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記憶


一塊卜骨展品 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20週年,“證古澤今——甲骨文文化展”近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展覽通過近190件甲骨、青銅、玉石、書籍等實物構成的敍事鏈條,共同講述那段甲骨被發現與發掘的驚世過往,重温甲骨文背後的商周文明。
編者按:
3000多年前,商人將一個王朝的記憶埋入地下;120年前,甲骨成學,卻逢家國飄搖。有人將之視為生意,有人將之視為記憶,幾代學人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羅振玉在劉鶚家中初見甲骨實物時的一句話,很能説明今日願為甲骨學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數十載的學者之心境:“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你一定聽過“甲骨文”三個字。有人以此命名公司,有人用來命名書籍,你的手機裏或許還有甲骨文表情包,而我們寫下的每一筆漢字,都與甲骨文有着某種聯繫。
它離我們這麼近,卻又那麼遠。這些由細線條刻劃出的古老文字留存在殘破的龜甲、獸骨上。它們太過艱深,以至於被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時,慕名而來的觀眾大部分只能帶着好奇來,又帶着不解離開。
國博為這場甲骨文文化展取了一個簡短有力的名字——“證古澤今”。正是因為甲骨文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前推了1000多年,商代歷史由此成為信史。
所謂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商朝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獸骨上契刻的文字。與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聖書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中美洲的瑪雅文字不同,甲骨文一直綿延流傳,逐漸演變成今天通行的漢字。甲骨文不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文字,但它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也被視作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
一片甲骨上完整形式的卜辭,包含敍辭、命辭、佔辭、驗辭四部分。敍辭記占卜時間、占卜者和地點;命辭記占卜的具體事情,也是卜辭的核心內容;佔辭是視兆紋判斷事情的吉凶,是占卜的結果;驗辭記錄占卜過後的應驗情況,但多數卜辭只有敍辭和命辭兩部分。
甲骨上顯示的商王朝,在今天看來無疑是“迷信”的。從國家大事,諸如農業、軍事、外交、氣象,到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都要算上一算。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説:“搞了40多年甲骨學研究,每次看到甲骨文都像在與3000多年前的古人對話。”
有一次,宋鎮豪看到一則“內有憂,外有憂”的占卜,也跟着為古人擔心起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征伐。宋鎮豪覺得,這些甲骨文還原着失落的商王朝。它龐大、古老、神秘,卻因這些文字的留存,顯得鮮活起來。王病了,王做了什麼夢,王遭遇車禍,王的妻子生男生女,王對戰爭擔憂,奴隸逃跑了,天象不吉了……這些活生生的細節,都靠着甲骨文才讓後世得以窺見一二。
甲骨文的發現,讓我們有觸摸到中華文化根脈的可能性。而這一切,還要從一位關鍵人物説起。
1899年,晚清內憂外患之際,時任國子監祭酒的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首先鑑定並開始購藏甲骨。不過,那時候它還不叫甲骨文,有人稱之為“契文”“書契”“骨刻文”“龜板文”,也有人從功能上稱之為“卜辭”。直到1921年,史學家陸懋德提出“甲骨文”這一稱呼,這也要在殷墟科學發掘出土甲骨文以後才逐漸被接受。
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出版;1904年,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舉例》完成。這兩部標誌着甲骨文走向學術研究的著作裏,“甲骨”還不叫“甲骨”。羅振玉為《鐵雲藏龜》寫的序言裏,稱其為“龜板”。
甲骨文似乎有一種力量,能將人類拉回到自己的幼年時期,一步一個腳印地行走於艱難與懵懂中,就算是飽讀詩書的清末名家也不能例外。他們必須從“認字”開始,專業説法叫“考釋”,即考證古文字的源流並加以解釋。
因為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一些常用字比較容易識別出來,比如日、月、山,但更多甲骨文字直到今天還是待解之謎。目前,已經整理出的甲骨文單字約4500個,其中被釋讀,學界已有共識,能與現在使用漢字相對應的不到三分之一。
識字在當時是第一步,卻還不是最要緊的。王懿榮在八國聯軍攻破京城時悲憤自殺,他的大批甲骨被劉鶚收購。劉鶚正是“清末四大譴責小説”之一《老殘遊記》的作者,字鐵雲,《鐵雲藏龜》正是劉鶚在好友兼親家羅振玉的建議下完成的。甲骨文也因此以拓印出版的方式,第一次從私人書房被推向學界。有人稱之為“甲骨學史上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並不誇張。
有轟動,就必然有質疑。當時的學者對甲骨文的真實性也存在疑慮,會不會是劉鶚、羅振玉為了吸引眼球“炮製”出來的?過去,青銅器、竹簡、玉器等載體上銘刻的文字,學界都見過,但這骨頭上的字,實在是未曾見過,又缺乏考據。
這些懷疑直接指向甲骨文發現的關鍵性問題:出土地點在哪裏。1908年,羅振玉多方訪問,最後得知甲骨文的確切出土地點是河南安陽小屯村。他在《殷虛古器物圖錄》中寫道:“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為洹濱之小屯。”洹水,就是今天河南省北部的安陽河。1910年,他又考證出甲骨文出土地小屯村是“武乙(商朝國王)之墟”。
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甲骨學與殷商史專家王宇信曾在《甲骨學通論》中講到羅振玉考證地點的意義:“其一,減少了甲骨資料的損失,有利於研究工作的開展;其二,擴大了甲骨文的搜求,為甲骨學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資料;其三,擴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為考古學研究積累了資料;其四,確知甲骨出土地為河南安陽小屯村,對確定小屯村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為晚商遺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義;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確定,進一步促進了1928年以後殷墟大規模科學發掘工作,從而為殷商考古學的研究開了先河。”
