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答案”年終秀演講視頻新鮮出爐！

2019-12-19

12月7日，老胡在上海蔘加了觀視頻工作室“答案”年終秀，做了一場題為“我們即國家”的個人演講，現場有很多遠道而來的朋友，演講後的問答環節，這些朋友提了非常尖鋭的問題，老胡對提問從不設限，因為交流、碰撞、溝通，是達成理解的橋。

老胡在互聯網上有2000多萬微博粉絲，200多萬頭條粉，那些粉絲都算是“胡椒粉”啦，挺我的是白胡椒，黑我的是黑胡椒。我沒調研過這裏面的比例，但黑胡椒的隊伍應當不小，比如老胡不時發一條微博，下面就像有人專門蹲那兒等着黑我似的，秒黑。

老胡人設發生變化

但今年老胡的人設有了點變化。我成了推特上，中國人裏面最活躍的英文個人IP。有好幾回，老胡發了個推特，波音的股票就掉了，甚至整個美國股市下跌了。

彭博社為此寫過一篇報道，標題就叫“這位中國報紙總編用推特影響美國股市”。説實話，那種時候受到最大驚嚇的是老胡自己。不就是發個推特嗎，怎麼就把美國股市給打下去了，這得有多少人要找我玩命啊，以後還敢去美國嗎？

今年還有另一個變化，也是忽然間，老胡在香港成了名人。今年6月份以來，香港發生反修例示威，8月13日夜裏，環球網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被暴徒圍堵起來，捱了打，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和很多同事徹夜未眠處理危機，除了向香港警方尋求幫助，我還通過推特呼籲在現場的西方記者幫忙，直到國豪被護送出來，送到醫院治療。

萬幸他受的是一些皮外傷，尤其萬幸的是，那是8月中旬，激進示威者還只是一般性的動動手，如果是今天付國豪攤上同樣的事，他大概就不會那麼幸運了，如今的暴徒都是把人往死裏打。應當説內地記者在香港的工作越來越充滿風險。

溝通者

老胡算是個不信邪的人。今年8月底的時候，我在爆發修例風波後第一次去香港公開活動，是大鳴大放去的。到了那，我在機場一落地，就在國內外的社交媒體上同時發佈了我到達的照片，意思是老胡來了。

許多香港媒體和西方媒體蜂擁而至，為我安排了一場又一場採訪和對話。十一之後，我又去了香港一次，又是許多對話。對方問我的問題都是最尖鋭的，我對提問來者不拒，也從不要求他們提前給我看問題的單子。

香港01的女主持人黃雲娜據説為採訪我準備到了凌晨5點鐘，她説話細聲細語，但刀刀見血。其中她拋給我一個問題，肯定是她認為的難題，大意是：內地武警在深圳演練，刺激了一些香港人，這對平復局勢有利嗎？

真夠尖鋭的。

我毫無準備，那就實話實説了：我們的武警在深圳集結，就是要給香港這邊看的，這是一種威懾，它對穩定香港局勢從長遠看恰恰是有利的。要是沒有這種威懾，香港的局勢，只會比今天更亂，那幫人會上房揭瓦。國家治港，就是要恩威並施。

另一次，我受邀參加香港電台的節目錄制，現場請來的另一位嘉賓，是香港挺有名的時政評論員，叫陶傑。那次對話中他和我説，你要是能把今天咱們的對話讓大灣區的內地人也看到，那就不一般了。

結果，老胡當天夜裏就把整個對話節目放到內地互聯網上，豈止大灣區，太多關心香港的內地人都看到了那場對話。它光是在我的微博上就播放了近千萬次。老胡在香港和內地社會之間做了一次有效的溝通者。

什麼是國家？

老胡做了近三十年記者，這份特殊的工作把我與國家還有國際上的一件件大事鎖定在了一起。我們大家個人的生活與國運息息相關，對這個道理，老胡因為在事件中穿行，感受尤其深。

如果把國家利益，比喻成我們個人利益外部的那道屏障，它是萬里長城，老胡的工作就是讓我站到了邊關的一個烽火台上，在那個烽火台上，我更清楚地看到國家利益這道屏障的物理性曲線，它在怎樣守護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具體利益，怎樣構築起我們展開各自人生的公共平台。

