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新型智庫的“七年之癢”

自2013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首次做出重要批示，當年秋天十八屆三中全會該詞首次寫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文件至今，已是第七個年頭。借用與生活、婚姻中經常提到“七年之癢”的説法，一件事情、一種關係進入到第七年，往往容易出現平淡、倦怠期，不得不經歷重大考驗。有一種説法是，這主要源於人的細胞平均七年會完成一次整體的新陳代謝。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七年之癢”，既有其發展規律所在，也折射了再煥發生機的可能性。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評估近年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現狀，認為智庫建設進入了“下半場”。1但筆者認為，我們應以更長遠眼光、分階段地、綜合性地評估智庫發展進程以及展望未來突破的空間與潛力？換句話説，這七年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展，是基於智庫與政府、社會、國際社會互動而四者並行的，發展水平當然也會受限於政府改革、社會思潮與國際形勢。對中國而言，智庫仍屬於新生事物，評估智庫需要有更全面的視角與持久耐心。

本文認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入第七年之際，面臨着仍無法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力相匹配的思想創新、社會美譽、全球影響與人才孕育等四大“七年之癢”。這些“癢”給智庫從業者以巨大壓力。很顯然，幾年來的“智庫熱”將會出現較長時間的冷卻期。唯有在主體、認識與運營上出現三場“革命”式的智庫變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才可能屹立於全球智庫之林，成長為“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真正助力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

何謂智庫的“七年之癢”

按《漢語大字典》的解釋，“癢”字，既有癰瘡病症之意，也帶有某些難以抑制的強烈願望之意，如癢處、癢酥酥等。[2 ]由此看，所謂智庫的“七年之癢”，是指經過七年左右的建設，智庫已成了中國決策鏈條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以筆者近些年來年均上百次受邀參加相關決策機構的諮詢會經驗看，各方對智庫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高標準與高期待。要滿足各方需求，智庫從業者的挑戰與壓力非常大。

一是日益綜合多元的現實難題決定了決策層需要徵求智庫專業意見。在互聯網2.0時代，中國社會各個組成部分已深度互嵌為一體，任何重大問題的決策都有可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

一個科學決策的過程需要有充分的前期調研、嚴謹的中期論證、全面的後期檢驗，此時，不只是學院派學者，優秀企業家、社會活動人士、領銜行業人士、活躍媒體人士實際上都在扮演廣義上的智庫角色，為政府的決策提供專業意見。從筆者實踐經驗看，越來越多的部委諮詢會都願意邀請方方面面的人士，傾聽不同領域就同一個問題的專業意見，尤其是那些不為人知的角度與案例，只有這樣，政府才能儘可能避免決策偏差與不必要的政策失誤。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是在某個領域的深度探密者。

二是網絡時代紛繁複雜的輿情決定了決策層需要強化與智庫的互動。當下，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重大決策話題能夠逃出網民關注與網絡熱議。8億中國網民，幾乎覆蓋所有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老百姓，人人擁有智能手機，微信朋友圈、微博、公眾號等自媒體工具使得每一個普通民眾都有對決策的評論權甚至是干預力。

中國不能像政治極化、黨爭惡化的美國那樣，對改革對象久拖不決，而是需要有更多方方面面的智庫專家，發揮各自專長，向決策者提供更充分與全面的諮詢建議，以便決策者能夠站在廣大羣眾的公共利益角度，以最大公約數的辦法，推動政策的出台、執行並見效。智庫如何瞭解社會實情，進而向決策層建言;如何直面大眾意見，進而引導社會輿論，變得異常重要。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站在中間位置，充當政府與社會的真誠溝通者。

三是競爭激烈殘酷的大國博弈決定了決策層需要智庫對外溝通，講述中國故事，釋放中國聲音。當今世界正處在前未有過之大變局，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了前所未有的臨近時刻，國際變量與中國的互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頻繁態勢。政府對智庫的要求是，思維不只是要統攬國內國外兩個大局，更要立足於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進行全球對話。

一個頂級的智庫需要有全球組織力、國際話語權、世界人脈庫。3只有站在全球層面上思考與互動，才能為中國參與並引領全球治理，為國家深化改革營造有利的國外環境。此時，智庫學者更應該像一個行走世界的公共外交者。

2013年以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程，直面不斷深化的現實多元性、輿情複雜性、大國博弈性，在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作用。然而，七年左右，各方對一些掩飾不住的強烈願望(“癢”)正朝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迎面撲來。

