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澳門“一國兩制”成功探索融合之道

12月20日是澳門迴歸20週年紀念日。經過20年發展，澳門社會“愛國者治澳”已成為穩定的制度現實，澳門自身的信心與前景更為光明。澳門社會能將地方觀念與利益較好地系屬於國家，對融入大灣區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着較強理解和認同，自覺將自身打造成民族復興獨特而重要的一支生力軍。

澳門成功發展最大的制度依託就是“一國兩制”。澳門迴歸時，治安與經濟一度低迷，這與澳葡當局的脆弱治理及轉型時段的社會混亂有關。但在“一國兩制”與澳門基本法保障下，澳門一方面獲得國家在政策上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享有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治權。

澳門發展受到土地資源、人才、戰略規劃、政策配套等方面影響，中央政府及廣東地方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通過指導與協商提供了一系列解決方案，包括“橫琴口岸”、填海計劃、海域管轄權和通關便利化措施，以及大灣區框架下不斷充實的便利澳門產業與居民創業發展的政策配置。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還積極支持澳門發展特色產業及提高國際地位，主要包括打造國際休閒旅遊中心、中葡商貿交流平台、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及特色科技與金融產業等。

背靠國家支持，面向“一帶一路”的全球化新格局，澳門正在繼續挖掘及釋放“一國兩制”的巨大制度紅利，將自身發展與民族復興緊密結合，典範展現了“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與強大的制度生命力。

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在20年間逐步形成自身經驗體系，是對“一國兩制”偉大制度創造與實踐的豐富和發展。

首先，愛國者政治基礎穩固及澳門作為“社團社會”的愛國認同，是澳門優良治理的關鍵，這在迴歸前及迴歸後均成為澳門社會聚焦團結及有效積累的政治目標，並匯聚成治理的可靠政治基礎。

其次，澳門基本法制定有着自身獨立思考，對行政主導與民主政制發展的制度設計更為嚴密及合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建制社會運動的激進化發展。另外國家安全立法及法制保障堅強有力，通過23條立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司法改革中排除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的權力，牢牢掌握國家安全制度保障的主導權。

再者，澳門基金會的資助體系與科學規劃管理，對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以及公共教育和輿論引導起到重要支撐作用，有效協助政府實現繁榮穩定的管治目標。

澳門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較好回應及解決了社會發展中的民生疾苦與弱勢羣體保護問題，起到穩定社會秩序、化解社會矛盾的制度效果。國家戰略與政策的持續保障及引導，在惠及澳門產業與居民的同時，也有效促進了澳門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

在澳門迴歸20週年之際，這樣的回顧既有助於總結、提煉和鞏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也有助於立足“一國兩制”的初衷和科學性，為“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謀篇佈局。(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