大家聽説過瓦罕走廊嗎？它位於中國最西側的帕米爾高原上，它是中國這隻公雞屁股上的那個小尖尖，它所隸屬的新疆那個邊疆縣叫塔什庫爾幹。

它離內地人有多遠呢？老胡第一次去瓦罕走廊是2011年的五一。我記得那天早上，天不亮從北京的家裏出發，趕到首都機場，坐上第一班飛往烏魯木齊的班機，不出機場轉機去喀什，當時已經有越野吉普車在喀什機場等着我和同事。我們坐上吉普車，直接去辦邊防證，沒排隊，很快，然後一路驅車前往帕米爾高原上的塔什庫爾幹縣。最後到達縣城時，是北京時間大約晚上10點鐘。這就是中國西部最邊陲與內地中國人之間的距離。

我們在海拔3000多米的塔什庫爾幹縣城住下，第二天早晨又驅車兩個小時到了瓦罕走廊，瓦罕走廊的入口有個派出所和檢查站，正值五一節，我們通過檢查站後，前面是草木都已復甦的邊陲古道。一路上經過了兩個邊防軍駐地，老胡和同事還進去吃了邊防兵的飯，前面應該有第3個軍營。

狹長的走廊兩側，左邊是巴基斯坦，右邊是塔吉克斯坦，前方是阿富汗。我們進入這個走廊時是怡人的春天，走了七八十公里，周圍已經是一片皚皚白雪，我們走不了了，路被封住了。我想到從我站的這個地方，左右和前方都是動盪的世界，只有我的背後是有秩序並且繁榮的祖國。

我再給大家説一個點。2004年老胡去蒙古國採訪，當地一位旅遊官員參與接待我們，是位女士。她和我説，這次你們來得匆忙，下次時間充裕，我要帶你們去一個特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知道，到哪兒都會有人這麼對你説，你這次時間太短，下次我帶你去個特好玩的地方。因為他們知道你下次不會來了。那麼，那位女士説的特有意思的地方是哪兒呢？她給我描述，那個地方很遠，沒有路，只能坐直升飛機去，而且它和中國接壤，挨着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

説得好讓人嚮往啊，但我怎麼覺得有點耳熟？我好像去過一箇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蒙古國的交匯點。我又一琢磨，四個國家的交匯點，這個世界上只能有一個。那個地方，在座的誰知道？我們中國人管那個地方叫什麼？

對，喀納斯。

新疆的喀納斯是個十好幾年前已經是個很發達的旅遊勝地。中國這一側的喀納斯一點也不荒涼，我2002年去那裏的時候，旅遊設施就已經應有盡有，可不像蒙古國那一側，像那位女士説的還要坐直升飛機才能抵達。

我們想想看，同一片相連的水域，同一脈毗連的羣山，它們在不同的國家境內，情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在世界上見過很多這樣的國家分界線，它們隔開了山水，也隔開了人們不同的命運。這就是國家。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在近代史上飽受欺凌，我上面舉的瓦罕走廊的例子，那個奇怪的狹長通道，就是19世紀中國國力孱弱之時，大英和沙俄兩個帝國勾結瓜分清政府管轄地的結果。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整個漫長的中國陸地邊境線的兩側，每一處邊境線中國這一側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已經超過了邊境線另一側外方居民生活的水平。這是了不起的進步啊。我想説，這就是國家。

國家和我們每個人是什麼關係呢，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答案不盡相同。我去過很多很小的國家，比如巴爾幹的斯洛文尼亞，它歷史上曾經是羅馬帝國、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後來被劃入南斯拉夫，現在獨立了。還有馬其頓，希臘人説馬其頓這個國名是屬於他們的，保加利亞人説馬其頓就是保加利亞的一部分。

這些國家的歷史記憶飄忽不定，國家規模又太小，國家在國人心中的整體概念是個輕飄飄的重力場。而我們中國有不中斷文明的清晰歷史脈絡，國家的巨大規模和一些小國相比，是木星和小行星甚至隕石的區別，它所產生的重力場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生為中國人，一輩子就被吸附住了，即使移民到外國，也難免一步三回頭。