思想創新之癢。儘管2013年來中國新建了許多官方智庫、高校智庫、企業智庫、媒體智庫，但尚缺少相應的超時代智庫建言思想。到底什麼是“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歷史終結論”30週年，歷史是否在重新開始？在大變局下，中國應當採取怎樣的大戰略？“新時代”到底意味着什麼？當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障礙？需要怎樣的政策改良，才能撬動中國各級機構的改革熱情與執行效率？2020年要完成的“三大攻堅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脱貧與污染防治)，如何才能有效結合統一地完成？

2018年經濟工作會議確定“六穩”，如何才能可持續性地實現？“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幾個戰略佈局之間如何有效協調與統一？有太多的議題需要智庫去解答並提供前瞻性的思考。雖然近年來不少領銜智庫的研究成果頻頻獲得了決策層的頻繁指示與肯定，但從主流看，中國智庫仍是重於闡釋，缺乏足夠多的、對政策突破有推動力的優質思想產品，少有能讓決策者有重大啓發與修正意義的戰略建議，更缺乏經得起歷史沉澱的思想作品問世。我有些擔心，未來史書敍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思想史時，肯定會驚歎我們建立了許多“思想坦克”(think tank)，卻震驚於這個時代的思想貧瘠。

社會美譽之癢。目前中國智庫越來越重視通過媒體在社會發聲，但智庫學者的集體美譽度還有待提升。近年來，不少智庫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網與新媒體公眾號，發佈本智庫的觀點與活動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場外交活動時，媒體會頻繁採訪智庫學者。

個別學者成了“網紅”，擁有大量讀者、聽眾與粉絲。然而，廣大羣眾對智庫的認識仍存在兩大嚴重的誤區，一是神化，認為智庫學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曉地，直通天庭，指點江山，雄論天下;二是矮化，認為智庫學者多是“磚家”，巧舌如簧，忽悠民眾，胡説八道，招搖撞騙。相比之下，外國學者在民眾中的公信力與水平顯得更強，儘管可能實際未必如此。也正因為中國學者的美譽度不足，在諸多重大事件點評時，權威中央媒體往往傾向於能採訪到外國學者。同樣對中國發展的肯定，外國學者更容易被民眾接受;同樣是對中國不足的批判，外國學者更容易受到決策層的重視。由此看，如何建立學者的社會公信力與美譽度，既考驗智庫學者行業本身的能力、遠見與修為，也考驗決策者、社會思潮的文化包容。

全球影響之癢。近年來，中國智庫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辦了大量雙邊二軌智庫對話，也在國內外舉辦了大量帶有宣講與介紹中國意味的國際研討會，但中國智庫仍須提升全球感召力與話語塑造力。筆者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曾是G20杭州峯會的共同牽頭智庫，曾推進多輪中美、中俄、中國巴西、中國伊朗、中國土耳其、中國尼泊爾等智庫對話，還曾調研近百國，每年都會受邀參加包括達沃斯論壇、香格里拉對話、瓦爾代俱爾部等多個頂級國際論壇併發言，深切感受到國際社會存着濃烈的“中國交流飢渴症”，希望聽到中國聲音。

然而，放眼全國，能流利用外文講好中國故事並令對方信服的中國智庫學者並不多，具有全球號召力且讓外界願意聽進去的中國學者更是少之又少，這直接導致在頂級國際論壇上接受發言邀請的中國學者數量相對不足;另一方面，在國內主辦的各種論壇中仍存在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太重、交流互動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導致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並未能得到全面釋放。政府已開始善用智庫向國際發聲，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何進一步推動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讓智庫的全球組織力進一步發揮，是當前新型智庫“全球影響之癢”提質增效的關鍵。如何提升智庫學者自身語言表達與理論闡釋能力，既能解外國想了解中國之渴，又能救國內對外釋放聲音之急，是當前智庫學者“全球影響之癢”轉型升級的重心。尤其是在中美經貿摩擦加劇且極有可能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時，中國智庫勇奪國際話語權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

人才孕育之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這幾年，有數位官方智庫學者或高校主要負責人到政府部門任要職，頗有種“中國旋轉門”的味道，但政府與智庫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如“旋轉門”概念提出者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庫應發揮兩大人才功能，一是作為天資聰穎的政府官員的來源地，二是成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暫時離開政府部門人員的暫居地”，4讓個別官員迴流智庫休養儲備，或讓智庫學者“出世”擔任政府官員，本應是兩者互動的常態。

