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少年殺人，追責能否用“惡意補年齡”

遼寧大連10歲女孩被家住同一單元樓的13歲男孩蔡某某加害身亡，由於蔡某某未滿14週歲，免予追究刑責，此事再次引發輿論對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劃定及未成年人保護的關注。

我國法律中關於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規定，是1979年刑法典編纂時確立的，距今已有40年。這40年來，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條規定卻沒有改變過。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大眾傳媒和互聯網的普及，未成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樣，“自我意識”過早覺醒，就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而言，如今的14歲少年與40年前的14歲少年已不可同日而語。而調查也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青少年犯罪初始年齡比20世紀70年代提前了2至3歲。新《民法總則》已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由10週歲下調至8週歲。所以，有人建議把刑事責任年齡從14週歲降至12週歲。在一項網上調查中，88%的人贊成這一建議。

但是，調低刑事責任年齡就能解決問題嗎？一些低齡犯罪分子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未滿刑事責任年齡，才有恃無恐。刑事責任年齡調低到12歲，依然會出現11歲的罪犯。關鍵不是年齡，而是行為人是否意識到犯罪行為的危害性。一些國家對於判定低齡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遵循“惡意補足年齡”原則。根據該原則，處於一定年齡段的未成年人被推定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若控方提出相關證據證明，這個未成年人在行為實施時具有惡意，能夠辨別是非、善惡，則對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推定可以被推翻，這名未成年人應當對其實施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4條指出, 刑事責任年齡的確定, 應考慮到情緒和心智成熟的實際情況, 現代的做法是考慮一個兒童是否能達到負刑事責任的精神和心理要求, 即根據孩子本人的辨別和理解能力來決定其是否能對本質上反社會的行為負責。相較於傳統的一刀切的刑事責任年齡標準,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或許能彌補現行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僵化缺陷, 但如何把握證明標準及自由裁量權依然是問題。

在這次大連案件的討論中，很多人批評《未成年人保護法》。其實，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是在《刑法》中。但也不是説《未成年人保護法》就沒有問題，比如它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不足和保護過度現象。前者像校園霸凌、幼兒園保護不周、對弱勢未成年人保護不足，後者主要是指對未成年人犯罪行為過於寬容，收容教養制度不力，導致再犯概率加大。在刑罰體系的銜接上，針對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除了流於形式的收容教養，也沒有能將懲罰和教育相結合的更好的替代刑罰措施，導致未成年人要麼是重罪，要麼是無罪，缺乏中間過渡的教育矯治手段。

未成年人保護，既要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要保護未成年被害人。一方面，不追究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是一種保護，但只有相應的矯正和管教措施都跟得上，這種不追究才不至於成為一種縱容或養虎為患。另一方面，如果受傷害者也是一位未成年人，保護將如何做到更完善，只是進行心理疏導，還是有更好的措施撫平受害人及其家屬的創傷，當施暴者及其監護人無力賠償時，國家是否有相應的補償制度？

在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草案中，針對上述問題增添了相應規定，對社會現實問題給出了回應。希望法律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可以執法有據、行之有效。(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