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絲路文明藴含全球治理經驗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將世界上主要的文化體系歸為四類：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體系、西方文化體系。四者又可合為兩個更大的體系：前三者為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他説，“這些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的新疆。”這番總結揭示了東西兩大文明、四大文化體系都曾在中國西部或新疆周邊的中亞、西亞、南亞等遇合成絲路文明的歷史現實。

事實上，歷史上有三次中外交往高潮，助力形成了以西域文明為核心的絲路文明。第一次是在絲綢之路初闢時的漢代，以中原與狹義西域(今新疆)之間的交往為主;第二次是晉至唐朝時期，以中國與印度、中西亞、東羅馬帝國之間的交往為主;第三次是明代以來，以西方傳教士東來，天主教傳播和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為主要內容。亦即絲綢之路東起中國長安，西到地中海沿岸，將亞、非、歐三大洲亦即整個世界緊密聯繫起來。

因此，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媒介的絲綢之路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東西方經濟交流，更重要的是東西方文明間的聯繫與交流，這使絲路文明的誕生成為歷史的必然。

但絲綢之路之於中國新疆周邊地區又不僅關乎文明聯繫和交流，還關乎“世界心臟地帶”歐亞大陸的“全球治理”問題。

自古以來，中國曆朝統治者深諳“西域安則中原安”的固本鐵律。因為在絲路腹地的西域這一廣大區域內，兩千年來，十多個強大帝國和數十個中小國家既通過商貿往來、文化傳播、文明交匯等方式，也通過人口流動、部族遷徙、民族融合等社會演化進程，還通過戰爭征伐、搶劫侵佔等極端方式相互交往，這使世界文明“匯流的地方”也面臨一系列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挑戰，甚至演化為治理難題。

值得強調的是，絲路文明恰恰是在應對絲路腹地諸多外部挑戰的過程中得以快速成長。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看來，文明生長需要適宜的外部環境。其動力來源於“挑戰激起成功的應戰，應戰又反過來引發新的挑戰。”中華文明的生長是在連續不斷的“挑戰—應戰”中獲得發展動力，外部環境的征服與內部韌勁的強化相隨相伴於初期的生長階段，並在類似絲路這樣的中外文明交往中成長。

因此，身處絲路腹地的中國西部尤其新疆周邊地區，不僅因世界文明“匯流的地方”而成為絲路文明的誕生地，也因絲路難題的集結地帶而成為全球治理的“示範區”，更因高頻次的“挑戰—應對”過程而成為文明成長的加油站。如今，在中國首倡下共建“一帶一路”“絲路天然夥伴”國家，又在絲路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並踐行了互惠包容與合作的絲路精神，在地通、路聯、人相交的背景下尋求共商共建共享。(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