但在當下中國，所謂“推動黨政機關與智庫之間人才有序流動，推薦智庫專家到黨政部門掛職任職”5制度設計，落實與推進仍是相當困難。在智庫內部，具有一名優秀領導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務精神、規則遵從意識等特質的學者並不多。優秀學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為傲，缺少必要的基層鍛鍊與行政經驗。在政府內部，被派到智庫工作通常被視為是“被貶”或“退居二線”，“學而優則仕”是中國人的升遷傳統，“仕而久則學”卻是短期內難以普及的社會觀念。從這個角度看，智庫“孕才”功能是否能夠發揮，最終還是取決於整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新型智庫是否成規模、制度化地出現中國特色的“旋轉門”，還有待更長的時間觀察與更有效的改革嘗試。在這方面，人事部門的敢為人先，大膽嘗試，顯得很重要。

中國“智庫熱”在降温

拙著《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中充分論述過智庫的四大功能目標：“諮政、啓民、伐謀、孕才”，6 這與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意見》中提出智庫功能與目標是一致的，即“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造就一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德才兼備、富於創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隊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滿活力、監管有力的智庫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諮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唯一有疑問的是，《意見》中的總體目標實現的日期是“到2020年”，這多少令人覺得有些樂觀，或預期過高。

新型智庫的“七年之癢”，實際上折射了智庫建設的不易與曲折。即使在智庫產業較發達的美國，上世紀30年代以及當前特朗普執政期，智庫發展都受到重大的挫折。7當前，“智庫熱”已開始降温，越來越多人(如大學管理者、企業捐贈人、社會輿論)認識到智庫建設應具有的綜合性與長期性，而政府層面也對智庫的作用與定位有了更全面的認知。

換句話説，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了七年，人們已發現，全面深化改革並非易事，智庫建言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於是，改革設立目標與智庫自有能力之間正在達成某種“和解”，即“應然”的理想狀態，回到“實然”的現實狀態，這與婚姻“七年之癢”後許多人會放棄浪漫主義、迴歸生活務實主義有類似之處。

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係，智庫往往很容易在上文所述的真誠溝通者、深度探密者、公共外交者之間選擇一者來當。難在三者兼得。因為三種身份扮演能力的優異程度，尤其是能否恰當把握這三個角色的“時、度、效”，直接決定了智庫對決策層的影響力大小。

所謂“時”，就是指智庫對內建言與對外發聲的恰當時間點。一份好的內參，一定是最及時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決策層不需要;太晚了，許多人早已建言過了。同樣，智庫對社會發聲也是如此，需要在恰當的時機對社會公眾恰當地表達決策者需要的恰當內容。在這方面，智庫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

以2018年中國四大主場外交來説，4月博鰲論壇、6月上海合作組織峯會、9月中非合作論壇、11月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都需要智庫大量的政策建議與輿論引導，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兩個月上報，後者則需要在事件發生前後的一週左右。如果錯過這些最佳時間點，智庫對決策層、對社會的影響力都會大打折扣。

所謂“度”，就是指智庫研究“探密”的深度與廣度。在許多時候，智庫需要一頭紮下去，瞭解到決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質，還要以“腳底板精神”做學問，觸及決策者所不能親歷的事件現場。以“一帶一路”研究為例，該倡議提出六年來，10數以百萬計的研究報告、媒體評論與新聞報道，但多數都是淺嘗則止或泛泛而談，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帶一路”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項目本身的調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國的調研報告，往往會產生最有説服力的決策諮詢效果。

所謂“效”，就是指智庫要有能讓受眾接受的敍述效果。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社會公眾，或者國際友人，都是智庫成果(包括內參、公開評論、國際演講等)的受眾。好的效果是檢驗智庫影響力的唯一指標。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內參;批示被執行，且促使政策執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內參。不是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文章，就算是引導輿論;只有讓公眾內心接受且廣為傳播、並有助於政策推進，才能算是好的輿論引導，否則就是誤導與添亂。

不是能到國外去參加論壇或發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讓國際受眾覺得有道理，增加對中國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國外交。

做到上佳的“時、度、效”是相當困難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樣在國際舞台與美國政界活躍六七十年的資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國際事件都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頂級的智庫學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斷成就優秀智庫學者的家國抱負。

目標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開始。近年來，不少新型智庫都有能力得批示、發評論、搞外宣，於是人們對這些方面便會出現“審美疲勞”與興奮感不足，現有的智庫“存量”便會出現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庫”會現原形、被淘汰或出現低質量發展的跡象，如“會庫”(以愛辦論壇、研討會為樂而掩飾本機構的思想貧瘠)、“私庫”(以“智庫”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庫”(出現低層次的研究重複、學人之間的自娛自樂)等出現。

