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貨幣政策連續十年定調“積極+穩健” 有何新內涵？

中新網客户端北京12月13日電(記者 李金磊 左宇坤 彭婧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對2020年宏觀政策取向進行了定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這是中國宏觀政策連續第10年採取“積極+穩健”這一組合。不過，在老組合的背後卻有着新的內涵。

財政、貨幣政策基調10年未變

為何連續10年定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儘管外部環境風雲變幻，但是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中國經濟正在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穩步行進，宏觀政策連續10年定調未變，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體現出保持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信心，有利於市場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聯席所長趙錫軍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十三五”規劃和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早就確定了，每年中國按照目標和制定的工作安排穩步推進，沒有出現經濟的大起大落，也沒有出現各項重要指標的大起大落，政策層面也沒有大起大落。

“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促進結構的調整，托住基本的經濟底盤；通過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相對充裕合理的流動性，讓經濟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運行。”趙錫軍指出，從這個角度來講，財政政策來託底和推動結構性改革，貨幣政策保證經濟有足夠的“潤滑油”，中國經濟這部“機器”就能相對安全穩定地運行，實現既定目標。

老組合背後有何新內涵？

——財政政策更加註重結構調整、保民生

在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更加註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支持基層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

而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則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税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

對比可以發現，今年的表述更為具體，“加力提效”變為“大力提質增效”，而且提出“注重結構調整，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做好重點領域保障”。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大力提質增效，要擴大公共支出總水平和落實減税降費，為穩增長提供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加強調結構調整，加大支持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支出，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加大對民生的保障，確保社會政策要託底，保障整個社會的穩定運行。

趙錫軍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側重點發生一些變化，放在結構調整和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率上。提質增效實際上是把基本的、主導性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經濟發展的新要求結合在一起，保持目標和政策的一致性。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對中新網記者表示，兩次比較大規模的減税之後，明年預計減税的空間比較小，財政赤字預計不會有明顯的提升，2020年的財政政策會更突出重點。

——貨幣政策更注重靈活適度

在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而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對比可以發現，穩健的貨幣政策由“鬆緊適度”變為“靈活適度”。

趙錫軍指出，“鬆緊適度”更多從規模的角度，從投多少貨幣量的角度，是一個相對比較傳統的數量規模的調控手段。而“靈活適度”意味着會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新的問題和挑戰，增強政策靈活性。

趙錫軍表示，貨幣政策不再是講求數量型的政策，而是要傾向更加靈活、更加市場化的政策工具，這和2019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了比較大的改革、效率明顯提高有關係。所以能夠做到通過靈活的工具的使用來把要傳遞的信號傳遞給市場。

曾剛也指出，鬆緊適度指的是量，靈活適度更多是指的是方向。現在整個貨幣政策面臨的外部環境比較複雜，一方面穩增長是當下最大的任務之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CPI上漲的壓力。如何在穩增長的同時，防止演化成大水漫灌、資產泡沫和通脹，意味着貨幣政策要根據實現實狀況的不同進行權衡，保持一個靈活的姿態，在多重目標當中，去尋求一種動態平衡。

央行行長易綱近日撰文指出，把握好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着力點，需做到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把握好總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以及精準滴灌，引導優化流動性和信貸結構，支持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基調沒變，更加註重以改革方式提升貨幣政策調控有效性，提升貨幣傳導效率，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通過LPR改革推進，帶來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下降，增加製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強調跟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另外，會議還提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同消費、投資、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先進製造、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短板等領域，促進產業和消費“雙升級”。

曾剛認為，和以往不同，之前是強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而這次強調的是更大範圍內的一個綜合協調。

在曾剛看來，這種綜合的協調，意味着從整個國家宏觀調控的整體制度設計的角度，要更好地去把握各類政策之間相互效應的影響和關係的疊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助於促進消費、投資、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的實現，而反過來，這些政策也能帶動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更好地把握各種政策之間的這種勾連關係，更好發揮宏觀調控效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