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互聯網如何打破“偏見閉環”

21世紀蓬勃興起的前沿科技，將人類傳播帶入了“智慧媒體時代”。藉助於手機等隨身媒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無時不有”“無遠弗屆”，加拿大思想家麥克盧漢在半個世紀前暢想的“地球村”已然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2016年的美國大選和英國“脱歐”公投標誌着人類進入了“後真相時代”。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分析，“後真相”的泛濫與智媒的興盛存在着直接關聯。社交平台在新聞傳播的核心地位日趨凸顯，各類碎片化的虛假信息、流言蜚語、軼事緋聞呈現病毒式傳播的趨勢。相較於高高在上的主流媒體，網民們更願意依賴一個個“部落化小圈子”獲得資訊，分享觀點。然而由於“圈內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致使他們每天得到的訊息經由了“立場的過濾”，與之觀點相左的理念逐漸消弭於無形。加之“沉默螺旋”“寒蟬效應”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益發凸顯，人們為了留在“朋友圈”內，忌憚於發表不同的意見，否則就要面臨要麼“退羣”要麼“被請出”的結局。更有甚者，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回聲室”“過濾氣泡”等負面效應加劇了共識的撕裂，形成了各式各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偏見閉環”，阻斷了不同社羣和族羣之間的有效溝通，使憤懣、敵對、仇恨情緒乃至於暴力行為蔓延於線上線下，把互聯網變成了“分裂網”，也把昔日自我標榜為“民主燈塔”的“合眾國”和“聯合王國”變成了黨爭不休、罵聲不絕的“分裂國”。

造成“後真相”大行其道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各類智媒平台所依賴的算法推薦。借用英國啓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的比喻，這種“算法利維坦”藉助於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蓬勃興起而擴張為一種新的霸權。算法成了上帝制造的“技術神祇”，方便人們在浩瀚的數據海洋中恣意遨遊。但與此同時，算法還是由人類來編創與運作，也就具備了半神半獸、善惡兼備的雙面效應。它在為個體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時，有可能操控乃至吞噬整個人類社會。

美國學者的研究顯示，臉書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用户的社交網絡。這不僅基於其所擁有的朋友數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間交流的頻率和類型。社交平台通過關注用户的朋友圈和興趣愛好，通過推送機制強化其社區歸屬感。顯然，傳統主流媒體不僅思考“受眾對什麼感興趣”，還會考慮“受眾應該要知道什麼”以及“什麼樣的新聞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關機制則不是基於公共利益，其首要考慮的是“對用户來説什麼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現不僅僅是信息傳播主體的轉變，更是把關標準的轉變，而基於個體價值的“過濾氣泡”機制則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偏見閉環”，也使得“算法利維坦”的隱性操縱變得更加順暢和便利。失去了有效的跨文化對話和溝通，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鑑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類又一次瀕臨“文明衝突”或“新冷戰”的邊緣。

如何擺脱當前由於“算法利維坦”和“信息閉環”所導致的跨文化傳播困局，實現費孝通先生暢想的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媒在技術和機制上進行完善和修正之外，説到底還是要靠提升人類自身的跨文化傳播素養。首先，無論是信息發佈者、社交平台運營者還是用户都應當像對待自身文化那樣，尊重其他種類的文化價值觀，不應使用語言或符碼來有意貶低“他者”，打破“偏見閉環”對個體和社羣的桎梏。

其次，信息傳播者應當客觀、真實地認識和再現外部世界。誠然，不同文化對“真實”的界定並不相同。所謂“真實”也是一種社會與文化建構。即便如此，在跨文化傳播當中，傳播者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誤導和欺騙受眾。

再次，社交平台應建立適當機制鼓勵不同文化背景的傳播者——尤其是那些來自弱勢羣體的傳播者——表達他們的意見。無論他們的言論是否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或拒斥，我們都應該確保每個人擁有平等的“傳播權”，有效防止“算法利維坦”對個體和社羣的操控。

最後，傳播者應當本着“求同存異”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汲取各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換言之，跨文化傳播所強調的是各種不同文化的“交集”，最大限度地彌合差異與分歧。上述四項基本原則都是為了實現跨文化傳播的宗旨——不同社羣與族羣的和平共處、交流互鑑。孔子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觀點，都精闢地闡明瞭跨文化傳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這種“和而不同”思想的影響之下，中華文明海納百川、包羅萬象，形成了世界文明當中最有活力的一支，至今仍然綿延不絕。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説，我國的政府部門、互聯網企業和廣大網民應當為破解智媒時代的“算法利維坦”和“偏見閉環”所造成的跨文化傳播困局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