近年來，我不只一次看到某獵頭公司、諮詢機構在自我宣傳時，都標榜自己是“著名智庫”。同樣，目前一些智庫由於經費壓力，開始商業運營，甚至權力尋租。

這是對“智庫”名稱的盜用、污名，與兩辦文件中明確標明的智庫“服務於黨和政府”、“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和“非營利”等三個較為嚴格和明確的屬性明顯不符。

我還看到一些“研究型藝人”和自稱“大師”的假智庫現象。他們有的裝出高冷和深不可測的樣子，對外半遮半掩地宣稱與某某高層很熟，為其高參云云;有的則以寫暢銷書、媒體曝光、公開演講為主要手段，語不驚人死不休，常以國家危機、某國陰謀等關鍵詞抓人眼球。這些假智庫現象是需要抵制的。8

與將“智庫”視為有利可圖的工具不同，一些優秀學術學者會選擇離開智庫管理崗位，重新迴歸學術與書齋，或離開智庫界從事其他行業。從事智庫行業是一項快節奏的工作，遠不如學術研究更自如;智庫研究的待遇不算高，遠不如商業機構更誘人。

在“假智庫”受鄙視與淘汰，學術學者離開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庫會漸漸脱穎而出。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有大量為國效力、為民請命、出世情懷濃厚的知識分子。他們繼承了具有“學得文武藝，貨予帝王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士大夫傳統情結，很純粹地鑽研於現實與政策的解決方案，遊走在各國論壇與公共平台之上，9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雖然類似的優秀智庫學者不多，但卻凝結了“真”智庫的價值觀精華，也將帶動較長時期的“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智庫優化進程。

中國智庫業呼喚三場新革命

新型智庫“七年之癢”提醒所有智庫從業者、智庫服務對象(決策者、社會公眾)、智庫評介與研究者，需要長時段地思考新型智庫的發展與未來。新型智庫的建設，不是一兩年的事情，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而是與整體的國家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如果説中國崛起是一條具有“持久戰”性質的“新長征路”的話，那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進程也是一條“新長征路”。

我過去曾撰文指出，決策部門應善待、善管、善用智庫，而智庫學者本身的知識儲備、國際視野、外語能力、智商情商等等也急需改善。

這包括(但不限於)決策敏感性，即考驗智庫學者對決策進程的追蹤與感知度;社會調研力，即考驗智庫學者深入社會實踐並得出實踐問題解決方案的研究與洞察力;個人美譽度，即考驗智庫學者長期保持在決策層與社會輿論中的美譽度。對此，基於過去七年的觀察，當下的中國智庫業還需要三場新革命。

主體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選拔更多其他行業的人才進入智庫界工作。目前，中國智庫的從業人員過於依賴從高校學院出來的學術人才，這遠遠滿足不了智庫本應具有的對外傳播、政府關係、公共事務、國際交往等功能。據美國學者塔裏•特洛(Teri Troy)統計，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新建智庫全職人員中學歷標準日益下降。1960年代之前建立的智庫當中，53%僱員擁有博士學位;1960－1980年代建立智庫當中，僅有23%擁有博士學位;而在1980年之後建立的智庫中，只有13%接受過最高學歷教育。

這反映了美國智庫新趨勢，即突出“行動庫”(do tank)與“思想庫”(think tank)的雙重特性。為了更好地突出“行動性”，智庫人才應不拘泥於博士學位的學術人才，也應該重點關注學術界之外的人才引進，如媒體、公司、非政府組織等。11在美國，智庫人才的競爭正在面臨着諮詢公司、律師事務所、遊説團體和新聞媒體的競爭威脅。在中國，這樣人才競爭現象也在發生。哪家智庫能獲得更多各行各業的人才，誰就能獲得更長足的發展。

認識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立足於中國實踐來認識智庫本質。以目前的中國體制特徵，中國智庫不是“第五權”，不可能成為制衡政府的權力端，而是將其務實地設立在整個政策決策鏈“內生環”，安於應有的前期調研、中期設計、後期評估的“本分”位置。中國智庫也不可能是美國智庫界所宣傳的“獨立性”。

事實上，即使在美國，多數學者也認為，智庫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因為它們不能在保持絕對獨立的同時又影響政策”。保持相對獨立(如法律主體的獨立、財政收入的獨立與學術方法的獨立)是有可能的。中國智庫學者也需要在研究方法、論證過程中立求於原創與自主，但在政治立場、生存方式、人事機制、資金來源上很難做到所謂“獨立”。事實上，近年來的美國政治與社會運行充分暴露了，所謂“智庫獨立性”更多的是一種理念狀態，12甚至是“神話”或“謊言”。中國智庫未來發展的政治定位更要時刻警惕美國智庫的“黨派”、“籌款”與意識形態化等政治陷阱。認識到“智庫”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合理位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才有真正的可能。

