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中國考古學的轉型

今年，是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一個大遺址的考古工作，既是中國考古學長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其轉型嬗變的一個縮影。

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了這樣的學術史認知框架：中國考古學從上個世紀20年代誕生至今，不到100年的探索史經歷了物質文化史的重建和古代社會的復原兩個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重心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為界，由原來的建構文化譜系、描述文化過程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會、資源和環境及其相互關係為主的社會考古學研究方向轉移。

這種轉型，既與學科內部從考古資料積累起步、建構最基本的時空與文化譜系框架的基礎作業到深入研究的漸進過程有關，又與國家不斷發展逐步融入全球化大潮的社會轉型具有相當的同步性。

二里頭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起步於1959年，60年中的前40年（1959—1998年），建立起了以陶器為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的演變序列得到普遍認可。這是日後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礎。至於大型宮室建築、鑄銅作坊和貴族墓葬等高等級遺存的發現和揭露，則確立了二里頭遺址作為早期大型都邑及以其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歷史地位。

與此同時，在本土學者進行學術上的“尋根問祖”的研究實踐中，有一種現象頗具興味。那就是，在考古材料還相當不充分的情況下，考古學界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對這些發現的歷史學解釋上，集中於大型聚落與傳世文獻記載中的具體城邑，以及考古學文化與具體族屬、王朝發展階段的比附對應上。同時，在沒有決定性證據出現的情況下，學者們隨着新的考古發現與測年數據的不斷推出而校正甚或改變觀點，展開新的討論。其參與人數和發表學説之多，歷時日之長，討論之熱烈，都遠超其他學術課題，構成了20世紀下半葉直至今日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景觀。

自1999年秋季開始，二里頭遺址新一輪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與重心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就是將探索二里頭遺址的聚落形態作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務。與此同時，通過細緻的工作，為年代學、經濟與生業形態、成分分析及工藝技術、地貌環境與空間分析等提供可靠樣品與精確信息，積極深化多學科合作研究。注重聚落形態探索和多學科合作研究，構成了世紀之交以來二里頭遺址田野考古工作與綜合研究的兩大特色。

在這一學術理念指導下，二里頭遺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穫，集中體現在，基本廓清了二里頭都邑的空間佈局及其演變過程，確認了都邑中心區和一般居住活動區的功能分區；在中心區發現了成組的早期多進院落宮室建築、井字形主幹道網、車轍、晚期宮城及兩組中軸線佈局的宮室建築羣、大型圍垣作坊區和綠松石器作坊、與祭祀有關的巨型坑和貴族墓葬等重要遺蹟和珍貴遺物。進而，圍繞二里頭文化的聚落形態、技術經濟、生計貿易、人地關係、社會結構乃至宏觀文明進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田野工作理念及重心的轉變、綜合研究中呈現出的新態勢及考古報告編寫模式的變化，都表明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正是中國考古學從物質文化史研究為主的階段向社會考古學為主幹的新階段轉型的一個縮影。在以聚落考古理念為基礎的二里頭文化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提下，將更多的精力轉向以全面復原古代社會為主要目標的社會考古學探索，無疑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學界出現的新的學術取向和研究思路。

隨着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開展，關於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的研究也方興未艾。作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關鍵性遺址和考古學文化，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成為相關學術討論的焦點，由此引發的理論方法論探討，顯現出考古學人的科學自覺。作為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遺址，二里頭將在新時期面向世界的社會考古洪流中，彰顯新的輝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