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足連敗陷寒冬 雪上加霜的是足協諸多規定受質疑

原標題：國足寒冬，足協“政”結

行政干預和調控措施

又一次次帶來更多的新問題

12月15日，中國國家男足選拔隊球員明天（左）和韓國隊球員金珍洙（中）在比賽中拼搶。當日，在韓國釜山舉行的2019東亞杯男足比賽中，中國國家男足選拔隊以0比1不敵韓國隊。圖/新華

足協“政”結

本刊記者/劉遠航

12月15日傍晚，北京迎來了初冬的第二場降雪。同一時間，在千里之外的釜山，本土教練李鐵率領的國足選拔隊不敵東道主韓國，迎來了自己的第二場失敗。連敗只是多米諾骨牌的一環。一個月前，中國隊在世界盃預選賽中輸給敍利亞，名帥裏皮在賽後突然辭去國家隊主教練的職務，這些變故都讓國足陷入了冰冷的寒冬。

雪上加霜的是，剛剛完成換屆的中國足球協會在近期籌劃的諸多規定受到了外界的質疑，千呼萬喚的體制改革也變得撲朔迷離。

11月25日，足協在上海召集中超16傢俱樂部投資人代表，開會討論限薪、轉會和歸化球員等多項內容。據多家媒體報道，新規對30歲以上球員在中乙聯賽的轉會和數量進行了明確的限制，每場比賽最多上場3名30歲以上的球員。足協聲稱，這是為了鼓勵年輕球員的成長。

12月7日，《足球》報爆出，足協正醖釀新規，為了落實此前計劃的限薪標準，所有球員重新簽訂合同，原有合同作廢。並聲稱，允許解約球員發起訴訟，但參與訴訟的球員三年內將不予註冊。一時間，輿論譁然，公眾認為此舉公然違反勞動法，難以理解。雖然足協很快公開回應，不會全部重籤合同，新規將在月底公佈，但公眾的疑雲並沒有因此消弭。

8月22日，中國足球協會第十一屆會員大會在河北香河國家足球訓練基地召開，經過選舉，陳戌源當選中國足協主席。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副主席杜兆才（左）與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握手致意。圖/新華

局面再次變得弔詭起來。一方面，政策的出台是為了解決實際存在的現實問題，但另一方面，行政干預和調控措施又一次次帶來更多的新問題。和新規一起陷入搖擺的，是醖釀已久的職業聯盟仍然沒有落地。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行政權力與職業市場之間那股錯綜複雜的癥結將如何拆解。

至於這條職業聯賽的繩索能否解國家隊之困，短期內並沒有答案。事實已經證明，名帥和歸化不是長久之計，留洋和西化斷斷續續，愛國口號也無法保證刀槍不入。長期來看，“後奧運時代”的中國足球，已經有了中遠期規劃的時間表，混雜着雄心與焦慮，但仍然面臨着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釜底抽“薪”？

1000萬，600萬，300萬，這是足協給三級聯賽本土球員的薪資限制。早在去年12月20日，足協就公佈了三級聯賽財務約定指標的通知，對注資、薪酬、轉會和獎金提出了明確的限制，被媒體稱之為“四帽”新政。

其中，國內球員的税前個人年薪不得高於1000萬元人民幣，但參加亞洲盃和世界盃預選賽的國家隊成員可在此基礎上上浮20%。這些規定的背後，是近年來足球聯賽的新變化，不斷有實力雄厚的集團公司入主職業足球。

“中國足球的職業化發展在其中一段時間有些畸形，那就是商業化太強，甚至完全是資本運作，都是錢在打招呼，造成了一些球員的價值取向都改變了。”北京北體大足球俱樂部董事長孫哲東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2019年1月，北京北控完成股份變更，北京體育大學入主這支中甲球隊，北控改稱北體大足球俱樂部。作為體育總局附屬下的體育院校，北體大給這支球隊帶來了很多先天的優勢，包括技術數據分析、醫療康復和青訓體系。既是職業聯賽的一員，又與足協有着密切的聯繫，這是球隊的特殊之處。

孫哲東注意到，近年來資本的加持讓球隊的價值水漲船高，球員轉會市場很熱鬧，有的年輕運動員到國外鍍金，回來之後身價倍增。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下，足協將限薪提上了日程。據孫哲東透露，大多數俱樂部的投資人對限薪是支持的，這有利於市場的平穩。

他們擔心的是政策方向的不斷變動。

“別前面把抽屜拉開了，後面又合上，之後又覺得不行，是不是放鬆一些。這種政策性的拉抽屜，對項目的發展是最不合理的。還有換屆帶來的方向變動，甚至是全盤否定，對球隊和俱樂部都不好。”孫哲東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而這項政策的落地本身並不容易。目前依然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如何處理好新籤合同與原有合同，一兩年內很難完全消化。在著名足球評述員張路看來，重要的是決策程序是否正確，俱樂部的充分參與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前提。

