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來：美國自己在挖美元霸權的牆腳

當前西方學術界出現一種關於“去美元化”的討論，認為美國的長臂管轄政策正成為美元國際化“自毀長城”的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美國海外居民、其他國家居民以及金融機構都感到美國“二級制裁”帶來的巨大壓力。比如，美國通過《海外賬户税收遵從法》《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的法案》《反海外腐敗法》等法規給相關主權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同時也增加了相關金融機構的合規成本負擔。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尋求繞過美元監管體系的替代金融交易和結算方案，避免經濟自主性遭遇侵蝕，同時降低“石油美元”和“美元武器化”所帶來的制度型成本問題。在東南亞一些地區，交易商開始意識到，若採取人民幣或本幣結算，可以比採用美元結算更加划算。

西方學術界的這種看法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參考價值。儘管當前還沒有一種貨幣可以挑戰美元霸權，但有“去美元化”打算的羣體已經形成一個日漸增長的利益集團。美元被武器化以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去美元化”視為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方案。這個羣體既包括土耳其、俄羅斯、印度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也包括伊朗、委內瑞拉等石油輸出國家，後者的“去美元化”傾向更強。目前，全球治理領域尚無法找到一個有效機制將這一鬆散的利益集團組織起來，但集團化反抗體現了不斷增強的“去美元化”離心傾向。去年以來，相關國家重新考慮外匯儲備中黃金與美元的配比充分説明這一問題的緊迫性。

歷史發展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際貨幣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都具有其內在規律。人類自進入大航海時代以來，大國崛起過程中的相關主權國家貨幣先後充當國際貨幣角色。比如，葡萄牙埃斯庫多、西班牙比索、荷蘭盾、法國法郎、英鎊。這些貨幣隨着國家實力的消長各領風騷80-100年。在信用貨幣出現之前，貨幣的國際發行和流通需要以相關國家強大的生產和貿易組織能力為支撐。早期殖民國家的貨幣國際化主要依靠海外掠奪的黃金和貿易網絡為基礎和支撐。

佈雷頓森林體系早期，美元的價值維繫亦是以美國生產能力和黃金儲備為基礎。二戰後的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大的生產能力和3/4的黃金儲備。美元與黃金的脱鈎及美元幣值下行，本質上受到歐洲國家擠兑黃金儲備的衝擊。與黃金脱鈎後的美元是典型的國家信用貨幣，支撐美元的國家信用可概括為四個方面：美國既有的生產能力、居民消費能力、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能力和美元化的國際交易網絡。這四方面因素也是判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未來走向的重要依據。當前，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持續下滑，消費經濟透支幾無空間，聯邦債務達到歷史新高，維繫或擴大既有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能力不斷下滑。這些因素將對美元霸權形成侵蝕。

美國債務問題也是美國國家信用最嚴峻的挑戰之一。美國債務佔比所處於的位置很可能使得聯邦政府出現償付能力缺口，並且這種債務佔比很難實現實質性回調。克林頓政府時期，曾出現債務佔比回調的情形，但這與當時美國迅速發展的互聯網產業革命密切相關。當前，美國產業擴張的整體形勢不容樂觀。當一個主權政府持有另一個主權政府債務進入信任邊緣點時，他們會逐步改變其債務持有結構。雖然任何單一主權國家債券持有量難以撼動24萬億美元總量的盤子，然而，一旦出現集體性和趨勢性減持，會引發羣體性仿效行為。私營部門對於債券的持有會比主權政府更為敏感，未來美債問題將很可能成為美元危機的重要風險事件。

那麼誰最終將充當美元的“掘墓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朝向多元化和多支柱的貨幣體系方向發展呢？歐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個。當前歐元幣值低估和負利率政策實際上在反向支撐美元，未來這一互動關係調整將對美元地位產生深遠影響。當前，美國政府每天需要償還14億美元的債務利息，一定程度上受益於低利率。設想一旦歐元區經濟恢復，貨幣政策正常化，全球告別負利率，或進入微通脹時代，美聯儲利率政策也將受到影響。歐洲擁有強大的產業和經濟基礎，歐洲在貿易、伊核等問題上與美國出現分歧，歐洲也因此愈發意識到受制於美國對於自身貿易和經濟利益的深遠影響。歐洲各方都感受到來自美元霸權的壓力，“歐洲主權”意識日益覺醒。為繞過SWIFT美元結算系統，歐洲於2019年初推出“貿易交流支持機制”(INSTEX)。儘管是一個以物易物的交易系統，INSTEX當前尚難以有效發揮相應角色，但藉助TARGET II系統，未來其交易功能將會有較大拓展空間。實際上，以歐元作為石油等大宗商品計價貨幣的呼聲早已有之，這些內外力因素將進一步提升歐元交易的國際認可度和廣泛性。

人民幣又會在這一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人民幣國際化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當前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與國際化貨幣仍相距甚遠。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和發展空間將取決於中國國家信用和人民幣的交易成本。其中，人民幣國家信用取決於兩個方面因素：一是擁有強大產業基礎的生產能力的支撐，國外人民幣持有者能夠通過其所持有的人民幣獲得他們想要的商品和服務，或自由地進行相關投資;二是中國對於人民幣價值的維護能力和決心，人民幣內外價值形成的制度保障。國內宏觀經濟穩定與否是關乎人民幣價值穩定的中長期因素，有效的產業轉型和高質量發展能否平穩推進是人民幣內外價值維護的基石。(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