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一些香港律師應提高憲制素養

香港高等法院對禁蒙面法做出“違憲”裁決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星期二表示，此裁決不符合基本法。同日，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宣稱人大常委會的表態“在法律上是錯誤的”。還有香港律師投書美國媒體，哭訴“香港法治不再”。這些都令人大跌眼鏡，它們反映出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這些律師在基本法憲制素養上的缺失。

翻閲香港律師在美國媒體上的那篇文章，斷章取義、裁剪拼貼，真中摻假，精心構設，不像現代的職業律師，倒像電影中強詞奪理的“訟師”。大律師公會所謂的回懟，也做了很多強詞的論辯，似乎真的重視法律理據。然而，它忘了兩個最基本的前提。

一是法律上的前提。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把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並列，它説，“香港法院必須依據《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的條文與精神判案”。實際上，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在附件二中就有明確規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2條第(3)款有關該條例的解釋及應用目的的規定，第3條有關‘對先前法例的影響’和第4條有關‘日後的法例的釋義’的規定”，“牴觸《基本法》，不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也就是説，香港人權法不再是香港司法機構審查其他法律合法性的基準，而不過是一部普通的香港法律。判斷這一點，本來應該不難。

二是這些大律師心裏只有“兩制”，沒有“一國”。他們講的是英美的普通法，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通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普通法當然與英美普通法有一定的淵源，但必須注意的是，在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通法從性質上已經不能等同於英美等獨立主權國家的普通法了。在英國和美國，它們的普通法具有憲制地位，而現在的香港普通法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源之一，絕非唯一。香港普通法的地位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的授權。也就是説，現今的香港普通法並不擁有主權國家基於憲法制度設計和歷史傳統所自然享有的憲制地位。

一言以蔽之，今天的香港普通法雖然很重要，但它也很“普通”。也就是説，香港的普通法是有“屋頂”、有邊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關條款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是香港普通法決不能突破的“屋頂”。普通法之所以還能在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授權，這應該是基本的法理常識。而英美的普通法本身就是這些國家憲制“屋頂”的構成部分。大律師公會把香港普通法當成了英美普通法，不僅僅是政治意識的問題，也是職業素養和法律素養的問題。

相應地，香港基本法下的司法終審權，也完全不同於獨立主權國家的司法終審權。這個終審權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的授權，而非如普通法國家司法機關那樣因憲制設計或司法慣例而自然享有。這就意味着，行使被授權的機構(香港高等法院)，不得違反基本的授權倫理而損及授權者的利益。這也是英美法所一直強調的自然正義——哪有授權者會授權他人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行為呢？現在香港止暴制亂，不僅僅關係到香港利益，也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香港高等法院的這個判決明顯違反了授權者的授權原意。

迴歸以來，在基本法框架下，中央對香港司法給予了足夠尊重和極大寬容。這種尊重和寬容理應得到香港法律人的善意呼應，而不能成為部分香港法律人忽視、無視甚至對抗國家主權的理由。多年來，香港法律人也一直在努力樹立專業精深、恪守倫理的形象。大律師公會的這個反應顯然既不能代表全體香港法律人的職業水準，更不能代表他們所有人的意志。

但這種情況也充分顯示，必須真正根據基本法給香港的司法複核權戴上轡頭，明確其邊界。在就具體法律條文發生爭議時，香港高等法院可以根據基本法來進行解釋，但它是否能徑自宣佈某項具體法律無效，根據公權力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的原則，顯然無法得到基本法的明確支持。

決不能讓香港的某些法律從業者成了為暴徒張目的幫兇，也決不能任由他們無限制地篡奪本應由主權國家享有的權力，並且濫用這種權力去危害甚至分裂國家。同時，香港法律界也應該發揮自己的糾錯機制，更加準確地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精神，以令人尊敬的專業素養服務於香港市民和社會。(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