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中的夏朝尋蹤

尋找夏朝

夏朝是中國上古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朝代，眾多先秦古籍諸如《國語》《逸周書》《古本竹書紀年》《世本》等對夏多有提及，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夏本紀》更有詳細的記述。

上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學術界興起的疑古思潮，雖對夏朝的存在沒有徹底否定，但也提出了不少疑問，人們對夏的認識，基本仍停留在半信半疑的傳説階段。

1924年，針對當時學術界在如何研究古史上的爭論，李玄伯在《現代評論》一卷三期上發表《古史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提出“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我們若想解決這些問題，還要努力向發掘方面走”，於是，夏朝的確認應走考古學之路遂成為大家的共識，1926年李濟赴山西夏縣的調查和西陰村發掘，即是為了尋找夏的遺蹟。西陰村的發掘雖未發掘到夏的遺存，但卻發現了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

1943年曾出版過《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名著的徐旭生先生1959年以逾70高齡進行的豫西夏墟調查和偃師二里頭遺址試掘，可以看作是李濟工作的繼續，徐先生雖將二里頭遺址推定為西亳，但由此卻掀起了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的熱潮，當時的科學院（後更名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和河南、山西省的文物考古部門紛紛派出考古隊和人員在傳為夏墟的範圍內開展工作，發現了不少線索。197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登封告成鎮召開王城崗遺址發掘現場會，王城崗、二里頭、東下馮等考古隊領隊或代表圍繞夏文化考古做了彙報，鄒衡先生作了長篇發言，對夏文化展開了熱烈討論，當時，對何種遺存是夏文化形成四種不同認識：第一，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第二，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和河南龍山文化是夏文化；第三，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第四，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與會並作了總結講話，關於夏文化問題，他認為：“首先應假定我們探討過的夏王朝是歷史上存在過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認為可能沒有夏王朝。其次這個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點，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縱使能證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祖先的文化，那隻能算是‘先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王朝時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稱為夏文化，不僅內蒙古、新疆等邊區夏王朝時代少數民族的文化不能稱為夏文化，如果商民族、周民族在夏王朝時代與夏民族不是一個民族，那也只能稱‘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稱為夏文化。”上述觀點他認為“都有説不通的地方”，至於鄒衡提出的“鄭州商城亳都説”，他説“可以繼續研究”，亦未表態。這次會議，是繼1959年徐旭生豫西夏墟調查之後夏代考古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有人譽為國內第一次夏文化討論會。

此後近二十年間，與夏代考古有關的遺址雖有一些發現，也提出過一些新的觀點，但此次會上提岀的圍繞何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是夏文化的四種意見並存的局面迄未改變。直到1996年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啓動，為夏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機，也提出了挑戰。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本工作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由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學科專家聯合實施的系統工程，其總目標是制訂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時期年代學年表。由於條件的不同，對西周、商代後期、商代前期提出的目標較比詳細、具體，對夏代只是要求“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相比於西周和商代，對夏代提出的要求相對不算很高，但這對於承擔此任務的研究者來説，卻是極其嚴峻的挑戰，因為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其基本前提是必須從考古學上確定何種考古學遺存是夏文化，而且是要含有可測年標本的遺存。這是挑戰，也是機遇。為此，“工程”專門設置了“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課題，由著名考古學家鄒衡任組長，下設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尚書》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四個專題，後在實施過程中又滾動新增加了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和年代測定、禹伐三苗綜合研究、新砦遺址的分期和研究專題，在其他課題、專題中也有涉及夏代年代研究的內容。關於測年則專門設置了碳14測年技術的改造與研究課題，下轄常規法技術改造與測試研究、骨質樣品的製備研究、AMS法（加速器質譜計）技術改造與測試研究三個專題。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考古遺址發掘必須歷行報批手續，拫據研究需要，上報的登封王城崗、禹縣瓦店、新密新砦、鞏義稍柴、偃師二里頭、商州東龍山等遺址的發掘申請，均順利得到國家文物局批准和支持。除鞏義稍柴外，其他遺址均按計劃進行了發掘，並按要求釆集了系列含碳樣品，做了測定。2000年“工程”結束時，出版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其“夏代年代學研究”部分發布了文獻對夏和夏年記載的梳理、對作為從考古學上研究夏文化的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分期與測年的結果。

