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西方亟需重建對中國體制的認知

漢朝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它的前面是“一統天下”的秦朝。中國有個説法叫漢承秦制。從北京乘高鐵3個小時，就可以到江蘇徐州，在那裏可以瞭解很多有關漢朝的歷史。

徐州有一座獅子山楚王陵，1994年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印章和封泥。如果將這些印章和封泥排起隊來，就是一個大體完整的中國漢代官僚體制。徐州博物館就有按照印章和封泥排列的中國漢朝官僚體制介紹。1995年，在西安也發現大量比這更早的秦代封泥，成為研究秦代官制的重要原始材料。

從這些印章和封泥，我們得知，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官僚體制已經非常成熟，形成一整套管理國家和社會的體制。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認為，就現代國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秦朝。因而，中國在國家能力、國家制度的發展上要遠比西歐源遠流長。

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開始成為全球關注中國的重點所在。仔細分析所有那些與中國經濟、貿易、科技、軍事等等有關的話題，最終可能都會指向中國政治體制。所有那些關於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的預估，最終也都會與中國政治體制相關。

翻開西方的政治學、歷史學課本，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表述仍然是陳舊的、老套的。看看今日西方媒體的那些報道，感覺似乎也並沒有走出冷戰。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很多西方學者仍然在用西方政治標準來套中國政治體制，按照西方的理論排序，這個中國的集權制應當是排在西方民主制之前的，是落後於民主制的，而且也一定要進化到類似於西方的民主制的。這一認識隨着西方文明500年來的擴張，就變成了一種合理的認知。實際情況是，中國的體制早在西方體制形成之前就有了，它是按照自己的發展實踐向前發展的。

在中國還沒走向世界、還封閉的時候，這個影響不大，但現在中國實力增強，並且是通過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體制增強了實力，這個體制通過改革開放，不斷調整，釋放出制度活力，做到了很多西方國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當中國走向世界，這個體制的影響力顯然已經輻射到全球。事實表明，用舊套路和舊理論來解讀中國，來分析中國政治制度，最終必然失算，必然導致對中國的恐懼感。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這需要中國與西方的學者共同努力。這個工作可能是艱難的、長期的，但在中國目前對外開放的大環境下，要比以往更容易。比如，到西安或徐州去作一番實地調查。從那裏開始，重新構建關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知識體系。

剩下的問題是，西方是否願意放下自己的優越感來認真地研究一下中國的歷史。(作者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