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記憶

一塊卜骨展品 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20週年，“證古澤今——甲骨文文化展”近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展覽通過近190件甲骨、青銅、玉石、書籍等實物構成的敍事鏈條，共同講述那段甲骨被發現與發掘的驚世過往，重温甲骨文背後的商周文明。

編者按：

3000多年前，商人將一個王朝的記憶埋入地下；120年前，甲骨成學，卻逢家國飄搖。有人將之視為生意，有人將之視為記憶，幾代學人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羅振玉在劉鶚家中初見甲骨實物時的一句話，很能説明今日願為甲骨學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數十載的學者之心境：“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你一定聽過“甲骨文”三個字。有人以此命名公司，有人用來命名書籍，你的手機裏或許還有甲骨文表情包，而我們寫下的每一筆漢字，都與甲骨文有着某種聯繫。

它離我們這麼近，卻又那麼遠。這些由細線條刻劃出的古老文字留存在殘破的龜甲、獸骨上。它們太過艱深，以至於被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時，慕名而來的觀眾大部分只能帶着好奇來，又帶着不解離開。

國博為這場甲骨文文化展取了一個簡短有力的名字——“證古澤今”。正是因為甲骨文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前推了1000多年，商代歷史由此成為信史。

所謂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獸骨上契刻的文字。與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聖書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瑪雅文字不同，甲骨文一直綿延流傳，逐漸演變成今天通行的漢字。甲骨文不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文字，但它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也被視作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

一片甲骨上完整形式的卜辭，包含敍辭、命辭、佔辭、驗辭四部分。敍辭記占卜時間、占卜者和地點；命辭記占卜的具體事情，也是卜辭的核心內容；佔辭是視兆紋判斷事情的吉凶，是占卜的結果；驗辭記錄占卜過後的應驗情況，但多數卜辭只有敍辭和命辭兩部分。

甲骨上顯示的商王朝，在今天看來無疑是“迷信”的。從國家大事，諸如農業、軍事、外交、氣象，到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都要算上一算。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説：“搞了40多年甲骨學研究，每次看到甲骨文都像在與3000多年前的古人對話。”

有一次，宋鎮豪看到一則“內有憂，外有憂”的占卜，也跟着為古人擔心起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征伐。宋鎮豪覺得，這些甲骨文還原着失落的商王朝。它龐大、古老、神秘，卻因這些文字的留存，顯得鮮活起來。王病了，王做了什麼夢，王遭遇車禍，王的妻子生男生女，王對戰爭擔憂，奴隸逃跑了，天象不吉了……這些活生生的細節，都靠着甲骨文才讓後世得以窺見一二。

甲骨文的發現，讓我們有觸摸到中華文化根脈的可能性。而這一切，還要從一位關鍵人物説起。

1899年，晚清內憂外患之際，時任國子監祭酒的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首先鑑定並開始購藏甲骨。不過，那時候它還不叫甲骨文，有人稱之為“契文”“書契”“骨刻文”“龜板文”，也有人從功能上稱之為“卜辭”。直到1921年，史學家陸懋德提出“甲骨文”這一稱呼，這也要在殷墟科學發掘出土甲骨文以後才逐漸被接受。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出版；1904年，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舉例》完成。這兩部標誌着甲骨文走向學術研究的著作裏，“甲骨”還不叫“甲骨”。羅振玉為《鐵雲藏龜》寫的序言裏，稱其為“龜板”。

甲骨文似乎有一種力量，能將人類拉回到自己的幼年時期，一步一個腳印地行走於艱難與懵懂中，就算是飽讀詩書的清末名家也不能例外。他們必須從“認字”開始，專業説法叫“考釋”，即考證古文字的源流並加以解釋。

因為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一些常用字比較容易識別出來，比如日、月、山，但更多甲骨文字直到今天還是待解之謎。目前，已經整理出的甲骨文單字約4500個，其中被釋讀，學界已有共識，能與現在使用漢字相對應的不到三分之一。

識字在當時是第一步，卻還不是最要緊的。王懿榮在八國聯軍攻破京城時悲憤自殺，他的大批甲骨被劉鶚收購。劉鶚正是“清末四大譴責小説”之一《老殘遊記》的作者，字鐵雲，《鐵雲藏龜》正是劉鶚在好友兼親家羅振玉的建議下完成的。甲骨文也因此以拓印出版的方式，第一次從私人書房被推向學界。有人稱之為“甲骨學史上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並不誇張。

有轟動，就必然有質疑。當時的學者對甲骨文的真實性也存在疑慮，會不會是劉鶚、羅振玉為了吸引眼球“炮製”出來的？過去，青銅器、竹簡、玉器等載體上銘刻的文字，學界都見過，但這骨頭上的字，實在是未曾見過，又缺乏考據。

這些懷疑直接指向甲骨文發現的關鍵性問題：出土地點在哪裏。1908年，羅振玉多方訪問，最後得知甲骨文的確切出土地點是河南安陽小屯村。他在《殷虛古器物圖錄》中寫道：“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為洹濱之小屯。”洹水，就是今天河南省北部的安陽河。1910年，他又考證出甲骨文出土地小屯村是“武乙（商朝國王）之墟”。

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甲骨學與殷商史專家王宇信曾在《甲骨學通論》中講到羅振玉考證地點的意義：“其一，減少了甲骨資料的損失，有利於研究工作的開展；其二，擴大了甲骨文的搜求，為甲骨學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其三，擴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為考古學研究積累了資料；其四，確知甲骨出土地為河南安陽小屯村，對確定小屯村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為晚商遺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義；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確定，進一步促進了1928年以後殷墟大規模科學發掘工作，從而為殷商考古學的研究開了先河。”