文獻梳理，依據《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竹書紀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另一説為四百三十一年。“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431年不包括‘無王’階段。”文獻所見夏的都城有多個：《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史記音義》“夏（指禹）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今本竹書紀年》“帝啓，癸亥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台”（在陽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夏都”條引《世本》“相徏帝丘，於周為衞”；《今本竹書紀年》捲上“少康自綸歸於夏邑（陽翟）”“十八年，遷於原”；《太平御覽》引《紀年》帝寧（杼）“自（原）遷於老邱”；《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帝厪，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古本《竹書紀年》稱“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夏都雖多，但多為文獻記載，有考古線索或考古上基本得到證明的僅登封告成之陽城和洛水近旁的斟鄩二地。1959年徐旭生調查發現併發掘至今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位於洛水附近，“面積達9平方公里，發現有宮殿、大墓、鑄銅作坊遺址與精美的玉器、青銅器和陶器，……有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斟鄩。”

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一期兩個測年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1880—1640年；二期9個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1740—1590年；三期3個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1610—1555年；四期4個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1561—1521年。二里頭文化基本落在公元前1880—1521年359年範圍之內，不足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推定的自禹至桀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471年之數。二里頭文化一期碳14測年數據的中值為1760年，上距文獻推定的夏之始年2071年尚有較大的差距，則二里頭文化明顯不包括最早期夏文化。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王城崗遺址，安金槐原分為五期，負責“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的方燕明將之合併為三段，一段即原分的一期，有兩個測年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2190—2105年。二段含原分的二、三期，二期有兩個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2132—2064年；三期有兩個數據，均為公元前2090—2030年。三段含原分的四、五期，四期有三個數據，擬合後為公元前2050—1985年；五期有兩個數據，均為公元前2030—1965年。

“工程”對“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提出：“關於夏文化年代的上限，學術界主要有二里頭文化一期、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兩種意見。新砦二期遺存的確認，已將二里頭文化一期與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緊密銜接起來。以公元前1600年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範圍之內。”

綜觀《工程》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的確較啓動之前有較大進展，就夏文化考古而言，我認為以下幾項，都可以看作是重要進展。

一是確認了二里頭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夏代早期文化應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中尋找；

二是確認了新砦期遺存的存在，以新密市新砦遺址某些單位為代表的遺存，早於二里頭文化一期，晚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1999年開始對新砦遺址的再次發掘，證實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連二里頭一期，正填補了其間的空白”。

三是明確了“二里頭遺址面積達9平方公里，發現有宮殿、大墓、鑄銅作坊遺址與精美的玉器、青銅器和陶器，因此有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就是夏都斟鄩”“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規模較大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發現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它們的發現為探討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線索”。

新的進展

“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國家“九五”計劃的一個項目，2000年基本結束並取得可喜成果，但實際上有些工作特別是一些考古課題還在延續。就夏代年代學而言，近年來，在原有基礎上又有不少進展，可列出的有：

第一，登封王城崗遺址大城的發現。該城址位於1976—1977年發掘的小城之外，其東北部北城牆打破了小城北牆和壕溝，其西牆南段被潁河沖毀，東牆可能因五渡河沖刷而全遭破壞，城內北部經鑽探發現有多塊面積較大的夯土基址。大城始建年代落在安金槐原王城崗遺址五期分法的第三期，測年結果已如前述。

第二，新密新砦遺址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兩期城址。城牆外均有壕溝。經測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略晚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王城崗大城或基本同時。新砦期城城內發現有建築遺蹟和零星小型墓葬。

第三，二里頭遺址發現宮城、帶圍垣的手工業作坊址和更多的宮殿建築基址及中高級貴族墓葬，出土的青銅胎綠松石鑲嵌牌飾引人矚目。

第四，發現二里頭四期時仍有建築大型宮室活動，至四期末始發生夏商更迭重大變化。

第五，社科院考古所山東隊和蚌埠市博物館合作發掘的龍山文化禹會村遺址，發現一組包括祭祀台基、祭祀坑、祭祀溝、圓圈遺蹟和“工棚”式建築在內的遺存，研究認為可能即是文獻記載的“禹會諸侯於塗山”留下的遺蹟。

