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成熟的大國國民心態呼之欲出

最近一兩年來，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在國家遇到來自內外部的一些挑戰和問題時，中國的國民心態展現出越來越成熟的風貌。這種國民心態的成熟，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對於中美貿易戰這一重大事件，中國從普通百姓到知識界都有很多關注和討論，社會、媒體和公眾都在聚焦這一事件的進程。但大家的心態沒因這一事件而嚴重失衡或焦慮，而是基本能從容理性地面對其中種種複雜和曲折的折衝。雖然也有一些意見觀點上的差異，但總體看，中國輿論和公眾的態度是理性的，無論哪個方向上都沒產生衝動或過於焦慮的情緒。無論“畢其功於一役”的理想化、浪漫化，還是畏首畏尾的焦慮都沒成為社會心態的主流。這種心態展現了社會能夠成熟面對外來壓力和問題的自信和自覺。在面對香港持續三個多月的風波時，這種心態同樣展現了出來。

人們普遍能夠感受到這個國家已經具有的力量和能力，也能感受到作為當今世界大國的分量和從容。人們越來越明白，我們越是做好自己的事，不斷努力攀向新的高度，越是有條件有能力以更明智和更堅定的方式應對各種挑戰和問題。無論年輕網民還是主流輿論，都在表達愛國熱情，表達維護國家利益和榮譽的決心，但又基本是以理性從容的形態和自然豐富的表達來呈現。這些都體現了社會心態的成熟。

這種更加從容淡定、自信理智的國民心態，當然是國家發展到新的階段才可能具備的。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國家主權受到衝擊，中國人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的道路艱難而曲折，中國的現代化也是艱難曲折的。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面對世界？如何面對自己？中國在艱苦探索中不斷奮鬥，中華民族有着剛健自強的不屈力量和博大的胸懷，但也由於歷史條件和歷史選擇的侷限，不可避免地產生與當時狀況相適應的國民心態。

一方面，在積極動員、強力抗擊民族屈辱的進程中形成反抗和鬥爭心態，這是必然的，也是歷史條件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在強化自身的追求中汲取和學習外部經驗，當然也是正當的，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當然，由於國際視野和歷史條件的限制，也由於強烈的緊迫感和挫折感，某個歷史階段也難免出現封閉心態，把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理解為單純的對抗關係，產生某種對外部世界“俯視”的心態，甚至是某種焦躁對抗性的情緒。另外一些時候，由於西方現代化的力量和影響巨大，難免會產生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認知簡單化的情況，表現為基於“仰視”的盲目崇拜或照搬等。這些對國民心態都會產生複雜影響。

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全球位置，改革開放讓中國融入世界的同時還創造了自己獨特的社會發展路徑和方式。一方面，中國已經成為具有強大實力和獨特社會發展模式的國家，這種綜合實力給了中國人更多底氣，讓人們感受到這個社會處理和應對各種挑戰和問題時不斷展現出來的強大能力和足夠智慧。

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國際視野和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雖然中國的國際經驗還需不斷加深，但無論從感性還是理性層面，中國人在和外部世界的聯繫中、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對於國際事務的體察，以及與一個大國氣質相匹配的開闊眼界和深入理解，都已經能支撐起國民心態更成熟和更自信的狀態。無論一般的感性理解和零散議論，還是學術性、專業性的探討，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個國家上上下下對於自身位置有了更為明達透徹的認識。

總而言之，中國人相信自己國傢俱有的力量，也瞭解世界的現實和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因此，我們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紮實的基礎。這樣就能既認識到中國發展的現實國情和外部環境的複雜性，也能相信在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應對一切挑戰。更多瞭解世界事務同時又堅持做好自己的事，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應對各種問題的健康和積極心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時能夠讓人感受到的新的氣質，也是新中國70年發展結出的堅實果實。

當年抗戰結束時，很多中國的思想者都曾呼喚和期待中國的興起能夠帶來新的大國國民心態。而今日中國所呈現的，正是真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一種新的心態。這是中國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邁向歷史更高目標的重要保證。(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