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中日關係離全面改善還有多遠

自2018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東京再度舉行以來，在中國政府和社會積極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推動下，兩國關係出現一些實實在在的回暖和發展態勢。中日雙方已原則商定習近平主席明年春天應邀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這將在近10年停滯之後再度實現中日首腦互訪;中日執政黨之間高層交流也已經恢復。但是，因2012年釣魚島領土爭議加劇而一度惡化的中日關係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中日關係雖已走出低谷，但要全面改善，還需假以時日。

歷史正在召喚“新型中日關係”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正在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碎片化”、貿易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的重新抬頭，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面臨“斷裂”風險，工業革命4.0在世界範圍內面臨的不確定性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和環境面臨的惡化趨勢等，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這一波新的“大變局”中，中日兩國不僅無法置身事外，而且中日作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能否加強合作、共擔責任，將對未來兩國人民的福祉、兩國在全球權力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帶來實質性的重大影響。現在，歷史已經把中日兩國推到了需要為未來的世界發展、繁榮與和平深度攜手合作的關鍵時刻。

從兩國關係的角度來看，儘管歷史問題、領土爭議、價值之爭都還遠遠沒有結束，但中日經濟和社會關係已經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力。截止到2018年，中日兩國雙邊貿易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人員往來每年達1200萬人次，每週直飛航班超過1000班，結交友好城市超過250對。中日兩國逐漸成為中高端製造業和科技創新價值鏈保持活力和生機不可或缺的夥伴。正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10月26日在“北京-東京論壇”開幕演講中所指出的，“中日兩國的利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而深入融合，中日兩國的發展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直接而緊密相聯。”

特朗普政府單方面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已開始明顯地拖累了日本經濟。日本財務省10月21日發佈的上半年(4-9月)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上半年逆差上升到848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53億元)，連續兩個半年(2018年10月-2019年3月、2019年4-9月兩個半財年)出現逆差，因中美經貿摩擦而導致的日本對華出口低迷是重要因素。對傳統的貿易大國日本來説，進出口明顯滑坡是安倍政府難以承受的。中日關係今天已經實質性地進入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境地。

日本的“中國戰略”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兩面性

從2019年以來，中日關係持續升温，反映了安倍政府面對當前國際體系的重大調整，不願意把“寶”都“押”在美國和西方身上的戰略警覺。與此同時，東京不願意在經貿領域跟着美國亦步亦趨，繼續鼓勵日本企業加大對華投資，反對和中國經濟“脱鈎”，也體現了安倍政府和日本朝野精英的戰略慎重。但中日關係中的結構性限制因素依然頑固，日本政府在國家安全和地緣戰略等諸多問題上對華排斥仍在延續。

應該注意到，日本是與澳大利亞一起，最早宣佈拒絕和華為在5G項目上合作的美國盟友。今年9月份，日本防衞省發佈的2019版《防衞白皮書》，明確把中國定義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此外，日本主流民意存在的普遍性對華消極看法也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日本民間組織“言論NPO”10月24日在北京發佈的民調結果顯示，就中日關係回答“糟糕”的日本人佔比44.8%，較2018年上升5.8個百分點。對中國印象回答“糟糕”的日本人雖然下降1.6個百分點，但依然高達84.7%。本來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文化上相互影響甚至反哺的歷史超過千年，但在兩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價值認同和地緣政治秩序選擇等問題上，今天呈現的差異和對立依然是很深刻的。

今天，我們正在面對的日本，是一個完全“雙面”的日本，即，在國家安全與地緣戰略選擇上“背中國而行”的日本和經貿與社會交往上“向中國而行”的日本。雖然安倍政府近年來也在嘗試做一些調整，例如降低在釣魚島爭議上的“反華嗓門”，將美日等國協商一致的“印太戰略”從日本的視角出發調整為“印太倡議”;但面對中國時，這種“雙面日本”的選擇也讓一些日本朝野精英態度分化。比如，今年10月份，30多位日本國會議員跑去台灣參加蔡英文當局舉辦的“雙十”慶典，日本加大海軍在南海巡弋和軍事演習的力度，對於中國艦機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認的國際水道宮古海峽等執行正常演練活動的過度反應等，都是“雙面日本”選擇的真實反映。

改善中日關係：既要靠行動，更要靠時間

即便如此，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仍然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和增加彼此的適應度。

首先，對於中日關係中存在的各種結構性的差異和爭議，我們不需要回避，這反而是中日關係改善需要直接面對和採取行動的目標。冷戰結束後，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疑慮由來已久，信心的培養和觀念的改變需要假以時日。我們堅信中國和平崛起的道路選擇和中國推進地區與世界繁榮和平的責任擔當，幫助日本政府和社會重建對一個崛起中國的信任和信心，是我們不可迴避的戰略責任。

其次，中日之間存在的利益和安全競爭局面不能低估，但中日關係同樣可以形成“既競爭、又合作”，既“相互防範”、但又需要“相互提攜”的關係格局。承認中日關係是“最複雜”和“最敏感”的大國關係之一，減少以往處處以“挑問題的眼光”來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的心態，給予彼此應有的尊重和理解，應該是我們需要重新建立起的“對日心態”。

最後，在改善中日關係上，北京和東京雙方都需要樹立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中日關係雖然受日美關係的牽制和影響很大，但只要我們處置得當，中日關係就不會永遠被日美關係“牽着走”。在今天的“大變局”面前，安倍政府如果真的期待提升日本在亞洲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中國，不斷培植對華戰略信心，同樣也是東京需要邁出的步伐。即便是釣魚島主權爭議，中日兩國也完全可以坐下來，“談起來、談下去”。

未來的中日關係，急不得，但卻要有新作為!(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