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德國外交亟需面向未來找準定位

到訪上海幾乎是德國政府代表和政治領導人訪華時的標配內容。他們中一些人對這座城市感到讚歎和驚訝，因為它的發展速度和現代化程度與德國媒體呈現的景象有很大不同。客人的驚訝反倒讓我吃驚：中國是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對這樣的夥伴，德國應該很瞭解，特別是精英們。但事實是，一位曾在民主德國生活過的德國政治家在上海一所大學演講時，竟把中國和民主德國相提並論，雖然他的初衷是善意的，是為説明如何更好地治理國家，但只要想想現在中國人在出入境、經商等各領域享有的自由，想想這個國家為人們充分發揮自身才智提供的廣泛機遇，還有其被國際遊客廣為讚歎的多彩生活，就能明白這樣的類比多麼違背常識。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基於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對自身利益的權衡。但以上事例恰恰表明，德國外交決策者們對外界的感受有些失真。

在多個方向上面臨挑戰

過去兩年多來，德國外交決策者頻繁到訪華盛頓，試圖勸説美國認清大西洋兩岸同屬一個價值共同體的事實，期待美國繼續領導德國等盟友對付這個“價值共同體”的對手和敵人。可惜時代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美德或美歐關係早已轉變，如今的美國首要關注的是自己。美國的政治色譜裏只有“美國色”和“非美國色”，德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屬於“非美國色”，不同的只是色調上的深淺。當前美國政府的做法迫使歐洲和德國認清和修正自己在對美關係上的認知誤差，於是我們聽到了“歐洲人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高聲呼喊。只是，歐洲在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嚴重依賴美國，掌握自己的命運行比言難。

另一個方向上的俄羅斯，對德國具有地緣政治和戰略上的重要意義，但德國對俄政策的旗幟上幾乎只有一個詞：制裁。事實上，德國在能源供應方面非常依賴俄羅斯。冷戰結束後，科爾總理主政的德國堅定不移地改善對俄關係，努力把當時仍然脆弱的俄羅斯拉入歐洲和跨大西洋共同體。其後的施羅德總理和普京建立起“哥們關係”，兩國在各層面合作密切。但再以後，尤其克里米亞危機以來，德國有關對俄政策的辯論基本就只剩下“制裁”或“不制裁”兩個選項了，儘管對俄關係如此重要，亟需多元思路和選項。

即便是在歐盟內部，德法兩國的“發動機”角色如今也常運行失靈。德國一位學界人士形象地表達了她的沮喪：“馬克龍每天有十個新主意，但德國就是不回應。”人們普遍期望德國在歐洲一體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這需要德國面向未來，不能只忙於應付眼前事務，更不能糾結於過去。德國應該向布魯塞爾輸送基於整個歐洲視角的思想和倡議，而非僅僅從自身利益出發提出德國方案。這是一個巨大挑戰，但柏林必須面對。

對華競爭壓力應成發展動力

當然，歐洲視角包含全球維度，凸顯多元。中德關係也是如此。兩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民間社會的密切交流讓中德關係成果豐碩。但這種關係越豐富、越多維就越複雜，雙邊關係經受風浪和考驗的能力還需加強。不少中國公眾感覺德國媒體的涉華報道過於負面，有時甚至嚴重脱離實際，試圖以此歪曲中國形象。另外也經常有人告訴我，“中國恐懼症”正在歐洲遊蕩。一些歐洲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下一步就是稱霸世界。更有甚者提出，中國是歐洲的制度性對手。

歐洲當然得走自己的路，但這並不意味着歐洲的路是唯一的路。否則，歐洲宣揚的多邊主義又怎能令人誠服？歐洲的古老智慧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各國發展路徑是多樣的。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很自然的事，況且實踐已經證明這是正確之路，中國人民的福祉整體上在不斷提升。

正因如此，中國和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應該共同捍衞多邊主義。中德建立了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這首先體現在兩國政治互信上，兩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人近年來互訪頻繁。

在美國四處挑動貿易摩擦、嚴重損害全球經濟和自由貿易體系的情況下，中國給出的回應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我最近調研的在華德資企業均證實，儘管中國市場比以前複雜了，但它們的利潤仍比在其他國家豐厚。截至2018年，中國連續三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德國則是中國在歐洲最大貿易伙伴。

在遠離政治衝突話題的民間交往和社會關係上，中德兩國相互欣賞和吸引。目前，有3.7萬名中國學生在德留學，上千名中國學者在德研究，雙方簽訂了1300多個高校間合作協議。對德國學生而言，中國是歐美之外最大的留學目的國。青年人的選擇是基於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被視為雙邊關係的晴雨表。

世界處於深刻變化之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正在破壞世界秩序。中德兩國應攜手捍衞多邊主義。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導致中德之間的競爭壓力有所上升。但競爭不是令人恐懼的原因，而應成為促進共同發展的動力。

需有更多哲學視角

這屆美國政府執政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外交政策加速“去多邊化”和“自我中心化”。世界變得更加動盪，不確定性增加。德國在不少危急時刻扮演了“消防員”角色，但這樣的外交難以為繼。德國外交應從日常應急事務中抽身，花時間思考根本性問題，謀劃面向未來的方案。德國素以哲學家和思想家輩出聞名世界，現在的德國外交恰恰需要哲學，否則德國將無法繼續在歐盟發揮領導作用，也很難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

前些年出現的“以文強歐”理念是歐洲對國際政治思想的貢獻，但如今卻差不多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和安全政策軍事化的傾向，而且這一傾向已經成為歐洲及德國政治辯論的中心議題。但讓歐洲在世界範圍內獲得尊重和榮譽的，顯然不是軍事的歐洲，而是民事的歐洲、文化的歐洲和社會的歐洲。德國外交需要膽識，賦予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以適合當今這個時代的思想空間。試圖用更多武器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來創造更多安全與和平，可能會適得其反。

如何在劇烈變動的世界格局中找準自身定位，跨大西洋的、歐洲的還是全球的，這是德國外交尚未清晰回答的問題。向西看，昔日“朋友”美國不再是原來那個美國;往東看，令德國畏懼的“敵人”蘇聯已變成俄羅斯;向前看，與中國這個最重要經貿合作伙伴的競爭壓力也在增加;往中東歐方向看，歷史遺留下的陰影還有待照亮。加上身邊又是需要全面協調的法國，德國必須在世界秩序動盪、外交利己主義加速發展的時候找到自己的道路。這並非易事。戰後秩序會繼續發展，德國外交需以新的哲學和思想參與其中，為世界的安全、穩定和發展做出貢獻。(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本文德文版10月29日發表在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誌上，題目是《德國外交需要新視角》，中文版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毛小紅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