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歐美日經濟都有一個硬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曾總結説，指導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理論在體系構建上存在明顯硬傷，主要是它的方法“幾乎是湊出來的，工具性太重”。宏觀經濟學的這些硬傷，過去幾年明顯遭受了巨大挑戰。基於既有宏觀經濟理論大廈做出的一些論斷，經常出現把脈不準的尷尬情況。

宏觀經濟學上有個“菲利普斯曲線”理論。1958年，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在總結英國宏觀經濟數據時發現，宏觀管理上存在一個兩難問題：通貨膨脹和就業的理想目標不能同時達到。藉助寬鬆的貨幣政策或相應政策組合，可使失業率下降、實現經濟形勢上行的目標，但通貨膨脹往往也起來了。菲利普斯據此畫出一條曲線，用以診斷經濟的區間及可能出現的拐點。

但在過去10年的美國，“菲利普斯曲線”關於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經濟增長關係的“蹺蹺板現象”好像消失了。美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努力實現復甦，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濟仍在低位運行，多數年份增速處在1.5%—2.5%之間，但美國的就業卻一直向好。事實還不止於此。在與美國經濟構成並不一樣、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和經濟增長模式差異相當大的一些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也出現了這種悖逆成熟宏觀經濟理論的現象。

這是為什麼呢？筆者認為，背後一個共同因素就是過去40年間，替代人工腦力勞動的電腦和互聯網經濟，尤其數字技術、多維數字終端以及互聯網共享技術，讓美國經濟、事實上也讓世界諸多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改變。一個普遍趨勢是，過去大車間流水線和模塊化的製造經濟，向數字技術支持下的智能智慧經濟新業態、新模式過渡，區別只是有的國家成分多些有些少些而已。在新技術條件下，第一、二、三產業對應的勞動就業彈性遠遠高於過去。

以“菲利普斯曲線”為代表的一些宏觀經濟理論失靈，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世界各國的宏觀政策調整也出現了連帶效應，即沒能及時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觀察一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過去幾十年來宏觀調節政策以及貨幣工具的配套跟進，或能收穫一些有意義的啓發。

第一個例子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出現的所謂“失去的20年”。總結起來，原因大體包括：日本當時的產業戰略出現失誤，錯過數字技術時代的機遇;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嚴重，內需不足;日本的營商環境和政策輸給其他一些更加“重商”的經濟體等。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日本經濟戰略和資源構成的事，但事實上，日本央行在經濟處在長期下行甚至蕭條期間，仍然墨守已被證明失效的貨幣財政政策組合，尤其接受了19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教條，放棄帶有某種政府公共品組合性質的凱恩斯主義。尤其在“失去的20年”後期，宏觀管理政策放任，貨幣政策脱離財政政策，導致日本接連錯失經濟增長的機遇。直到最近幾年安倍“三支箭”射出，公共投入力度明顯加強，才顯現走出低谷的跡象。

第二個例子是歐洲在新世紀初期出現長達15年的經濟下行期。有些人説這是因為歐洲的貨幣政策雖然統一了，但財政政策無法和貨幣政策配套進而形成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組合;也有人説是高福利的“歐豬四國”寅吃卯糧，債務過高、儲蓄率低、投資增長乏力，拖了歐盟後腿;還有人以創新乏力等因素解釋歐盟經濟增長緩慢。表面上看，這些都是歐洲自己的問題，但實際上，至少在救助“歐豬四國”的貨幣政策層面，歐盟和日本犯的是同一個毛病。不改變新自由主義偏向的放任管理，把防止通貨膨脹和促進要素流通、充分就業兩個任務共擔起來，歐洲很有可能會走上日本“失落”的老路。

第三個例子是一直追求強勁復甦而不得的美國。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週期時長大概是5.2年左右，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讓其低迷時間更長，強勁復甦不會很快到來。事實確是如此，美國經濟不斷反覆，從奧巴馬時期到特朗普政府，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者們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好學生。如果當下數字技術支持下的經濟現實在與過於謹慎的經濟刺激政策拔河時處於劣勢，美國經濟可能會有更長時間的低增長甚至出現停滯。

過去40年間，世界各國宏觀經濟管理團隊都不同程度受到上世紀80年代後逐漸成熟起來的新主流經濟學和貨幣政策思想影響，當宏觀經濟結構已因技術條件變化而發生巨大結構性變化、亟需新的理論和政策加以引導時，決策者們往往因理論落後於實踐而習慣性地沿襲老的政策組合，結果釀成苦果。日本失去20年，歐洲失去15年，美國失去8年，都或多或少與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缺乏創新有關。從這個層面講，既有的一些可謂成熟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真的遇到坎了。

歐美日的經驗教訓也是我們的前鑑。我們需要根據世界經濟大勢，結合中國經濟實際，研究新的宏觀經濟理論，以適用於新的經濟結構和現實。今日中國的宏觀經濟研究者和決策者，應該學習1978年或1993年時候的改革先驅，大膽推出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財政貨幣理論和政策，幫助解決當前經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讓經濟向着更健康的方向發展。(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