三十“不立”？

藉助行政命令，對職業聯賽進行干預和調控，為未來的國家隊培養人才，這是足協推出新政的部分動因。“U23”新政是這樣，限制大齡球員也是如此。給年輕球員“讓路”，似乎成為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長期以來，很多征戰過中超和中甲聯賽的職業球員在生涯後期會加入中乙球隊，優勝劣汰，這是職業聯賽自身的循環機制。按照足協的設想，可以通過對大齡球員的轉會和出場人數進行限制，讓中乙聯賽成為了培養年輕球員的練兵場。

分界線定在了30歲。而立之年，可能成為一把決定職業生涯的標尺。這引起了外界的廣泛質疑。在此之前，歸化的嘗試已經開始，但收效甚微，捷徑註定無法引向通途，只能靠自己造血，但行政干預可能與商業邏輯產生衝突。

孫哲東所在的北體大旗下也有一支中乙球隊，他強調了培養年輕球員的重要性，球隊的長期發展應該靠自身培養，而不是過分倚重轉會市場，用錢換成績。在剛接手北控的時候，這支隊伍的整體年齡偏大，25歲以上的球員佔大多數，10名球員年齡在30歲以上，很多原本在中超踢球，後來轉會來到這裏。

2010年，孫哲東由北京體育大學調入足協，擔任青少部主任。當時青少部制訂了中國青少年足球發展方案五年計劃，上百名青少年得到了去歐洲培養的機會。校園足球也是當時的重點。當時孫哲東的設想是金字塔層級的培養模式，在普及的基礎上進行提高，在3~5年內出人才。

但兩年之後，孫哲東就離開足協，回到北京體育大學，培養方案也就此擱置，校園足球的發展也變成以普及為主。

近年來，張路一直在致力於校園足球的普及，他認為普及是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此前的方向是提高，但出現了很多教訓，導致足球人口的下降。對此，孫哲東也有共識，忽略了青少年的文化課，單方面要求對他們進行拔高，肯定走不遠。

削足適履？

今年8月22日，中國足協完成換屆，陳戌源擔任新一屆足協主席。和他的前任們不同，陳戌源來自國企，原本是上港集團董事長，在他的帶領下，上港登頂足協盃。63歲的陳戌源原本已是退休之年，依然決定接手足協。

接受央視採訪的時候，陳戌源曾經打了個諧音的比方，足協就是足鞋，腳要穿得舒服。外界對這位新任足協主席仍然抱有期待。

9月7日，國足召開世預賽誓師大會，陳戌源向在場的球員和教練贈送了《紅星照我去戰鬥》，裏皮也領了一本。然而，紅色勵志書籍沒能改變比賽的結果，中國隊輸給了敍利亞，裏皮決定辭職，連賽後發佈會都沒結束，就轉身離席。

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國家隊的成績一如往常，而職業聯賽的改革與調控成為新任足協主席的要務，但行政手段與職業聯賽的關係同樣複雜，包括職業聯盟的設想，很多人已經呼籲了多年，並不算是新鮮事。

張路在1996年進入北京國安俱樂部，先後擔任總經理和副董事長。2004年，因為不滿判罰黑哨，國安罷賽。隨後，以大連實德和北京國安為首的七傢俱樂部投資人，向足協提出收回聯賽的所有權，要求建立中國足球職業聯盟。

為了應對這一局面，足協在2005年成立中超公司，名義上由足協和各個俱樂部共同成立，但足協的股份佔比最大，中超公司總經理也由足協官員擔任。當時俱樂部仍然有着足夠充分的話語權，張路是五位董事之一。當時關於轉播權，就有過分歧，足協官員想將轉播權以每年1億元的價格出售給一家公司，但張路等人認為以後轉播權會有更高價值，在幾家俱樂部的堅持下，方案沒有通過。

“我個人認為那是中超管理最好的時候，職業俱樂部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張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後來，足協也比較過國外職業聯盟的狀況。在足協任職期間，孫哲東曾赴歐洲考察，跟西班牙足協主席會面。對方介紹説，早在1985年，西班牙就成立了職業聯盟，從足協脱離。從此之後，職業聯盟負責職業聯賽，與贊助商們合作，經營它的品牌價值，足球協會則是負責公益事業，包括青少年、教練員和裁判員的培養。到後來，兩家機構成了死對頭，屢屢陷入糾紛。

中國足協顯然不希望陷入這種局面。2012年，足協成立了職業聯賽理事會，由中國足協代表、俱樂部代表、地方協會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專家代表組成。也就在這時候，張路卸任國安副董事長，專注於青少年足球的普及。

到了2015年，《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公佈，提出“改進完善足球競賽體系和職業聯賽體制”，其中包括“調整組建職業聯賽理事會”。這跟原來的理事會有着本質的區別，和中國足協是同級社團。

孫哲東跟高洪波也聊過。高洪波曾經擔任過國家隊主教練，北控易主後，繼續在北體大擔任主教練。8月22日足協換屆，高洪波被選為副主席。孫哲東跟高洪波説起未來的職業聯盟和足協的關係。

“其實我們國家的職業聯賽是還可以的，但是對青少年培養和國家隊沒有太大的支撐。未來的職業聯盟不僅僅是商業化運作，它一定要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否則在我們這個國度裏是不太容易走下去的。”孫哲東對《中國新聞週刊》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