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歷史關口再思中美關係
過去兩年，中美關係發生了太多的重大變化。建交四十年之後，中美關係正經過一個歷史的峽谷，前方將是一大片未知的水域。坊間關於中美關係和美國的種種“信息轟炸”已讓人產生審“美”疲勞，但由於我們身處這樣的關口，學界仍有責任超越表面的紛擾，去思考一些中美關係中的重大問題。
從研究來説，提出一個好的問題，跟回答問題幾乎同等重要。今天我想圍繞困擾我的九個問題來展開。我對這些問題並沒有確定的答案，提出問題的目的是希望推動學界的思考與討論，並就教於在場與不在場的各位先進。
一、中美關係可能超越國內體制和戰略差異嗎？
我們説到中美關係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經常説雙邊關係應該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作為一個願望，這當然是好的，也是應當追求的目標。不過過去兩年來，至少就中美關係而言，兩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難以擺脱兩國國內差異的消極影響。
回看歷史， 40年前中美得以建交，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談判之所以能夠加速並取得突破，實際上主要是中方推動的結果。為了讓中美在1979年1月初美國新國會到位之前完成建交，中國領導人在對台軍售等問題上還做出了不小的讓步。
這一關係很清晰地體現在“兩個40年”的時間重疊上。《中美建交公報》是兩國在1978年12月16日公佈的。兩天之後的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開到12月25日閉幕。整整一週之後，中美正式建交。也就是説，中美建交與三中全會這兩件歷史性的大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很難説是一種巧合。三中全會決定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1978年鄧小平同志接見外賓時的多次談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國領導人有意識地要通過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係來助力中國的現代化。
1972年中美關係能破冰，主要是結構性因素，也就是平衡蘇聯的戰略需要;但是到1978年中美能建交，除了原有的結構性因素之外，又疊加了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這一動因。中美建交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美國也發現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除了能平衡蘇聯之外，也是美國在全球擴展所謂“自由國際主義戰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建交之後，兩國內部都是有強大內在需求去支持和維護中美關係穩定。
一個國家國內的戰略選擇，對於其外交政策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兩個國家發展戰略是總體契合的還是相互衝突的，對雙邊關係有着根本的影響。中美關係過去四十年雖歷經風雨但總體保持穩定，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兩國國內戰略的契合;中美關係今天遇到這麼大的困難，除了中美實力日益接近引起的結構性變化之外，中美兩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乃至社會文化層次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從中國的角度看，近年來中國在政治上加強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成熟完善，對於這些變化，美國接受不了，覺得焦慮、“失望”;從美國的角度來説，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在美國遇到巨大的質疑與挑戰，這一變化不但打破了與中國維持總體合作態勢的必要性，而且使中國成了替罪羊。
此外，最近兩年兩國社會文化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NBA的莫雷事件等都顯示出了兩國的一種文化差異。美國人把個人、權利放在優先的位置，中國人把國家、集體、主權放在非常優先的地位。美國人過去總以為隨着中國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中產階級、新階層與他們的看法更為接近。但是現在至少在涉及領土、主權這類問題上，美國人會看到無論是中國年輕人，還是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私營企業主與他們的觀點差異非常大。
最近兩三年，中美關係似乎越來越無法擺脱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差異的影響。中美兩國面臨着這樣的局面：如果各自堅持現在的國內戰略選擇，中美關係某種程度的惡化大概是無法避免的;反過來説，中美關係如果要想好一點，兩國國內戰略就都要加以調整，增強彼此的兼容性。後面這種可能性應該説很小。可以説，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兩國外交的問題，是國內選擇的問題 。
二、如何表達過去40年中美彼此的戰略？
