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宗澤：跳出權力轉移誤區看中美關係

國際社會總是身不由己地屏住呼吸，密切注視着中美關係的每一次騰挪。自2018年以來，美國動輒使用關税“大棒”，以貿易為武器，挑起經貿摩擦，中美關係進入速凍模式。有人熱衷將中美關係置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放大鏡下，稱世界權力正在轉移，認為美國的霸權將會轉移到中國身上，並渲染“註定一戰”的宿命。但這種看法顯然過於簡單了，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時代發展趨勢。

維護國際秩序更有利於崛起國家

按照權力轉移邏輯，新興大國的崛起會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破壞國際秩序的穩定，必然會與守成大國迎頭相撞。然而，事實正好相反。面對突如其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為什麼不是七國集團(G7)而是二十國集團(G20)登場來應對該危機呢？因為包括美國、法國等都不相信G7能擔此重任，反觀G20中有一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這正是這場“世紀大拯救”成功的原因所在。其中，中國表現尤其突出，並做出了卓越貢獻。過去10餘年裏，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年都超過30%。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國際秩序出現的波動並非源於大國的崛起。有的發達國家將國際關係簡化為權力競爭，奉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搞極限施壓，製造緊張，而且從全球多邊機制中退出，導致了國際形勢的顛簸起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卻在竭力維護現行的國際秩序，支持多邊主義。對崛起國家而言，維護國際秩序的好處要大於挑戰國際秩序的收益。

與蘇聯截然不同，中國的崛起是在現行國際秩序內實現的。儘管現行國際秩序尚有不完善之處，中國仍積極參與和加入國際機制與國際組織，主動融入，承擔責任。

迄今中國參加了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加入了500多項國際公約，主動提供“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公共產品。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嵌入國際體系，反映了中國與國際秩序的關係本質上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合作互惠的。國際秩序不僅沒有因為中國的加入而減損，反而更具代表性、合法性和權威性。不僅如此，全球化將中國自身利益與國際社會的利益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將更加開放，並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不僅如此，與歷史上其他大國靠戰爭崛起不同，中國既堅持和平發展，又堅持與各國合作共贏。中國以和平方式使14億人擺脱貧困，獲得空前的繁榮發展，正是由於中國不斷發展壯大，才能成為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的更有力夥伴。無論是在應對金融危機，還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諸多全球性風險上，中國都是答案的一部分。同樣，全球化讓中美緊密相連，兩國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中處於關鍵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可見，在觀察與分析中美關係時，需要跳出權力轉移範式的誤區。

中美應就“根本性問題”坦誠對話

2019年6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中美兩國元首通話時指出，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峯會期間舉行會晤，“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交換意見”。何謂中美關係的“根本性問題”？當然指的就是作為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如何和平相處、合作共贏的問題。因此6月29日在與美領導人的會晤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兩國雖然存有一些分歧，但雙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領域廣闊，不應該落入所謂衝突對抗的陷阱，而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表明中方並不認同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才是對中美關係負責任的立場，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任何尋求“脱鈎”的企圖，註定是無法成功的，也違背兩國人民的意願。

中美兩國關係並不存在誰佔便宜、誰吃虧的問題，其本質是互利共贏的。自從建交以來，中美兩國在政治、安全、經濟貿易、人文等領域的交往成就斐然。中美關係的內涵早已超出雙邊範疇，賦予了全球意義。中美經貿關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由雙方利益不斷融合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應當成為中美共同向國際社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

當然，美方不應將其問題歸咎於中國。美國國內也有一些理性客觀的聲音，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不是敵人”。美眾議院前議長紐特·金裏奇在他的新書中説，美國的失敗不能歸咎於中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説，“中國不是我們經濟問題的根源，企業的貪婪才是”。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習近平指出，我們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這個夢絕不是“霸權夢”。我們沒有準備去取代誰，只不過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中國提出與美國共同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要擺脱權力轉移的陷阱，開闢大國相處的新境界。歷史上有哪個崛起大國對守成大國，提出過如此以合作共贏來界定雙方關係的倡議？雖然中美關係再次來到十字路口，但絕不應被悲觀氣氛籠罩。(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