香港在發生什麼？

老胡講的這些關於國家的事，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回過頭來，觀察一下香港當下的情形。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搞得這麼大，捲進去了那麼多人，當然不光是《逃犯條例》那一點事。

香港究竟在發生什麼？如果讓我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説，那就是它的法治正在被摧毀。法治原本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這座城市的最高權威，但大家看，本來應該是警察追着暴徒跑，現在時不時倒過來了，一羣暴徒可以追着打着警察跑。

原本法律在香港至高無上，但現在街頭成了最高裁判所。誰在街頭聚集的人多，敢出狠招，把口號一喊，橫幅一拉，得，他們就是最牛的。這哪兒還是香港啊，這是利比亞、海地、是玻利維亞。

今年10月中旬，老胡在香港面對面見了7名香港學生，他們3個人來自香港大學，2人是港中大的，還有2名中學生。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活躍參與示威的學生，他們也是第一次面對內地記者，雙方難免都有一些相互的警惕。安排這次對話很不容易，安排的人是誰我不能告訴大家，暫且就叫他神秘人士，周圍還有保鏢。大家圍着一個圓桌坐下，大概聊了半個小時，氣氛逐漸緩和了下來，他們同意我對這次談話進行錄音，但不能錄像和拍照。最後我把和他們的對話放到了互聯網上，只有音頻和字幕，沒有圖像，而且對他們的聲音都做了變聲處理。

如果在街頭示威現場碰到這些學生，我很難説他們會不會對我構成威脅。但是坐在桌子邊，我又感覺他們是可以溝通的，甚至不時閃過他們就像我的孩子一樣的幻覺。在談話中我能感覺到，他們有名牌大學學生的思辨能力，但他們明顯又明顯有政治運動時期特有的固執和衝動，換句話説，他們很大程度被洗腦了。

比如他們説，暴力不好，但現在是必要的。大家要團結，香港人叫“不割席” ，其中一個港中大的學生説，他的同伴們就是扔一顆原子彈他也支持。

他們譴責香港警隊太暴力了，我説咱們得説實話，警察很剋制了，你們這麼攻擊警察，要是在倫敦紐約，警察早用槍把你們崩了。他們的回答竟是美國英國的政府是選出來的，香港沒有普選，所以美國英國警察什麼都可以幹，但香港警察不行。這話就沒法往下接了。

香港的激進示威者經常打英國旗美國旗，他們中間最流行的口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粵語)，老胡學不像啊。還有人直接宣揚香港獨立，我問跟我對話的那幾個學生，你們覺得香港獨立現實嗎？他們説，我們也覺得不現實，但我們故意這樣説，因為我們知道這樣説了，你們會很生氣。所以香港的事咱們該做什麼做什麼，就是不能生氣，咱們一生氣那邊就高興了。

中美關係

香港的事兒一時解決不了，和中美關係變糟有着直接戰略聯繫。大家看看從去年到今年，美國對中國撕破臉了，彭斯和蓬佩奧這些高級別官員，不斷抨擊中國，説的話都惡狠狠的。

大家知道，中美關係是上世紀70年代改善的，大家説，是當時的中國好，還是今天的中國更好，不是明擺着的嗎？

中國崛起

當時的美國把中國捧成仙，今天把中國罵成鬼，這中間只有一個原因是最根本的，那就是中國崛起了，美國一些精英出於他們的戰略性狹隘受不了了。

説實話，中國崛起太快了。老胡年輕的時候，中國多窮啊，那個時候我們管倒垃圾叫倒土，因為垃圾真的就是一些煤渣子，都是土，頂多再有一個白菜吃剩下的咬不動的根。

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了，那時候美國人來中國做生意、旅遊，感覺多好啊。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反正老胡挺喜歡去窮的地方旅遊，去有錢的地方，我容易緊張。我記得我在南京上大學的時候，1981年第一次去上海，上海洋氣啊，我怕被上海人瞧不起，特意在胸前戴上校徽，給自己壯膽。結果我發現上海人都很近視，看不清我校徽上的字，還是對我喊：儂咋小赤佬!

