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減貧”經濟學諾獎不該少了中國樣本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於14日揭曉，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因從事全球反貧困鬥爭方面的研究獲獎。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的主題讓人眼睛一亮。擺脱貧困是人類最大的難題，人類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説就是一部與貧困做鬥爭的歷史。與過去注重基礎研究和純粹學術上的貢獻不同，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顯得更加務實，這似乎表明了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當下的科學研究越來越注重研究給現實世界帶來的影響。

幾位新晉得主多年來深入五大洲多個國家，調查貧困人羣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在《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脱不了貧窮》一書中，他們對關於貧窮的一些流行觀點進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窮人的依賴性越強，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們用大量實例提出了一些實用性較強的建議。

經濟學不能隔空喊話

從已有的資料看，三位學者的樣本是非洲和印度。不過要從消除貧困的實際經驗來看，最成功消除貧困的國家是中國：根據《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過去40年，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換句話説，改革開放40年，中國減貧人數相當於整個非洲或者歐洲人口總數，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蹟”。

目前，我國正處在脱貧攻堅的決勝階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而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這意味着，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也意味着我國絕對貧困問題將得到歷史性解決，從而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中國的減貧實踐精彩、生動，這其中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任何一位經濟學研究者來説都是一座富礦。

但是，三位新晉諾獎得主沒有任何關於中國減貧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系統化理論闡釋。由於缺乏中國的樣本，其理論最多隻能算作是隔空喊話。

首先，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通過做隨機實驗來解決減貧問題的。通過田野實驗方法驗證具體減貧政策的效果，從而發現有效克服貧困狀態的相關政策。事實上，這更可能是書齋裏的學問。

今天的中國在減貧問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從來沒有做過所謂隨機實驗。要真正解決貧困問題，必須注重扶志與扶智相結合，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給貧困人羣創造公平的成長和就業環境，可能要比單純的實驗效果更好。三位學者的一些實驗方法可以借鑑，可以當做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工具，但其操作性和推廣價值要打個問號。

其次，考察減貧理論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儘管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體現了人文關懷和對發展問題的關注。但是為了工具而工具、為了實驗而實驗的研究風向標，也可能開啓理論研究的一個錯誤方向。獲得諾貝爾獎認可的減貧理論缺乏來自世界減貧成效最大的中國經驗總結，其理論缺乏説服力，也不能顯示理論完整性和系統性。事實上，十八大以來中國精準扶貧、精準脱貧，做到了對目標人羣的精準識別、精準扶持、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切實提高了扶貧工作的績效和力度。這才是減貧實踐最有成效的理論。

再次，離開了政府的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在《貧窮的本質》中，作者也坦承，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第一，避險手段太落後;第二，只顧眼前，不做任何長遠規劃;第三，因為認知水平的侷限，無法做出最優決策。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要減貧，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才格外重要。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脱貧攻堅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到，堅持政府主導戰略，實行開發式扶貧方針，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扶貧模式，動員全社會力量扶貧濟困，這才是世界扶貧開發領域的中國經驗。

最後，以中國經驗為基礎重塑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從西方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門學科。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二戰後國際上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這就是今天的世界銀行。總體來看，從世界銀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時間裏，如果去除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擺脱世界貧困線的人口數量，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説明西方理論和實踐存在方向性錯誤。正因為如此，中國樣本和中國經驗可以更好地為全球消除貧困提供借鑑。離開了中國經驗作樣本，發展經濟學不可能有生命力。

中國經濟學界不能失語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多年來卻一直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無緣，這其中是不是有西方經濟學界對中國“傲慢”的成分可以討論，但中國經濟學界自身不能不反思。

國家強，經濟學理論必須強。伴隨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為引領經濟更好發展，中國經濟學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這方面，中國經濟學界在理論和實務兩個層面，都應該有很大空間可以有所建樹。

前段時間，國內學者爭論誰是雙軌制的最早提出者，互不相讓，甚至有人稱這是中國最可能贏得諾獎的理論。然而，經濟學界的狂歡躁動掩蓋不了中國經濟理論事實上的失語狀態。理論的貧血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學界的冷清，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中國經濟學界的熱鬧程度要大大超過國外，西方經濟學的各種流派由他們的代言人在中國土地上華山論劍，經濟學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多少經濟學家盡情地享受着經濟理論的狂歡和虛假繁榮。這説明，為適應時代的需要，我們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尤其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更好地推進經濟學研究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經濟學研究機構和人員，整個社會都在熱切盼望經濟理論界出現最具有生命力的“鑄劍師”。無論是本土的還是海歸的，無論是主流的還是邊緣的，這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他們的出現能夠填補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真空。今年的諾獎給我們最大的啓示是：中國的經濟學者要擔當起歷史使命，儘快合力推進探索和總結70年成就背後的經濟學理論邏輯，更好地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

中國的經濟學家是幸運的，正趕上一個好時代，又充滿了新問題和新現象。當前世界錯綜複雜、紛紛擾擾，一場經濟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醖釀和發端。關鍵是我們的經濟學者要儘快形成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作者是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