第六，考古發現後石家河文化含有相當數量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因素，研究認為此或即文獻記載的“禹伐三苗”形成的文化現象。

第七，碳14測試技術有新的改進更新，所測數量增加，所測結果又有調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安金槐所分五期的第三期）為公元前2090—前2030年；新砦期一段為公元前1870—前1785年，二段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頭文化一期上限1735年，二里頭四期為公元前1565—前1530年，二里頭二至四期年代為公元前1680—前1530年。

以上進展促進了對夏文化許多重要問題的認識，其中有的已寫進已出版或即將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1996—2000年）》《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二里頭》等著作中，我在為《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寫的前言中説“大體説來，以王城崗大城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晩期遺存——‘新砦期’遺存（或曰新砦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經歷的三個大的階段，約從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貫穿了其起始至消亡的始終”。

除對何種考古學遺存是夏文化以及其分期與年代有了明確的認識，對登封王城崗遺址乃“禹都陽城”之陽城、偃師二里頭遺址乃“太康居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都城斟鄩，有了更充分的論證。

至此，我認為可以做出這樣的論斷，由文獻史學、考古學、測年技術科學等學科合作研究的結果證實，中國歷史上的夏朝是客觀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最近出版的北京大學教授孫慶偉著《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亦持相同觀點。

一些感想

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的親歷者，我自始至終參加了這項工作。在實施過程中，儘管困難很大，矛盾很多，但大家都堅信設定的目標是合理的，遵循的“以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集中相關學科的優勢，聯合攻關”的方針是正確的，“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蒐集、整理、鑑定和研究，對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對有典型意義的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的碳14年代測定。最後對各課題通過以上兩條以及其他途徑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得出儘可能合理的年代學年表”的途徑和方法是科學的、切實可行的。

不必諱言，由於參加該項目的單位多、人員多，學科背景不同，看問題的角度有異，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不同悥見和爭論是正常現象。遇到這類問題，從來都是通過討論解決，從1996年4月至2000年4月的四年時間內，正式的討論會召開了52次，小型的交換意見會更不計其數，2000年結題之後的續研究階段，亦是如此。討論會上多數議題可以求得一致，但也有難以統一認識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從來是保留不同觀點，避免強求一律，不存在“領導説了算”或“少數服從多數”的現象。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項有關夏商周年代的學術研究課題。學術研究自有學術研究的規律，它可以確定目標、制訂計劃，但不能夠定框框、劃界限，實事求是是最高原則。在實施過程中，領導是這樣要求的，大家也是這樣做的，合作愉快是大家共同的感覺。但回憶整個過程，我自己覺得在某些方面，例如我自己曾參與負責的“夏代年代學研究”部分也有考慮不夠周密之處，在制訂《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時，在“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下所設專題中雖有“早期夏文化研究”，但提出重新發掘的遺址時，登封王城崗雖名列其中，但只是把過去發掘過的小城內的一些灰坑重新挖開尋找可測年的標本，並未把擴大調查發掘範圍尋找更重要的遺蹟放在首位，河南龍山文化大城的發現是“工程”結束之後的事；雖然在敍述二里頭文化時，提到了有人主張是“後夷代夏”時的遺存，但並未注意對與其有關遺址的發掘，直到“工程”後期才列上了“新密新砦遺址研究”的補充專題，而真正重要的發現也都到“工程”結束之後了。又如碳14測年的課題，設備更新改造、技術提升頗費周折，只是到“工程”後期基本穩定批量測試標本時，“工程”也到收尾階段了，大量工作只好留在後續時間。好在有關負責同志瞭解實際情況，理解具體承擔課題任務人員的心情，支持後來接續的工作。事實證明，正是“工程”結束之後，這些同志不畏勞累、不計回報的持續不斷努力，才使得這些課題最後達到了較比滿意的結果。

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列入九五科技攻關的一個研究項目，已於2000年通過驗收。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由於課題研究深化的需要，在驗收結束以後又持續研究多年，其最終研究文本去年剛交付科學出版社。以最終文本的出版為標誌，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一個研究項目可以説已經結束，但包括夏代在內仍有不少問題的深入探究尚待繼續，我們期待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使我國古代歷史的面貌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