現在大家都基本都同意，中美關係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空框架。我想我們不能在已經要告別中美關係舊框架的時候，還未能準確表述過去那個框架——如果我們説不清我們的來處，又如何能夠説清我們的去處呢？
這裏的問題是：過去的40年，美國對華戰略是什麼？中國的對美戰略又是什麼？
表述美國對華戰略的術語特別多，比如接觸、遏制、制衡、規制、“接觸+遏制”……其中，美國人用的最多的大概是“接觸”。我認為，這一表述是最準確的。不過這個詞的翻譯有比較大的問題，“engagement”更準確的意思我認為包含着“咬合”或者“鎖住”，裏面包含有“拉住”中國這層意思，就兩個齒輪之間的咬合，而不是兩個平面的淺層接觸。美國接觸戰略的核心是，通過與中國交往，把中國拉進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裏，獲取經濟和戰略利益，同時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接觸”指的是美國的一種對華戰略，不能把它簡單地等同於兩國的交往行為。接觸戰略基本上是一個強國對一個相對弱國的戰略，是一個開放國家對一個相對封閉國家的戰略。中美今天當然仍然有很多交往，從貿易到人員往來。但是美國在戰略層次已經放棄了接觸戰略，因為中國的情況已經跟40年前大不相同，不再是一個在體系邊緣等待被“拉進來”的相對弱國，而是一個在國際舞台中心的強國。美國在“塑造中國發展方向”的問題上也基本絕望。所以美國現在當然與中國繼續在交往，但是接觸戰略已經終結了 。
另外，“接觸”從來不是純正面的表述。對中國來説，接觸戰略裏面本身就包含了積極和消極的兩個方面。積極面就是與中國交往帶來的戰略和經濟利益;但是這個戰略裏面也確實包含着對中國比較大的壓力，特別是政治上“和平演變”的壓力。
至於“遏制”，我個人認為用它來描述1972年以後的美國對華戰略是一個錯誤。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不應該再使用錯誤的概念，這會有很大的誤導性。遏制是1949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戰略，這一戰略伴隨1972年中美關係的解凍就結束了。
我們現在有時還在用“遏制”，其實只是為了表達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消極方面。這樣的消極方面當然存在，但是我們不應該用一個錯誤的名詞去命名它。用錯概念最後會造成嚴重的惡果。
遏制與被遏制的對象之間，是沒有交融的全然敵對關係，遏制的一方是要試圖把被遏制的一方隔絕、壓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1972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戰略比“遏制”複雜得多。當中美之間有6000多億美元的貿易，500萬人次的人員來往，在一些戰略問題上還有合作，怎麼會是“遏制”戰略呢？實際上，開放、相互依存條件下的博弈，比遏制與反遏制複雜的多。把美國對華戰略歸結為遏制，其實是低估了我們面臨的挑戰的難度。當然，今天美國對華戰略裏某些局部領域或許可以説是遏制。比如美國現在與中國打“科技冷戰”，確實是在向遏制方面發展。但是用“遏制”來概括整體美國對華戰略是不準確的 。
過去40年中國對美戰略是什麼呢？我們好像沒有特別簡潔地概括過。我仿造“接觸”，把1979年之後的中國對美戰略叫做“融入”。在那段時空裏，中國對美國實行了一個持續的融入、接軌的戰略。我們的想法就是要融入到國際體系裏，由此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但是中國同時還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總之，在過去40年裏，美國把中國要“拉進去”，而中國要自己“融進去”， 中美在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這個問題上存在相當強的戰略契合;但是在最終中國應該變成什麼樣國家這個問題上，中美態度很不一樣。只不過由於中國融入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中國走向這個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了。正是因為這樣一個背景，才有了剛才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中國國內戰略選擇的演進，與美國的長期期待形成了比較大的落差。這是今天中美關係的質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美關係是否仍然終歸要好起來才行？
1989年12月10日，鄧小平同志接見老布什總統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時講了這句話。過去中美關係出現波折，我們都會引用，“中美關係歸根到底還是要好起來才行”。這個表述不僅一直給我們信心，也多次被證明確實是對的。
今天，我們恐怕要問：30年前，小平同志為什麼説這句話？ 30年以後的今天，中美關係是不是仍然歸根到底還要好起來才行？從邏輯上説，中美關係憑什麼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呢？難道就不能壞下去？中美關係的好壞是服務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戰略需要的。從理論上説，如果一個好的中美關係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要好的;一個壞的中美關係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應該要壞的中美關係。
