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反英雄”形象是西方的一杆槍

過去我們在談及好萊塢電影的主流敍事時，常常着眼於那些外表帥氣、能力強大的“超人”形象。然而在好萊塢電影的英雄譜系中，還有另外一種過去被忽視了的文化形象——“反英雄”。從“阿拉伯之春”中佩戴電影《V字仇殺隊》主角蓋伊·福克斯面具的抗議者，到近期香港街頭佩戴電影《小丑》主角“小丑”面具的暴徒，好萊塢電影中“反英雄”類型的意識形態功能，應當引起充分重視。

“反英雄”在美國是傳統“偉光正”英雄的“B面”或“反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從文化上應對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的產物。蓋伊·福克斯出現在虛構的被法西斯主義極端政黨獨裁的英國，小丑則誕生於後“大蕭條”時代經濟崩潰、社會動盪的美國虛構城市哥譚。這兩個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都是美國通俗文藝作品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文藝回應。無論是動漫還是電影，通過“反英雄”人物代替警察等正常國家機器扮演“法外執法”者的角色，為危機中的社會情緒提供了宣泄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已經過了多輪系統性危機，積累了豐富的危機處理經驗，使“反英雄”能起到傳統英雄所不能起到的文化疏導作用。“反英雄”作品和形象也在一輪又一輪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反覆出現，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了週期性的文化心理共振。

蓋伊·福克斯和小丑都被塑造成敢於挑戰傳統，張揚公平正義的“反英雄”，但我們千萬不要高估他們的革命性。蓋伊·福克斯所反抗的法西斯獨裁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痼疾;而小丑則將反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羣眾集會污名化為無政府主義暴力。無論是《V字仇殺隊》還是《小丑》，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都是晦澀且十分有限的。正如同美國通過向全球濫發美元來轉嫁自身經濟危機一樣，好萊塢電影則通過輸出“反英雄”價值觀來達到轉嫁國內社會矛盾的目的。在當下，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反英雄”形象，已經成為美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平心而論，這也是美國國家文化體制機制成熟、老練的表現之一。

對於這類“反英雄”類型電影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社會已是有所準備。《小丑》在好萊塢TCL中國劇院舉行首映禮時，現場採用了嚴密的安保措施。而對於尚不具備應對各類危機豐富經驗的其他國家而言，面對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競爭模式，通過“圍堵”的方式顯然不是根本的應對之道。IP模式本身並沒有原罪，同樣可以為美國之外的國家所用。尤其對於我國而言，在豐富文藝作品中的各類英雄形象、類型同時，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反英雄”也是英雄譜系的一種，只有完善我國文化產業的內部結構，提升文化工業的集成、加工能力，才是應對“反英雄”負面效應挑戰的正確路徑。(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