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頓·洛德：美啓動對華接觸是雙贏戰略

作為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建立聯繫的實際參與者之一，我當時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是基辛格先生的特別助理。在1972年毛澤東主席與尼克松總統的會見中，我是美方三名成員之一(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參加會見)。

美國要擺脱困難局面

正因為親歷了那個年代，我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美國一個成功的大戰略時期。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時，他們在國內外都面臨着非常困難的局面。擺脱這些並在海外建立成功的外交政策，這需要一個宏偉的戰略。美國當時與蘇聯的關係很緊張，與中國沒有建立外交聯繫。同時，我們在越南陷入了一場非常漫長的戰爭。

隨着反戰情緒愈發高漲，美國國內爆發了騷亂、暗殺和抗議等一系列事件。為了證明美國的外交仍舊能夠發揮影響力，尼克松和基辛格策劃了與中國建立外交聯繫的戰略。如此一來，這個宏偉的戰略將改善與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從而給從這些國家獲得援助的越南北方政權施加壓力，迫使其認真進行有關和平解決方案的談判。

這個戰略非常有效。我們與中國開啓了富有成果的關係，並立即改善了與蘇聯的關係。當時，中美關係比中蘇關係更好。幾年後，美國與越南北方政權達成了和平解決方案。這表明美國外交沒有受戰爭和其他問題的困擾，我們仍舊活躍於國際舞台上，這也大大提高了美國人民的士氣。他們看到，儘管我們從東南亞的一個小地方進行了有爭議的撤出，但我們與一個巨大的國家建立了聯繫。

接觸中國前心裏沒底

如果美國沒有首先接觸中國，我們當時並不確定中國是否會主動聯繫美國尋求和解。畢竟，中美兩國在朝鮮戰爭中曾經交戰，而且已經有22年沒有相互聯繫。但是當我們看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時，尤其是在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發生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可能有興趣與我們打交道，以平衡蘇聯的威脅。從當時中國所處的外交環境看，我們認為中國可能對與美國建立聯繫很感興趣，因為這可能讓中國加入聯合國，並隨後有可能擴大與亞洲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有與我們打交道的意願，但是我們也不十分確定，這就是為什麼尼克松於1971年7月派基辛格和我去中國，以確保兩國都有足夠的共同利益來建立這一新關係，確保安排來年的總統訪問。

打開與中國的關係是一個經典的雙贏案例。同美國一樣，中國也達到了其首要目的。中美兩國取得了雙贏的結果。1979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正式建立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我認為卡特總統的這一舉動雖然不像尼克松總統在上世紀70年代初訪問中國時那樣有開創性，但仍需相當大的領導才能和勇氣才使這一關係正式化。因為，這在當時意味着要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之前美國與台灣有很多年盟友關係)，轉而和北京建立關係。 美國當時仍有不少人反對這一舉動，國會還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但總體而言，與中國建交在美國受到了積極歡迎。

制定外交政策需謹慎

當年與中國接觸的整個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這與今天特朗普總統的做法很不相同——他總是用推特討論外交政策。在與中國建立聯繫中特別需要保密，以便讓我們能進行坦率的討論，並確保我們在公開協議之前，就已經達成一定數量的共識。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比我們今天看到的外交政策更加謹慎和富有戰略性。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依靠直覺行事，他經常在不諮詢任何顧問的情況下做出快速決策，而且還經常在沒有仔細謀劃或準備的情況下改變意見。我們需要堅持一種策略：不應該基於總統個人的利益而改變我們的觀點，而應着眼國家的利益。

對於任何政府來説，一個成功的外交政策——不僅針對亞洲，而且針對世界——有三個要素。我們的對外政策尤其如此。

首先，美國國內需要實現團結並能夠高效運轉。左右派之間不能無休止地進行怨氣沖天的爭論，我們需要對未來進行投資，以便在與其他國家競爭時更具競爭力。在致力於先進科學技術、基礎設施、教育和其他領域的相關立法上需要進行合作。這些工作將使美國更具競爭力，也是展示我們民主政治制度的契機。

第二，必須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但是現任政府與我們的朋友和傳統盟友經常發生爭吵，貿易爭端成了家常便飯。如果特朗普總統與我們的盟友進行合作，也許他將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第三，必須通過國際合作和多邊機構來加強我們的領導力。美國需要鼓舞和組建聯盟來解決問題。現任政府破壞了我們進行多邊工作的能力，華盛頓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但該協定在經濟上對美國的商業發展和貿易提升是有利的，同時也會釋放美國在亞洲領導地位的信息。白宮還退出了限制伊朗核計劃的相關協議。最重要的是，華盛頓退出了《巴黎協定》，將氣候問題領導權推給了中國，結束了中美在這個關鍵領域的合作。

必須指出，儘管現在中美兩國關係遇到了一些困難，但在美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和中國美食仍然深受人們的喜愛。(作者是美國前駐中國大使，其新書《基辛格之基辛格》中文版將在明年與讀者見面。本文由卡特中心“中美印象”執行主編張涓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