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齊：一個台灣青年的自述

我是一個客家人，出生在台中的一個普通家庭。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正好遇到陳水扁執政上台。當時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陳水扁到了台中市東勢工業高級中學訪問以後，在學校掀起了以講閩南語“愛台灣”作為分類和成羣結黨的現象，數學老師轉用閩南語講課。彼時懵懂的我不隨潮流，帶有抵抗地自學簡體字，在大陸網上學習科學知識，認識了神舟系列的航天設備，也因此被同學扣上了“共匪”“匪諜”等稱呼。

2008年，我第一次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我從澳門拱北口岸到廣州時，看到正在修築的廣州塔。我又到河南省博物館中領略了我們中國歷史浩瀚的內涵，當時有朋友跟我説，你們客家人正是從這裏出發，最後有一些分支血脈到了台灣。首都北京也令我十分驚訝，我們中國人竟然能夠有那麼大的城區，比起來，我在台灣成長的經歷一切都是那麼的微小。

我在大陸看到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欣欣向榮，大家奮力求發展，一切都是為了經濟建設，為了繁榮富強。我對祖國的發展由衷地認同和稱讚。2008年祖國早就已經發展繁榮了，而身邊的台灣青年卻還活在夢裏，活在想象中的自豪和傲嬌裏。

回到台灣後，我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我看到真實的大陸不是台灣宣傳的那樣，而是繁榮富強的開始。於是，我在台南和台中辦起了讀書會，學習中國近代史和社會主義。

當時看到正在向下沉淪的台灣和騰飛的大陸，我決心要認識更多，於是考取了金門大學的大陸研究所，追尋着當年驚鴻一瞥的北京。從一個學自動控制的理工男轉行學習文科，沒有領路人指引我，我只能心向着祖國，緩慢地匍匐前進，摸索着道路。看如今許多台灣青年，大學就能到大陸學習，是多麼的幸福啊。

在金門大學學習期間，我參加了一些政治活動，逐漸認識到台灣的政治制度正是制約台灣發展的障礙。也是從那時候起，在台灣統派還是一片藍旗的情況下，我成了又紅又專、堅定的祖國派。

2013年，我離開台北的政治圈，獨自一個人住到了深圳的城中村。在這一年，我以深圳為中心，斷斷續續地揹包走過紅軍的長征路，中途還到北大參加申請博士考試。我用半年的時間，花了人民幣6000多元，從福建出發走到四川甘孜又走到陝西延安。

走完長征路考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是我思考解決台灣問題的落腳點和再出發點。到北大學習以後，我靜下心來，不只是以台灣政治運動參與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在北京，我認識到了一個廣闊的台灣，而揚棄了短視近利、只有當下眼前政治利益的台灣。

解決台灣問題關鍵在大陸，但在當代我們愛國台胞能做什麼？我尋找到的答案就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在2015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團中央組織的西部計劃支教項目，成為北大支教團的一員，被分配到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去支教。實踐祖國統一的道路上還有不少可愛的台灣同胞，在2015年後王裕慶同學也走上這條認同祖國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我們在北京大學一起組織台灣同胞學習黨史。

從2016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當局使壞的程度變本加厲。取消復旦盧麗安教授的台灣户籍、用調查局強行搜索的方式限制了王炳忠和新黨朋友以及統促黨朋友進出台灣的人身自由，處罰在廈門擔任社區助理的台灣同胞，縱容“台獨”勢力在台灣猖狂活動，台灣“陸委會”直接點名恐嚇在大陸學習願意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台灣青年，用刑法來處罰愛國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反台獨”人士。

我看到的台灣早就是沒有言論自由，更加沒有民主的台灣，所謂的台灣價值就是誰大聲誰有理，披着假民主外衣的民粹霸道橫行，最後的結果是台灣同胞集體被台灣當局控制的媒體裹挾不敢怒不敢言。沉默螺旋下的台灣青年，最終失去表達自己主張、意見的權利。筆者見過很多被“台獨”圍剿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青年，在互聯網上遭受“台獨”網民的各種羞辱式人身攻擊以及人肉曝光搜索。但是，我們更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同胞，不懼台灣當局的恐嚇和打壓，來表達對祖國的認同和熱愛，這顯示了台灣愛國同胞的力量正在復甦和覺醒。

新時代的台灣青年，要勇敢地、堅定地宣傳愛國理念，哪怕台灣當局要用“國安五法”“六法”“七法”對筆者罰款，讓筆者坐牢，筆者都要説清楚，我是出生在台灣的客家人，我是中國人，而台灣是中國的土地，台灣和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作者是台灣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