設想當年在中國很窮的時候和中國打了交道的美國人，他們今天的感受會有多複雜，美國作為一個着迷於地緣政治的國家，集體感受就更復雜了。

中美將會打冷戰？

那怎麼辦？就發作唄，就打貿易戰像中國施壓唄。有人問，這樣打下去，還不得真打成冷戰了？是啊，美國一些政治精英就想和中國打新冷戰，但我要對大家説，這事兒還真不是他們就能做得了主的。

為什麼？關鍵在於，除了少數偏執狂，普通老百姓誰願意打冷戰？我告訴大家：普通美國人也沒有這個興趣。中美這麼大的交往量，它是什麼？是利益，是去年兩國630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和2400億美元的雙向投資，是一年中國接近300萬人次赴美旅遊，人均花銷6700美元，是中國赴美留學生總人數在所有國家中，連續九年位居第一。

把這一切兑換成中美間的深刻敵意和爆發熱戰的風險，兩國各自國內動不動就搞個防核彈演習，老胡年輕的時候就經歷過，核彈來了鑽防空洞，或者就地趴下，頭朝着核彈爆炸的方向，胸脯不要貼在地面上，俯卧撐啊這是，不是，是這姿勢。説沒準就能活下來。但這靠譜嗎？折騰這種演習，老百姓誰願意啊。

再説國際上，美國要與中國打冷戰，得拉上一羣盟友為它兩肋插刀。可是看看它那些盟友們都在幹什麼？

日本韓國都在與中國改善關係，歐洲國家更是比着與中國擴大經貿合作。美國要歐洲國家把華為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就這麼點事兒，按説應該是華盛頓打個電話過去就擺平了，但是瞧華盛頓費了多大勁，直到現在事情還懸在那。

美國天天喊印太戰略，想把印度搞成中國的敵人，但是莫迪那個人精明得很，光拿美國的好處，就是不辦美國的事，它還反過來想把美國裝進它的計謀中去呢。

老胡你骨子裏就反美!

總有人説，老胡你骨子裏就很反美，其實真不是這麼回事。老胡1978年上大學，雖然學的是俄語，但我們那一代大學生對美國充滿了美好的想象，我本人就挺崇美的。

我記得上學時候，有一次讀到一篇文章説，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正在逐漸拉大，而不是逐漸縮小，當時老胡真是灰心極了，心想我們這代人哪還有希望啊。現在回想起來，寫那篇文章的人真是不負責任，打擊了多少像老胡這樣的淳樸青年啊。

老胡讀研究生，俄語系啊，卻給自己宿舍裏訂了一份英文報紙China Daily。天天我逼着自己中文報紙不看了，每天只看英文報紙，連電視節目表都看英文的。

那會每天早上去食堂吃飯，帶着耳機聽Radio Beijing。有個記者我記得駐華盛頓的，叫張國華，每次播報完新聞最後一句話都是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this is Zhang Guohua from radio Beijing，這話我都背下來了。

另外我還去英語角，練自己的口語，跟老外聊天。據北外英語系的一個同學描述老胡當時的情形，説：那個老外劈里啪啦給老胡講了很多，老胡就點頭“yeah yeah”，那個英語系的同學對老外説“He doesn’t follow you”，老外説“Yes I see”，據説老胡當時繼續對着老外“yeah yeah”。

你説，我這麼喜歡美國的一個人，能是骨子裏反美的嗎？

大國宿命

老胡和我當總編輯的環球時報是美國強硬對華政策的堅定反對者。我聽到有人説，是中國太高調惹着美國了，我們中國對美國的政策柔和一些，多讓讓步，美國就會給中國更大的發展空間。我覺得中美關係急劇轉變的原因很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認為只要中國多説些軟話，多認認慫，美國就能在戰略上放中國一馬的想法，它是非常幼稚的。

我認為，中國不應主動挑釁，主動擴大與美國的衝突，但是在美國的戰略壓力面前中國必須敢於堅持。經歷一段中美關係的艱難期，這很可能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走向崛起的宿命。

我同意一種判斷：中美關係的這種變化對中國來説來得早了點，如果能延後10年20年，我們會更主動。但今天這樣的爭辯已無意義，是美國要主動重新定義中美關係，而且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

