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大變局呼喚有行動力的大戰略

有關中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論斷，是我們認識當前中國國內與國際局勢變化重要的視角。應對“大變局”帶來的複雜、嚴峻，同時又是危與機同生共存的長期挑戰，重要的是正確理解、思考和行動。在大變局中思考和探索發展之路，並在具體的國家治理行動中興利除弊，就是要落實和繪製“大變局”判斷的行動藍圖，讓我們具有着眼長遠的大戰略思考和行動能力。

挑戰是大戰略的催化劑

很長時間以來，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學科中，一直聚焦於“如何贏得戰爭與和平”這一中心話題。但冷戰結束後，傳統意義上大國戰爭的可能性明顯下降。雖然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難以避免，但由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以及核武器的戰略威懾，國家間關係已經難以清晰地劃定“敵”“我”之間的界線，共同和可持續的發展開始成為各國不可迴避的現實與責任。戰略研究也開始超越以往的傳統範疇，轉而着眼於在國家間競爭、衝突與合作同時並存的條件下，如何贏得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綜合發展，實現經濟增長、繁榮與人民福祉可持續實現的進步目標。2000年，耶魯大學首先設置了“大戰略研究項目”，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約翰·甘迪斯等人是最早主持該項目的專家。

“大戰略”思考和制定的核心內容，一是深入和全面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超越簡單的戰爭與和平議題，梳理和吸取國家經歷興衰起伏的實證依據;二是引入當代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具體事實，分析和研究什麼是國家發展的最佳戰略選擇;三是結合具體的國內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以及國際權力結構調整和變化的邏輯，剖析和展望“大戰略”中目標和手段行使之間的優先秩序。

美國過去30年的對華政策，有着全面、具體和深入的“大戰略”應對特點。例如，冷戰後美國政府對華戰略，就是既要在經濟上接觸中國又要在政治上引導中國，同時還要在戰略上“看管”和“防範”中國。

特朗普政府近三年的對華政策，則充滿了單邊主義、霸凌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特點，但同樣具有“大戰略”思考和行動的特點。例如，對華科技戰是倚仗美國霸權實力強加給中國的“新冷戰”，但在貿易戰過程中仍然需要和中國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減少貿易戰對美國經濟以及特朗普2020年競選連任的衝擊。可以説，美國對華全方位施壓已經開始，尤其是在香港、新疆和西藏問題上加強對中國內政的干預，以及對中國意識形態攻擊。中美的戰略競爭，美國的“大戰略”思考和行動已經日漸明晰。對此我們無法迴避，如何應對考驗的是中國的“大戰略”思維和行動的能力。

思維與行動應着眼長遠

首先，從中美關係的基本性質來看，遠非已經走到了“生死關頭”或者穩定與合作已難以挽救的程度。這一判斷並非來自於對美國涉華意圖的“善意解讀”，而是基於對當代國際體系、美國戰略實施進程和中國自身實力地位應具有的客觀認識和判斷。

對中美關係複雜性的正確解讀，不應只是基於兩國間競爭和衝突的現實，更需要出於對對手思維與行動習慣的瞭解，以及對我們自身能力的信心。除非發生意外的軍事衝突，中美之間的“競合”格局不可能出現顛覆性變化。只是現在的“競合”格局變得更加多元、多樣和多點。甚至在今後一段時期，競爭要明顯多於合作，競爭的強度和烈度會更加突出和缺乏兼容性。

其次，需要明確中美競爭的核心領域，確定我們應對美國戰略競爭壓力的長期重點。美國今後對華遏制的核心目標，是企圖通過持續的科技戰以及經濟、貿易和金融施壓，壓制中國高科技與高精尖製造業崛起的歷史進程，儘可能抑制中國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總體上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高端升級。美國插手香港、新疆等地事務，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再度抹黑中國，都是在為這種戰略打壓制造藉口和合理性。

為此，我們不能令“脱鈎”成為現實，而是要在保持中低端製造業和科技領域繼續合作的同時，加速國內科研體制創新、科研成果的市場化轉換機制的變革，調動國企和民企全面強化科研投入，全力推進中國製造業和科技創新的升級進程。

第三，我們更要有準確、及時和科學的戰略選擇。面對美國的對華戰略施壓，我們既需要重視國家力量建設，也需要重視社會力量的引導和建設，充分調動中國社會和人民愛國、愛黨的熱忱和忠誠，調動和釋放社會活力。過去400年來的世界歷史已清楚説明，大國競爭和衝突的關鍵時刻，最終獲勝的大國常常不是高度的國家主義，而是國家力量、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能夠有效結合、相互約束、各司其責的國家。

如何讓國家、社會和個人在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建立合理、有效和法治化的最大合力，這是我們應對大變局挑戰需要做出的戰略選擇。21世紀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局勢，除了信息化、全球化和扁平化，同樣也存在着日益“社會化”和“民眾化”的特點。習主席曾指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釋放民眾和社會的活力，依靠14億中國人愛黨愛國、勤勞奮進的巨大資源，中國不懼怕世界上任何大國的打壓和競爭。(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