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