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關閉互聯網説明了一個常識

如何有效規制互聯網，應對來自網絡空間的安全威脅，是當前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最近的一個案例是，因為簽署並通過“公民身份法案（修正案）”引發的爭議，印度阿薩姆邦和梅加拉亞邦的街頭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為控制局勢，印度政府派出軍隊並關閉當地的互聯網。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就將印度視作為南亞民主的“櫥窗”；在美國推行的所謂“印太戰略”中，具有共同意識形態和相似政治制度的印度更是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夥伴。同時，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互聯網市場，擁有6.5億互聯網用户，而阿薩姆邦和梅加拉亞邦擁有3200萬用户。

很顯然，當國家安全面臨顯著威脅的時刻，印度同樣毫不猶豫地採取了關閉相關地區的互聯網作為一種應對策略。

若干年前，當中國新疆地區面臨類似的國家安全威脅時，當中國政府採取相似的策略予以回應時，遭遇了來自歐美主流媒體的強烈批判；同時，在相當數量的學術研究以及互聯網技術社羣中，是否採取這種強制性的管制策略，甚至可以被當做是區分不同政體類型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很顯然，此次印度的實踐證明，對互聯網的規制是主權國家基於國家利益需求的一種正常選擇，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投射與延展的正常體現。

2019年是互聯網問世50週年。冷戰結束之後，互聯網跨越地緣政治壁壘在全球高速擴展，催生了全球網絡空間。如何治理全球網絡空間，涉及到包括主權國家與非主權國家在內的多樣化、多元化的行為體。

從互聯網自身發展的趨勢來看，早期歐美髮達國家的歷史優勢決定了在認知觀念和具體實踐上存在顯著差距：非國家行為體與技術社羣，傾向於套用歐美髮達國家內部治理的模式，來認識和理解全球網絡空間的治理實踐；歐美髮達國家則以樂見其成的方式，努力單向度地擴展自身主權的管轄範圍，壓縮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在網絡空間的主權實踐，以謀求一種非對稱、不均衡的信息自由流動與多利益相關方的治理架構。這種架構的本質，是一種新的中心-外圍的依附結構，推進這種結構的動力機制，除了歐美髮達國家的歷史積累，還因為在實踐中，對主權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擴散是不均衡的，歐美髮達國家自信地認為可以憑藉實力和制度“免疫”來自網絡的威脅和挑戰。

但顯然情況並非如此。印度在保衞國家安全的需要下，也會毫不猶豫地關閉互聯網；而作為互聯網發源地的美國，在國家安全的需求下刪除內容、關閉賬號、廣泛監控等舉措都已經是某種常態化的操作了。

互聯網無法成為獨立於國家主權的存在，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對互聯網進行管理，包括在緊急狀態下進行必要的應急處理，是一項常態化的操作，也應成為各方的一種常識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