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索羅斯們為何妄想“打敗中國”

在國際金融界聲名狼藉的美國投機家喬治·索羅斯不久前放言，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心。與此同時，港媒曝光他近期頻繁調動手中的做空基金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等工具，配合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趁亂打劫，順勢洗掉當年狙擊港幣鎩羽而歸之恨。索羅斯為何如此執着於“打敗”中國，這是值得深究的命題。

索羅斯出生於布達佩斯一個猶太家庭，年少時舉家逃離被納粹統治下的匈牙利，先後輾轉伯爾尼、倫敦等地，求學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沒像自己的同胞，同樣出生於布達佩斯且受到納粹迫害的安迪·格魯夫那樣，走向技術創新之路，通過參與創辦英特爾而成為一代硅谷領袖，而是又從英國遷居美國從事股票交易。在金錢永不眠的華爾街，索羅斯學會了爾虞我詐與巧取豪奪，發家後又不忘給自己披上“慈善家”的外衣，一步步成為深諳弱肉強食與火中取栗之道的超級投機家。

縱觀索羅斯的人生軌跡，尤其他在金融市場與變革社會中扮演的投機與極端不穩定角色，可以發現這位深受自由哲學思想和市場達爾文主義影響的金融大鱷，既不乏華爾街金融資本家普遍共有的貪婪基因，更因曲折的人生經歷和感念美式資本主義賦予自己實現人生夢想機會，而扮演着執着的意識形態維護者角色。

一方面，他是資本市場上的投機大鱷：狙擊英鎊打得英格蘭銀行滿地找牙，打劫泰銖引爆亞洲金融危機，做空日元大賺特賺等。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內心極其複雜的另類資本主義夢想家。他以雄厚資本為基礎，試圖通過自己創辦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等工具，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國的“變天”，都有該基金會的參與和策動。索羅斯的基金會試圖在眾多國家挑動“顏色革命”，同時也儘可能放大其個人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作用。

儘管索羅斯有時也看不慣自己信奉的美式資本主義，例如他在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曾高喊“有效市場假設”理論已壽終正寢。但本質上是國際金融資本利益代表的索羅斯，內心最難容忍的，還是那些不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的國家和力量。在此背景下，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恰是索羅斯心中最不願意看到的超級樣本。

早在1997年香港迴歸前，索羅斯就想在香港製造大規模金融恐慌，但苦於沒有機會。隨着1997年10月至1998年6月間，國際炒家三次狙擊港幣獲利，香港一度淪為華爾街的“超級提款機”，索羅斯遂於1998年8月瘋狂砸盤，香港股市與匯市一度風雨飄搖。但在中央政府強力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果斷進場干預，與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家展開大當量對決，最終贏得那場沒有硝煙的金融保衞戰。

如今21年過去，中國不僅度過了全面融入世界貿易與金融體系的不確定階段，而且在2001年入世以來的十多年時間裏，迅速成長為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超級經濟體，成為“10萬億俱樂部”僅有的兩名成員之一。相對而言，美國過去長期以來的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日本，其GDP規模則在過去20年時間裏一直徘徊在5萬億美元。中國與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在經濟發展與力量成長方面的此長彼消，大大超出以索羅斯為代表的一些華爾街金融資本家預期。

在他們看來，是美國一手引領中國走向全球經貿舞台，是他們一手教中國金融業者投資。但這些年來，全球經濟和財富中心一步步從美國轉移到亞洲，經濟活力的重心也轉向中國，將來有可能全球財富的配置與資產定價中心，也會從華爾街轉移到上海和深圳等地。

況且中國正積極倡導建構或改善區域乃至全球投資貿易規則，“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國際公共產品不斷髮育成長，這顯然不僅是對美國主導的機制化經濟金融與貿易體系的挑戰，也是制度與心理優越感濃烈的索羅斯們無法容忍的所謂非“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索羅斯們對中國自加入WTO之後在貿易規模、規則適應與全球價值鏈提升、產業競爭力和綜合國力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吃驚，認為如果不加以遏制、分化與綜合打擊，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與制度範式的“中國道路”將以更快速度成為推動全球秩序變遷的重要變量。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而言，這豈不是如鯁在喉？

通過搞亂香港甚至通過策動“顏色革命”等手段來遲滯中國復興步伐，已經成為索羅斯們的目標。但21世紀以來的全球經濟金融發展與產業變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做空”中國，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阻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