中國是大國，這決定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與韓國、新加坡、伊朗做對比，我們加入不了那種與美國關係要麼親近順從、要麼疏遠對抗這樣的中小國家序列。中美關係完全被另一個邏輯主導，我們只能接受一個高度複雜、充滿越來越多競爭的中美大國關係。如何管控中美分歧，需要兩個大國在互動中建立一個全新的模型。

我不認為當下的中國在與美國對抗，更準確地説，中國在與美國周旋。周旋最重要的功夫是要自身強大，要有耐力。什麼叫耐力？就是在周旋的同時我們還能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尤其是把中國經濟搞好了。

美國只有兩種贏法

一些美國精英想把中國打垮，他們只能有兩種贏法。

一種是立馬就把中國打怕了，咱們全聽它的，停止在經濟、科技等領域與美國逐漸形成競爭的態勢，中斷迄今為止的強勁發展和民族復興，然後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在南海問題上讓步，最後它還會要求中國放棄核武器。中國不會幹的，這條路咱們已經把它堵死了。

另一種贏法，就是把中國打回到封閉落後的狀態，讓中國的經濟不斷萎縮，整個中國社會失去活力，失去張力，直到中國在不斷萎縮中有一天政治崩潰。也就是説，先把我們逼成第二個蘇聯，再把我們強行推向蘇聯解體式的悲劇。誒第二條我認為是咱們要重點防範的。

如何抵制美國打壓？

所以老胡主張，面對美國的打壓，但我們不是與它迎頭相撞，也不是躲進碉堡裏，縮起來死守。我們要唱着歌跳着舞，玩着抖音上着淘寶拼多多，用一波又一波釋放出來的活力，來瓦解美國戰略上的衝擊波。

咱們中國就踏踏實實做自己的事，不斷發展擴大我們的市場。咱們中國人多啊，是美國的4倍，我們不斷增長的消費光是對美國農民來説，就是多麼大的誘惑，咱們能把美國逼回到農業國去。

中國已經是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大的手機市場，咱們很快還會是世界最大的馬桶蓋市場。世界各地旅遊景點的小販們都在加緊學習中文，我幾年前有個十一去了埃及，進到大巴扎，埃及小販們紛紛衝我喊“春節快樂”“春節快樂”，哎中文挺溜啊，就是他們不知道自己説的是什麼，分不清中國的十一和春節。

最重要的是，中國社會要團結，而且我們要做到比美國社會更團結。我認為中國有做到這一點的現實條件。

第一，我們有政治體制的優勢。中國共產黨實話説，是咱們這個超大社會的強大凝聚力量。哎這話可不是我説的，是一位美國老記者，20多年前在前南斯拉夫和老胡説的。

他當時我這個年齡，我當時三十幾歲。我還記得那是個晚上，我和他坐在他們家的院子裏吃飯聊天，當時蚊子很多，我不停地打蚊子，但蚊子叮他我看他沒感覺，當時想這老外轉基因的，不怕咬哎。更厲害的是他跟我説的話，這個人在中國常駐過，也在蘇聯常駐過，他對我説，中國社會有着各種複雜性，但是共產黨是中國這個國家的凝聚力量。

我好像在那一刻，對凝聚力這個天天用的詞有了一種更深的理解，我知道了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沒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它的強度和韌性都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更團結第二個原因是，美國是貿易戰的主動出擊方，是它打上門來的，所以説它可以有其他替代的選項，美國人在折騰的過程中就很容易患得患失。中國就不同了，我們是被迫應戰，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同仇敵愾把美國的囂張氣焰給它消耗掉，我們願意也得這樣，不願意也得這樣。

第三，我們是正義的一方。美國打貿易戰、搞單邊主義是非正義方。可別小看了這種正義和非正義的區別，對士氣，對長遠的多助還是寡助，是否持有正義，有着深刻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

中國人的財富

中國是歷史經驗極其豐富的大國，我們每個人的見識都很有限，但是這個民族的集體見識非常驚人。要説30年前蘇聯東歐鉅變那一輪是很可能把中國也捎上的，但我們卻挺了過來，而且那場蘇聯東歐的垮台和隨後出現的種種悲劇，給中國政治上打了至今仍在起作用的疫苗。

