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來：中日經貿合作新的增長點在哪

“希望明年櫻花綻放之際，迎接習主席訪問日本，把中日關係提升至新的高度”，這是安倍首相在大阪G20會議上再次表達對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期待，這番話也表明中日政治關係已大幅轉暖。與此相應，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在不久前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中也指出，中日應增強夥伴意識，摒棄對手思維。在政治關係回升的背景下，素有“壓艙石”之稱的中日經濟關係更是大有可為，潛力巨大。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日在經濟上就逐步形成了互惠共贏的突出特徵。中日經濟關係經歷了最初以煤炭等“原料換技術”的貿易互惠型，過渡到“以市場換技術”的投資互惠型，再到經濟全球化浪潮後的價值鏈互惠型模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讓兩國政治家達成了戰略互惠的共識。

中日經濟關聯緊密性還體現在兩國是東亞生產網絡的雙核心——一個是生產加工中心，另一個是零部件及生產設備供給中心，均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構成。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東亞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製造中心，其對美國和歐盟出口高達4700億美元。2018年，僅中國一國對美國和歐盟出口額就分別達4784億美元和3996億美元。作為“世界工廠”的供給源，日本對華出口的中間產品佔比將近7成，這也導致日本電產、村田電子等電子部件以及發那科、安川電機等生產設備製造商都形成了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中日均為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國家，任何對現有價值鏈體系的衝擊都將影響兩國利益。

中日經濟關係中的兩大根基——貿易與投資也是推動雙方未來經濟合作的重要力量。僅從規模來看，2018年中日貿易額已達3277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而中國更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國。在投資領域，日本對華投資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的重要構成，中方統計數據2018年為38億美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則為107.5億美元)，累計對華投資餘額更高達1082億美元，位居各國之首。如今，在華經營日本企業數量已超過3.2萬家，該數字是在美國經營日企數量的近四倍。從未來趨勢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中國仍將繼續吸引日本企業目光，“中國機遇”將成為推動日本產業轉型的重要動力，反過來，技術先進、產業領先和經驗豐富的日本，對於中國發展無疑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具體來看，中日經貿合作可以着力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找新的增長點：

第一，第三方市場合作。2018年10月，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中日簽署了包括基礎設施、金融、物流以及信息技術等領域的52項協議，涉及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此舉既體現了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出現逆轉，也反映出日本急於推進和落實基礎設施出口。如果雙方共同努力在第三方市場合作項目上儘快推出樣板工程，形成示範效應，雙方企業在第三方市場合作將成為一個新的熱潮。

第二，服務貿易合作空間非常廣闊，可成中日經濟關係的第三大支柱。迄今為止，服務貿易堪稱中日共同“短板”，相比美英等國上千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中日兩國均為逆差(2017年日本逆差65億美元、中國約2400億美元)。然而，鑑於兩國經濟互補性，拓展服務將有利於雙方利益。如中國遊客入境消費已成日本經濟新增長點，2018年消費規模約180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對華跨境電商也已突破200億美元。此外，日本便利店在加速向中國拓展，如7-11、羅森等在中國大城市如雨後春筍，這種“看不到資本”的投資模式無疑將有利於提升中國服務業效率。

第三，兩國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的相互推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報告的判斷也為日企提供了新的方向，最近一些日企紛紛擴大在華冷鏈物流業務，以應對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對新鮮食品的需求。顯然，類似“中國需求”也將推動日本企業不斷實施產業轉型。

第四，電子貨幣。在電子貨幣方面，日本也對中國青睞有加，在中日推進金融合作、擴大貨幣互換規模的大背景下，日本不僅積極借鑑中國新支付方式的經驗，金融領域的日企巨頭更是積極爭取承接人民幣相關業務。如果未來雙方能在貨幣合作上有大的突破，將會對雙邊貿易有一個很大的推動。

第五，人才交流與合作。作為人才大國，中國在AI、5G等技術領域正在突飛猛進，這恰恰是日本企業所需要補充和強化的。因此，中國深圳等具有代表性的人才聚集地成為日企關注的重點。雙方未來也可以在人才交流與合作的基礎上開展設計合作，發揮彼此優勢，在新興行業共築價值鏈。(作者是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