偉人已逝。我自己揣摩，30年前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是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剛剛起步十年，中國需要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如果那時中美徹底變成了對抗關係，可能日後我們的改革開放就不會那麼順利。
那時，美國大概也認為，中美關係歸根結底還要好起來才行。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球開始擴張了。美國戰略界和商界開始從這樣一個背景下理解中美關係。現在回頭看1989年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主要在高層交往、軍事合作等領域，老布什總統特別強調“對華制裁不能影響中美經貿關係。”克林頓政府1993年曾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鈎，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遊説下，1994年就決定脱鈎。所以説，30年前中美很可能都有“中美關係歸根到底還是要好起來才行”的共識。
今天，中美關係還是不是要好起來才行？我已經無法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了。今天的中美兩國的國內發展戰略，對一個合作性的中美關係的需求已經不像30年前那樣強烈。因此，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對於一個比較差的中美關係的忍耐力好像是越來越強了。我這裏談的問題不是一個應然的問題，不是中美關係應不應該好起來，我談的是一個實然問題：今天的時空已變，中美關係缺少了國內戰略的託底，也就失去了“終歸要好起來才行”的道理。畢竟，如同任何一組對外關係，中美關係好也罷壞也罷，都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 。
四、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假設是否已經失效？
這個問題是美國戰略界這幾年一直在問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會直接導向另一個問題，即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不是已經“失敗”了？
我最早看到質疑“接觸”戰略的前提假設的，是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孟捷慕2007年出版的《中國幻想曲》一書。他當時就指出，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基本假定是，只要跟中國接觸，中國就會變;只要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中國政治體制就會跟着變。12年前他就説，這樣一個假定是錯的，美國必須要準備跟一個經濟上越來越強大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打交道。那時候，他的觀點非常“孤獨”。但是12年過去了，不僅美國戰略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站到了孟捷慕一邊，而且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從官方的角度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那麼“接觸”戰略到底是不是完全失敗了呢？中國過去40年變化非常大——政治體制更加民主、更加制度化;經濟上實行了市場經濟;社會層面更加寬鬆、多元;外交上從國際體系的革命者變成國際體系的維護者和改革者。當然，這種變化是中國人民自己創造、選擇和吸收的結果，並不是美國壓力的結果。但客觀上，中美兩國的制度差異是變小了而不是變大了。所以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本身並不是完全失效的，只不過是中國不可能像美國期待的那樣，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變成美國想要的那個模式而已 。
今天美國人全盤否定“接觸”，認為這40年完全失敗，顯然過於簡單化了。美國通過“接觸”，自己獲取了很大的戰略和經濟利益，也間接影響了中國的發展，難道這些不是“接觸”的成果嗎？是不是美國人確實認為，只要中國政治上不改變顏色，“接觸”就算失敗了呢？如果是這樣，那美國人從開頭就盤算錯了。這一點，美國人恐怕需要回答。
五、中國過去對美戰略的前提假設還成立嗎？
那中國對美戰略有沒有前提假設呢？由於我們過去沒有論述過中國對美戰略是什麼，所以很難去討論我們的對美政策是不是也有某種前提假設？我自己覺得，或許我們“和平發展”的前提假設完全也完全適用於對美戰略。。
本世紀初，中國戰略界開始討論“和平崛起”以及“和平發展”。這裏面大概都有一個假設：如果中國跟整個世界、尤其與美國採取一種整體合作性的態度，採取一種融入式的戰略取向，這個世界會允許中國和平發展。或者説，我們所處的國際體系與過去的體系不太一樣，後發國家不需要通過戰爭、殖民等手段，就可以在體系內和平發展起來。過去40年，我們確實經歷了這個過程。中國逐漸發展和崛起了。
大概七八年前，我甚至開始問自己：在和平發展之外，中國有沒有可能“和平超越”呢？ 這個國際體系是不是允許中國有一天比美國的經濟規模要大，軍力要強，科技更發達，甚至在人均水平意義上也超過美國呢？因為至少從經濟規模看，中國超越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當時我給自己的回答是：好像可以。一方面可能美國不會反對，另一方面即便反對可能也做不到。因為世界相互依存，即使美國的一部分人不願意，也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超越。但是今天，看到美國在華為等問題上的做法，聽到納瓦羅、班農等人的説法，我再問自己的時候，我已經沒有過去那個自信了。
