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時學：莫讓“看不見的手”變拳頭

如果説美國的“9·11”影響了美國的反恐戰略，那麼智利的“9·11”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個南美洲國家的發展道路。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發動政變，推翻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阿連德政府。他大膽啓用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海歸派”(即“芝加哥弟子”)，擔任各個經濟部門的要職，在智利實施了以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體制市場化為核心的“四化”改革。這一改革的程度之深、範圍之廣、影響之大，在整個拉美大陸都是前所未有的。無怪乎智利前財政部長福克斯萊認為，智利發生了“經濟政變”。

這場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智利經濟的活力，從而使其獲得了與東亞“四小龍”齊名的“美洲豹”這一響噹噹的美譽。上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紛紛仿效智利，爭先恐後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在評價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的“四化”改革時，應該承認，拉美經濟改革總的説來是成功的，但以下三個副作用也顯而易見。

一是國家在社會發展領域的角色嚴重缺失。例如，為了強化市場的功能和減少政府的干預，同時也是為了壓縮政府的財政開支，政府取消了那些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事業的價格補貼，文教衞生領域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公共投資未見大幅度提高。

二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更為嚴重。誠然，收入分配不公不應是經濟改革的必然後果，但國有企業私有化等改革措施，委實為財富集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眾所周知，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之所以成為墨西哥的首富(曾經是世界首富)，就因為他從國有企業私有化中獲利匪淺。

三是原來的政府壟斷被私人資本壟斷取而代之。在私有化以前，拉美的基礎設施部門都是國有企業控制。由於投資不足，加之管理不善，國有企業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例如，安裝一部電話需要排隊等候數月或一年以上，斷水和斷電現象司空見慣。私有化後，這種現象不復存在，但是私人企業利用其壟斷權，大幅度提高電費、水費和電話費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服務費，從而加重了民眾(尤其是低收入階層)的生活負擔。

近段時間智利發生的騷亂以及日前阿根廷大選的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眾對上述三個弊端的不滿。

盧拉擔任總統時的巴西充分説明，在社會發展領域，政府不僅應該發揮其積極作用，而且是能夠發揮其積極作用的。例如，巴西窮人為數不少，於是盧拉政府制訂了“零飢餓計劃”。該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政府為窮人提供免費的或廉價的食品。雖然由於受政府財政困難的影響，這一計劃尚未達到盧拉所説的“讓每個巴西人一日三餐”的目標，但確實有大量窮人擺脱了飢餓。除“零飢餓計劃”外，巴西還實施了“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項目”。根據這一計劃，貧困家庭每月可獲得一定量的現金補貼，條件是必須送子女上學，並定期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一方面，政府的補貼可使貧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讓子女受教育和擁有健康的身體，有利於提高巴西的人力資源質量。

我們不能因智利爆發騷亂而全盤否定拉美國家實施經濟改革的必要性。但是，這一現實充分説明，面對經濟改革產生的社會成本，政府在社會發展領域的干預不是越少越好，而是不可或缺。否則，對於社會的弱勢羣體來説，“看不見的手”會成為“看不見的拳頭”。(作者是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