方法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基於新時代特徵進行機構運營的方法創新。基於對歐美智庫經驗的分析，在運營方法上，中國智庫要進行產業化、專業化與職業化“三重轉型升級”，即將智庫視為一種常態的、聘用制的社會職業;選用專門人才從事智庫內不同的工種;以及將智庫運作進一步流程化、產品化的框架設計。

以美國智庫為例，布魯金斯學學會在市場推廣方面的經費大概佔20%，而傳統基金會在這方面的預算則高達40%，有時甚至超過50%。在研究方法上，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有較大差別，13 中國智庫研究的選題不能只來自於學術文獻，而是來自日常實踐;論述方式不能過於學術晦澀，而是通俗易懂;行文用詞不能過於學術用語，而要講求政策用語;結論綜述不能空泛宏觀，而應講求政策可執行性。在技術運用方法上，中國智庫也要敢於、善於運用網絡、新媒體與大數據、雲等，構建中國特色的數據庫，運用中國思維與實踐特徵，重新建構國際話語中的中國故事。

黨的十九大報告唯一一處提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是在第七部分“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第一點“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內容板塊，其中講道：“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14由此可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與中國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密不可分。智庫在中國對內全面深化改革與對外深度參與探索全球治理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越來越重要。唯有不斷革新，才能在愈漸複雜的背景下走出一條獨特的中國特色智庫創新之路。15

結論

用新型智庫“七年之癢”的説法，並不是否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成績，恰恰相反，是在充分肯定過去七年來取得相當不容易的進展。16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影響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在推進並頗有一些成效，是公認的事實。然而，智庫建設不是一勞永逸的工程，也不是決出你贏我輸的競賽，而是永遠沒有終點的馬拉松跑，將伴隨着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始終。

對於學人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給予了實現報國理想的好時機與好平台;對於政府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拓展了改革與開放的範疇與助力;對於社會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塑造民眾瞭解決策的更多信息與路徑;對於世界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提供了中外互動的平台與渠道。但是，七年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怎麼樣的智庫才有“中國特色”？17怎樣的智庫才夠“新型”？“智庫”的標準有哪些？18這些都有賴於智庫與政府、社會與世界的繼續互動，且經驗仍在積累中。隨着全球化進入到新階段，這種經驗的積累仍有尚需反芻與咀嚼之處。但無論如何，用“七年之癢”式的方式進行階段性評估，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未來的建設肯定不是壞事。(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 ）（本文學術版刊發於《智庫理論與實踐》2019年第5期)

注：

[1]李剛：《創新機制、重心下移、嵌入決策過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下半場”》，載《圖書館論壇》，2019年第3期，第29－34頁。王輝耀、苗綠：《中國智庫建設現狀、問題及建議》，載《情報工程》，2018年第4期，第25－33頁。胡薇：《中國高校智庫的建設與發展研究》，載《重慶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2]《漢語大辭典》，崇文書局，2018年版，1394頁。

[3]王文：《“伐謀”，智庫必須有的對外功能》，載《對外傳播》，2014年第9期。

[4]Richard N. Haass,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Policy-Maker’sPerspective”,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7, no. 3 (November 2002), p. 7.

[5]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央政府門户網站，2015年1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1/20/content_2807126.htm

[6]王文：《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人民出版社，2017年。

[7]詹姆斯•麥甘著，李海東譯：《第五階層：智庫•公共政策•治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250頁。

[8]王文：《抵制假智庫，幫助弱智庫，提攜好智庫》，載《科學與管理》，2017年第4期。

[9]王文：《強國長征路：百國調研歸來看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9年版。

[10]王文：《政府應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庫》，載《對外傳播》2014年第10期。

[11] Teri Troy, “Devaluing the Think Tank”, National Affairs, 2012(10),p.77.

[12]Alejandro Chafuen, “Think Tanks in America: Occupying a Unique Space,”Forbes,April. 10, 2013.

[13]安德魯•裏奇著，潘羽輝譯：《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的政治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第12頁。

[14]詹姆斯•麥甘著，李海東譯：《第五階層：智庫•公共政策•治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5頁。

[15]王海明，《從美國大選回看美國智庫的政治化》，載《國際經濟評論》，2016年第6期。

[16]吳育良：《國外智庫信息服務的分析及啓示》，載《情報雜誌》，2015年第2期，第190頁。

[17] Teri Troy, “Devaluing the Think Tank”, National Affairs, 2012(10),p.77.

[18]王文：《論學術與智庫的異同》，載《智庫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