這個問題在國內可能多數人已經做出了判斷。從2018年開始，就聽到很多人説，美國對華戰略已經明確了，就是不讓中國超越自己，Keep China Down。我完全同意美國國內的確有一部分人是這樣想的，但這是不是美國政府的共識，是不是美國戰略界的共識，是不是未來美國兩黨都將長期接受的共識？我又沒有那麼確定。
前面講的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經歷了八屆政府，從尼克松到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兩黨、朝野一致。今天美國是不是形成了兩黨朝野一致的Keep China Down對華的假定呢？我個人覺得還沒有。現在美國國內有些人這樣想，但還遠沒有變成兩黨和朝野的共識。與此同時，今天的國際體系是不是並沒有我們之前想象地那麼包容，最終我們還是碰到了國家發展的“玻璃天花板”？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也非常關鍵的判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關係到中國未來整個國家對外戰略的設定，也關係到我們對美戰略的設定。學界應該好好討論這個問題，也就是今天國際體系的性質是什麼，現實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這個體系的性質？
六、“百年未有之變局”和中美變局的關係如何？
國際關係的分析通常會區分國際、國家、國內等不同層次。中美關係的變化是國家層次的現象。前幾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涉及國內層次與國家層次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下層的變化引起了中層的變化。現在我們可以換一個層次，看看中層和上層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説，國際體系的變化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習總書記多次指出，我們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能包含很多側面，其中一個側面就是西方人講的“自由國際秩序”的瓦解。當然，我們更經常使用“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或“現存國際秩序”這樣的表述，其實跟美國人講的“自由國際秩序”大部分是重合的。現在這個秩序正在經歷很大的挑戰。
冷戰結束以後，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快速擴張，西方國家的經濟精英希望通過“擴展”，儘可能多地去獲取經濟利益;政治精英則認為只要把你拉進來，你慢慢就會變，變得更加符合西方眼中的自由主義標準。於是，原本許多按照西方標準不能進入這個秩序的國家都加入進來了。
這時候這個體系就遇到了比較大的問題。這裏，我們借用米爾斯海默對國際秩序的術語——“厚秩序”和“薄秩序”來説明。冷戰後所有國家都進來了，像中國和印度這種“巨無霸”也進來了，原來西方國家自己玩兒的“小而厚”的秩序被撐得“大又薄”。在這個“薄秩序”裏，財富不再沿着國家邊界分配，而是更加明顯地沿着階級分配。有人説，30年前，出生在哪個國家將決定一個孩子未來生活水平;今天，父母是誰將決定一個孩子未來的生活水平。
這種情況當然在西方內部引起了巨大的不滿，導致了“特朗普現象”。或者説，西方國家現在開始要在秩序裏“排異”了，所謂美國“退羣”，實際上是從大而薄、不純粹的秩序上後退，或者是把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國家從這個秩序中排擠出去，最終或許重新走向一個小而厚的秩序。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中美關係的變化不是純粹雙邊層次的變化，而是有着很深刻的國際層次原因。
在中美關係問題上，國際、國家和國內三個層次的邏輯是高度貫通的。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導致了中美關係的變化，也必然會傳到中美兩國國內戰略的選擇;另一方面，兩國國內戰略的取向變化會影響中美關係，進而也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不能把中美關係的變化簡單地歸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或者美國領導人的個性因素上去 。
七、中美“脱鈎”有合理性嗎？
説到中美脱鈎，多數人有兩個判斷：第一是脱鈎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鈎。確實，如果説脱鈎就意味着中美貿易變成零，或者中美人文往來變成零，或者變成冷戰期間美蘇的那個交往水平，那麼脱鈎的確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鈎指的是一個戰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寬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轉，那麼脱鈎不僅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未來可能還會深化。所謂脱鈎，是對掛鈎的逆轉。掛鈎是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結果。接觸戰略受到批判，脱鈎就是難免的。