甲骨學早期研究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王國維，他確證了《史記》對於商王世系記錄的基本可信。1917年，他完成了著錄考釋甲骨文字的《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還完成了著名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論》。

王宇信説，王國維的“二考”標誌着相關研究從“文字時期”進入了“史料時期”，《殷周制度論》標誌着對卜辭作綜合比較研究的開始。在王國維的著述中，可見其對禮制、都邑等文字背後的內容進行探究。也是從那時起，獸骨龜甲上的文字，不再僅僅是“字”那麼簡單，學者的研究視野也不再侷限於文字訓詁。

在那個紛亂的年代，學者對甲骨重金求購，讓盜掘變得更猖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劉一曼説：“120年來，殷墟甲骨已出土約15萬片，其中大多數是1928年前農民私掘出土，科學發掘的有3.5萬餘片。私掘所得的甲骨，出土狀況不明，且多屬小片，大多數文字較少。”同時，大量甲骨流出中國，對我國學術研究造成重大損失。

私掘的問題所在，凸顯了科學考古發掘的優勢。劉一曼説：“考古發掘品，不僅可確知甲骨所出的具體地點、坑位、甲骨埋藏情況及同出的其他遺物等，還避免了鑑真辨偽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研究所剛成立不久，傅斯年便派遣董作賓等人到安陽進行大規模發掘工作，前後經15次發掘，加之從村民、私人處收購，至1937年共獲得甲骨28631版。也是在此時，後來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與同仁達成共識，今後這些考古發掘品不供私藏，應留待公藏。

這是中華文明的幸事。考古出土的甲骨，大塊、完整、文字較多。1929年，小屯出土的4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被稱作“大龜四版”。董作賓據此作《大龜四版考釋》，首創“貞人説”。貞人，即商代負責占卜刻辭的官職名稱。而後，董作賓又發表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的五期分法與十項標準，為後來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了可供遵循的體系。

而1936年6月12日發現的YH127坑，更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那是一個圓形窖穴，位於小屯村北張家七畝地中。在這裏出土的刻辭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就有17088片，完整的刻辭卜甲有300餘版。YH127坑甲骨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是殷商武丁時期埋藏、商王室有意保存的一批占卜檔案。我國甲骨學研究大家之一胡厚宣，根據此項發現並結合此前資料，寫出《甲骨學商史論叢》兩集。他的新見解對甲骨學和商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阻斷了殷墟的系統性科學發掘，直到1950年春才得以重啓，迄今仍在繼續。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7年，甲骨文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鳳瀚認為，甲骨文之所以被國際學術界重視，因為其證實與揭示了中國早期王國——商的存在，利用甲骨文深入研究當時的國家結構、政治體制、軍事組織、生產方式、宗族形態、宗教觀念等，及其與歐亞草原文化的互動關係，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國家模式。

朱鳳瀚説，甲骨文有待於深入研究的問題還有很多，“有不少卜辭，即使文字都認識，也未必能理解”。因此，甲骨學也被稱為“絕學”，長期被視作冷門學科。不過最近，它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11月1日，紀念甲骨文發現12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甲骨文發現以來首次國家層面舉辦的紀念活動。這一個月，從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到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從人民大會堂到教育部，學者們一路奔波。在一次座談會上，宋鎮豪還頗自責地説，這些天他每天給自己定的工作目標都沒完成，活動結束後要儘快回到學術環境裏去。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宋鎮豪的導師胡厚宣歷時20多年，主持整理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現在，學生繼續做着甲骨學的基礎性工作。過去留存的資料是黑白、平面的拓本，如今隨着科技進步，宋鎮豪等學者正將高清照片、摹本與拓本相結合。他還在探索對甲骨的三維建模，使著錄工作從二維轉向全息，讓甲骨藴藏的文字以外的信息也得以著錄。

近年來，學界探索甲骨文的活化利用時，既有甲骨文破譯“一字十萬”懸賞之下的學術成果，也有很多亂解亂用現象。宋鎮豪説：“研究甲骨文，最大難題不是考字。人們常會陷入誤區，好像好多字不認識。其實我們知道這些字在卜辭中是什麼意思，只是沒有今天的字能對應它。”朱鳳瀚説：“考釋文字宜將重點放在未能釋讀的關鍵字詞上，使一個字的獲釋能解決一大片相關問題。”

比如，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對“裒田”之“裒”字的考釋，促進了有關商後期農作性質、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業勞動者身份問題的解決。又如，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通過對一些甲骨文字的考釋，綜合考察了商後期的農業生產、宗族社會以及侯、甸、男等職官的起源。這都是由文字釋讀而解決一系列問題、並推動商史研究的經典範例。

與古老的甲骨文相比，甲骨學還很年輕，並且早已不是單一的對文字的研究。許多甲骨學專家在不同場合都提到，甲骨學需要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歷史文化學、歷史文獻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背景，亟需複合型人才，也需要協同創新。

研究的基礎在於，全國甲骨文“家底”的清查和著錄。宋鎮豪説：“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的搶救性保護，要把甲骨文材料著錄、公佈出來，而不是藏在庫房裏。”

1903年，羅振玉在劉鶚家中初見甲骨實物時的一句話，很能説明今日願為甲骨學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數十載的學者之心境：“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