應當説每一代中國人經歷着不同的中國。中國今天仍然不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水平與西方仍差一個等級。但中國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它在變化，並且把這種變化分享給了全體國民。

老胡記着1996年從駐外記者任上回國，就想有輛車，盤算自己的工資，能買輛金夏利還是銀夏利，就是夏利車那個商標是金色的還是銀色的。當時老胡工資每月1000塊，金夏利11萬，銀夏利9萬，很貴啊，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夏利車，如果有一定很便宜了，買一輛送一輛，10萬塊錢給3輛。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中國城市基本上汽車化了，住房商品化了，這些在中國造就了一個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羣體。中國人在全球財富鏈條上的位置發生了歷史性的移動，大家明白我這個意思吧，就是説還是你的房子，還是你做的那份工作，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它變得更值錢了。這種在財富鏈條上的移動，重塑了中國民生的面貌和格局，因為這種變化，中國人可以出國旅遊、出國留學，可以消費世界各地生產的商品，這是人權，這是尊嚴啊。

什麼是好的人生？它可不只取決於你今天掙多少錢，物質水平如何。好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能夠擁有一個一生越來越好的變化曲線。

就在上個月，我來上海，做我一本新書的推介，書名是《黨領導的強大體制對中國意味着什麼》。在那個籤售會上，老胡提到了香港非常擁擠的居住條件。比如，老胡説到一個90平米的居室，居然被隔出18個上下鋪的小隔間，男女混住，香港叫“籠屋”。還有一些人家的房子不到10平米，裏面馬桶緊挨着灶台。

問答環節中，一位女士，好像是位教師，她對我説，您知道嗎，上海也有人住在同樣擁擠的房子裏。她説她有一次家訪，學生家裏只有三口人，但她進去，三口人就必須有一個人出來，因為房子只能容得下三個人。她問我對此怎麼看。

我認為，上海和香港都有住得非常侷促的人家，不同的是，上海這樣人家的比例比香港小，而且上海人的居住條件這些年持續改善，而香港卻固化了。

想想看，在過去20年裏，有多少上海的家庭改善了住房，從閣樓、亭子間，搬進了寬敞的新住房裏。我們無法讓上海十全十美，這裏永遠有民生問題，但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不斷解決問題，讓一批一批家庭能夠喬遷新居，讓還沒有做到這一點的家庭能有未來喬遷希望的上海。但是在香港很多人家被固定在了極其狹小的居室裏，而且沒有改變的希望，我認為這是一種根本性的不同。

中國崛起將在年輕人手中延續

老胡已經59歲了，1978年開啓改革開放的時候，我正好18歲，參軍上大學，所以我經常説我們這代人是改革開放的長子。中國崛起塑造了老胡的人生，也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事業。

到了這個年齡，我們快要退出歷史舞台了，挺戀戀不捨的，我尤其關心中國崛起將如何在今天年輕人的手中得到延續。我想説，一個國家高速發展是奇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能保持社會穩定，使這種發展長期延續，是更大的奇蹟。這一代中國人很可能就處在這樣的奇蹟當中。

老胡這一代人可以説盡力了，我們很愛自己的孩子，為了下一代過的更好，我們做什麼都願意。老胡想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他們的人生在國家改革開放的上升國運中度過，永遠都不知道什麼叫戰爭，什麼叫動盪和蕭條，他們永遠都會對未來充滿期盼。

假如説我們的國家被美國一些政治精英的陰謀，和國內少數壞人給搞垮了，中國崛起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門檻上跌倒了，老胡這樣的人會死不瞑目的哈哈，不過我相信這不會發生的。今天來的很多都是年輕人，你們的知識、見識都是老胡年輕時代根本沒法比的，我相信你們的集體智慧和意志，也都高的與老胡這代人不可同日而語。

老胡最後想説，當老胡很老很老的時候，老胡能不能有一個穩定的退休金，我們國家前進的腳步能不能比今天更強勁有力，就全靠你們這些年輕人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