甲骨學早期研究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王國維,他確證了《史記》對於商王世系記錄的基本可信。1917年,他完成了著錄考釋甲骨文字的《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還完成了著名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及《殷周制度論》。
王宇信説,王國維的“二考”標誌着相關研究從“文字時期”進入了“史料時期”,《殷周制度論》標誌着對卜辭作綜合比較研究的開始。在王國維的著述中,可見其對禮制、都邑等文字背後的內容進行探究。也是從那時起,獸骨龜甲上的文字,不再僅僅是“字”那麼簡單,學者的研究視野也不再侷限於文字訓詁。
在那個紛亂的年代,學者對甲骨重金求購,讓盜掘變得更猖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劉一曼説:“120年來,殷墟甲骨已出土約15萬片,其中大多數是1928年前農民私掘出土,科學發掘的有3.5萬餘片。私掘所得的甲骨,出土狀況不明,且多屬小片,大多數文字較少。”同時,大量甲骨流出中國,對我國學術研究造成重大損失。
私掘的問題所在,凸顯了科學考古發掘的優勢。劉一曼説:“考古發掘品,不僅可確知甲骨所出的具體地點、坑位、甲骨埋藏情況及同出的其他遺物等,還避免了鑑真辨偽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研究所剛成立不久,傅斯年便派遣董作賓等人到安陽進行大規模發掘工作,前後經15次發掘,加之從村民、私人處收購,至1937年共獲得甲骨28631版。也是在此時,後來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與同仁達成共識,今後這些考古發掘品不供私藏,應留待公藏。
這是中華文明的幸事。考古出土的甲骨,大塊、完整、文字較多。1929年,小屯出土的4版基本完整的有字卜甲,被稱作“大龜四版”。董作賓據此作《大龜四版考釋》,首創“貞人説”。貞人,即商代負責占卜刻辭的官職名稱。而後,董作賓又發表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甲骨文斷代的五期分法與十項標準,為後來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了可供遵循的體系。
而1936年6月12日發現的YH127坑,更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那是一個圓形窖穴,位於小屯村北張家七畝地中。在這裏出土的刻辭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就有17088片,完整的刻辭卜甲有300餘版。YH127坑甲骨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是殷商武丁時期埋藏、商王室有意保存的一批占卜檔案。我國甲骨學研究大家之一胡厚宣,根據此項發現並結合此前資料,寫出《甲骨學商史論叢》兩集。他的新見解對甲骨學和商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阻斷了殷墟的系統性科學發掘,直到1950年春才得以重啓,迄今仍在繼續。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7年,甲骨文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鳳瀚認為,甲骨文之所以被國際學術界重視,因為其證實與揭示了中國早期王國——商的存在,利用甲骨文深入研究當時的國家結構、政治體制、軍事組織、生產方式、宗族形態、宗教觀念等,及其與歐亞草原文化的互動關係,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國家模式。
朱鳳瀚説,甲骨文有待於深入研究的問題還有很多,“有不少卜辭,即使文字都認識,也未必能理解”。因此,甲骨學也被稱為“絕學”,長期被視作冷門學科。不過最近,它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11月1日,紀念甲骨文發現120週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甲骨文發現以來首次國家層面舉辦的紀念活動。這一個月,從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到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從人民大會堂到教育部,學者們一路奔波。在一次座談會上,宋鎮豪還頗自責地説,這些天他每天給自己定的工作目標都沒完成,活動結束後要儘快回到學術環境裏去。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宋鎮豪的導師胡厚宣歷時20多年,主持整理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現在,學生繼續做着甲骨學的基礎性工作。過去留存的資料是黑白、平面的拓本,如今隨着科技進步,宋鎮豪等學者正將高清照片、摹本與拓本相結合。他還在探索對甲骨的三維建模,使著錄工作從二維轉向全息,讓甲骨藴藏的文字以外的信息也得以著錄。
近年來,學界探索甲骨文的活化利用時,既有甲骨文破譯“一字十萬”懸賞之下的學術成果,也有很多亂解亂用現象。宋鎮豪説:“研究甲骨文,最大難題不是考字。人們常會陷入誤區,好像好多字不認識。其實我們知道這些字在卜辭中是什麼意思,只是沒有今天的字能對應它。”朱鳳瀚説:“考釋文字宜將重點放在未能釋讀的關鍵字詞上,使一個字的獲釋能解決一大片相關問題。”
比如,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對“裒田”之“裒”字的考釋,促進了有關商後期農作性質、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業勞動者身份問題的解決。又如,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通過對一些甲骨文字的考釋,綜合考察了商後期的農業生產、宗族社會以及侯、甸、男等職官的起源。這都是由文字釋讀而解決一系列問題、並推動商史研究的經典範例。
與古老的甲骨文相比,甲骨學還很年輕,並且早已不是單一的對文字的研究。許多甲骨學專家在不同場合都提到,甲骨學需要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歷史文化學、歷史文獻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背景,亟需複合型人才,也需要協同創新。
研究的基礎在於,全國甲骨文“家底”的清查和著錄。宋鎮豪説:“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的搶救性保護,要把甲骨文材料著錄、公佈出來,而不是藏在庫房裏。”
1903年,羅振玉在劉鶚家中初見甲骨實物時的一句話,很能説明今日願為甲骨學坐冷板凳、伏案研究數十載的學者之心境:“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