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以中國之治應對時代之變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可以看出其內核及其邏輯是：以成就經驗彰顯制度優勢，以中國之制支撐中國之治，以中國之治應對時代之變。

把成功經驗“制度化”

以成就和經驗彰顯制度優勢，是《決定》的第一個重要內核。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舉，它既沒有現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沒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有在實踐中“摸着石頭過河”。在這一實踐過程中，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發展速度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同時也摸索出了一些“經驗”。如要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基本路線、組織路線、羣眾路線，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

當今，我們既需要揭示並闡釋這“兩大奇蹟”背後的制度密碼和國家治理密碼，也要把這些經驗加以提升並“制度化”，進而彰顯其“制度優勢”。《決定》共講了13個方面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這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統領，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圍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展開闡述，落腳到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國之治”靠什麼

以中國之制支撐中國之治，是《決定》的第二個重要內核，它與第一個核心內核具有內在邏輯關聯。

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最具鮮明的一個亮點和創新點，就是第一次系統總結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個“顯著優勢”。其實質是進一步通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從而為提升國家治理效能以應對風險挑戰、實現民族復興提供製度支撐。這也是《決定》所講的十三個“堅持和完善”實質之所在。堅持就是鞏固，完善就是發展。

“中國製度”的深層基礎和本質是“中國道路”，“中國製度”的集中表現是“中國治理”，三者構成“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治理”的邏輯理路。《決定》指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

問題在於，制度優勢並不直接等於國家治理效能，這裏有一個“轉化”環節。如何轉化？《決定》從八個方面加以闡釋，其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就是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前提下，特別要注重四點：

一是“堅持改革創新”，具有時代精神;二是“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堅持和完善“三種制度”;三是“着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即發揮制度優勢，補齊治理能力短板(如在社會治理、基層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和自我治理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短板)，打牢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基點;四是“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這“四種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

應對時代之變

以中國之治應對時代之變，是《決定》的第三個核心內核，它與第二個核心內核具有內在邏輯關聯。

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其實質和目的，就是為有效應對“新時代”“大變局”背景下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民族復興提供製度和治理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要破解許多矛盾難題，破除許多障礙阻力，抵禦許多風險挑戰，這意味着我們要“滾石上山、過坎闖關”。為此，我們必須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化制度優勢為國家治理效能，以國家治理效能應對“新時代”“大變局”背景下的各種風險挑戰。

十九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召開的，它作出的《決定》，是一部以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有效應對“新時代”“大變局”背景下各種風險挑戰的綱領性文獻。正如《決定》所講的：“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由上述三點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之治優比西方之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某些國家在發展問題上出現了某種停滯、滑坡，甚至有些國家出現一些“亂象”。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它們既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各方、各種利益互相掣肘、相互爭奪，從而阻礙了其目標的實現，甚至嚴重削弱執政黨的權威和統一領導;又在於它們的制度體制存在問題，形成不了合力、凝聚力和執行力，做不到一張藍圖繪到底;還在於它們的國家治理效能低下。這不僅會製造出許多問題，而且面對許多難題則缺乏責任擔當，難以化解，結果導致積重難返。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就注重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力提升。在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力提升方面，我們黨積累了豐富經驗，具有豐富的治國理政智慧。判定製度和國家治理效能好不好，最為關鍵的是：一看這種制度和國家治理效能能否激發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二看這種制度和國家治理效能能否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三看這種制度和國家治理效能能否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進而實現既定目標。歷史和實踐證明，我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顯著優勢，它是一種“好”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就是為什麼説，“中國之治優比西方之亂”。(作者是中央黨校一級教授，中央黨校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