中美在同一個國際體系裏相互依存，可是又嚴重缺乏戰略互信。鈎得太緊，其實雙方都缺乏安全感。過去中國國力相對較弱，我們對美國的戰略意圖的擔心比較高。美國過去心態比較放鬆，現在由於它相對衰落，所以也開始擔心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意圖了。
當我們的擔憂增多時，我們會把更多地問題當做安全問題，這個就是國際安全理論當中的“安全化”過程。不安全感越高，就越會把比較多的問題列入安全議程。隨後我們就會尋求降低相互依存，比如給交流設置限制條件，減少交流的數量、降低質量，尋求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中國對美國的擔心過去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最近華為等公司被美國打擊後，這種擔心擴展到技術領域。美國對中國的擔心主要在技術領域和經濟領域，現在甚至擴展到意識形態等領域。雖然我個人認為脱鈎很不好，但是脱鈎似乎又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儘管最近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講話中説不謀求與中國脱鈎，但是我認為脱鈎這個方向是確定的，因為中美兩國在緊密掛鈎情況下都比較缺少安全感 。
另外，脱鈎與科技的發展也有關。一般的思維是，技術的發展會便利人們的交流，讓大家掛鈎越來越緊密。然而，很多跡象表明，一些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是沿着文化的邊界進行的。比如現在一箇中國人更可能用微信，一個美國人則更多地使用臉譜、推特;中國人用手機支付，美國人用信用卡;中國人打車用滴滴之類的應用，美國人用uber;中國人喜歡共享單車，以高鐵的發展為驕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佈以及生活方式讓這些技術在他們那裏沒有用武之地。現在很多外國朋友到中國來後抱怨，説現在在中國出差沒有以前方便了，連找個出租車都找不到。你讓他下載個滴滴，他們又沒有銀行卡。這一類問題其實都是一種脱鈎。
八、戰略競爭是描述未來美國對華戰略恰當的詞彙嗎？
2017年12月公佈的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到了戰略競爭，美國未來對華戰略是從“接觸”轉變為“競爭”了嗎？可能這個表述還不夠準確。
競爭這個詞的指向太多樣了，定義不清楚。競爭可以有各種性質的競爭，至少可以分為良性競爭、惡性競爭;有各種領域的競爭;有各種形式的競爭。未來美國對中國要做的戰略競爭是一種什麼樣的性質，在什麼樣的領域，以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展開呢？我覺得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如果説要跟中國競爭，是隻要比中國強、對中國保持代差、保持穩定的優勢就行了，還是要徹底把中國打垮，甚至像班農説的要“政權更迭”？為了與中國競爭，美國準備付出多大的代價？北京語言大學黃靖老師最近提出一個問題，中美的競爭究竟是“高下之爭”、“勝負之爭”還是“生死之爭”？這些我認為都還有待觀察。
所以，競爭這個詞是不夠清晰的。最近一些人在講“competitive coexistence(競爭性共存)”，這個説法又不夠簡潔 。
九、中國未來的對美戰略是什麼？
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對於美國對華戰略的討論是非常多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學界對我們自己對美戰略的研究卻非常少。過去40年中國對美戰略是什麼，到今天沒有很清楚的表述。在中美關係以及美國對華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我們對美戰略應該如何調整？我們怎麼看美國這個國家，是我們的敵人、對手、夥伴、還是亦敵亦友？我們怎麼判斷美國這個國家的性質？包括美國及其領導的國際體系對其它國家發展的包容性？如何判斷美國未來實力地位的走勢？假如中國努力維持比較積極的中美關係，我們能獲得什麼樣的好處？一個不穩定的中美關係對我們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這些我們討論得很不夠。
我們中國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楚的，這就是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非常清楚的，這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從這個初心和使命出發，一個什麼樣的中美關係是我們所需要的？當然同時還要是可以實現的。我們的總目標將如何界定我們的對美戰略戰術？我認為，中國學術界在討論美國對華戰略變化的同時，也應認真討論中國未來對美戰略應該是什麼樣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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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達巍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校長助理。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10月27日在北京民智智庫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作者感謝主辦方的邀請，感謝李永、鍾飛騰、刁大明、李崢、凌勝利、袁幽薇等老師的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