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數據的社交生活 - 彭博社
Laura Bliss
每張地圖都藴含着製作者的決策,這些決策最終呈現出一種模式、故事或論點。有時,這些設計、標記、數據選擇和數據切割的選擇表現為明顯的偏見,就像唐納德·特朗普臭名昭著的2019年颶風多里安地圖的例子。然而,更常見的是,這種固有的“真實感”在地圖整潔、客觀的視覺呈現下悄然無聲,就像現在製作的許多關於半可靠的Covid-19病例數據的地圖和模型一樣。
因此,雖然在數據豐富和數字工具充足的時代製作地圖相對容易,但閲讀地圖並不總是那麼簡單。你如何判斷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扭曲的?
今天,由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萊文塔爾地圖中心推出的在線展覽旨在幫助訪客提高他們的數據素養技能。彎曲的線條探討了地圖和其他視覺數據如何簡化和操控所呈現現實的悠久歷史,無論是為了推動商業廣告、土地投機、戰爭宣傳,還是對新聞的某種視角。它還提供了負責任的地圖閲讀者可以用來判斷他們所審視內容可信度的有用指導。
一張1926年東京人口密度的地圖在展覽中展出,作為探索地圖如何切割和處理人口數據的一種方式。萊文塔爾地圖中心,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由加雷特·達什·尼爾森主導,BPL最新的地圖策展人和偶爾的 《城市實驗室》的 貢獻者,該展覽是在新冠病毒之前計劃的面對面體驗。相反,它作為一種沉浸式在線體驗開放,任何年齡和興趣水平的學生都可以在家中通過他們的設備遊覽。我與尼爾森談論了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自首次構思以來是如何演變的?
最初的主題是做一個經典類別的地圖展覽,稱為勸説性製圖,通常指的是宣傳地圖、廣告、政治競選地圖,明顯可以看出有議程的地圖。我們在大約25萬張平面地圖、地圖集、地球儀和其他製圖材料的收藏中有這些材料。但我們決定鑑於目前的情況,擴展到一個更大的主題,關於地圖如何產生真相,以及對地圖和其他視覺數據的信任是如何在媒體和公民社會中產生的。因此,我們不僅僅考慮那些顯然具有危險性、扭曲性和欺騙性的地圖,而是想要思考每張地圖如何呈現世界,以及它們如何反映偏見、缺失或數據的不正確分類。我們還想把這視為促進數據素養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對媒體和數據可視化的批判態度,以匯聚地圖如何塑造我們現實感的悠久歷史。
當你説“現在發生了什麼”時,你是什麼意思?這個展覽有什麼與我們此刻相關的?
好吧,有些具有説服力的地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有害的:在一張將章魚代替俄羅斯的地圖上,你知道製圖者在提出一個論點。但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製圖作品都有科學客觀性的視覺語言,很難記住是有人制作了這個並對其框架做出了選擇。這些選擇和數據來源往往是隱藏和埋沒的。因此,當我們在新聞中看到選舉地圖或冠狀病毒病例的可視化時,我們必須小心所描繪的內容。
你能舉個例子説明這個展覽是如何解構這一切的嗎?
我們委託了一組特殊的地圖,彙編了關於馬薩諸塞州在幾個不同類別(如人口統計、基礎設施和環境)上的地理數據。我們將數據交給了一些製圖師,要求他們製作一對顯示不同結論的地圖,這些結論彼此相悖。一個人從有毒廢物場的環境數據中製作了兩張地圖:一張地圖認為城市受到污染的影響最大,而另一張則認為農村城鎮的影響更大。因此,這個項目實際上是想説,我們希望認為數字可以自我説明,但每當我們使用數據時,解釋者的角色至關重要,而人們製作這些地圖的方式確實可以反映他們在任務中帶來的假設。
馬薩諸塞州的有毒污染地圖,顯示城市受到的影響最大。瑪格麗特·歐文斯
馬薩諸塞州的有毒污染地圖,顯示農村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瑪格麗特·歐文斯一個好的翻譯者在審視地圖時可以問哪些問題?
在節目的一部分“線是如何彎曲的”中,我們討論了一些最常見的製圖技術,這些技術值得我們仔細審視:例如,數據是否經過人口規模的標準化,將產生非常不同的結果。我們還通過觀察人口普查分類如何隨時間變化來研究數據是如何由世界上的人們產生的,這並不是因為人們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因為對人口分類的種族主義態度被編碼到人口普查數據表中。因此,你必須問:數據本身可以持有什麼假設?在整個節目中,我們查看歷史實例以及更現代的作品,以便給人們提出關於如何看待地圖的問題,無論是簡單的媒體批評,比如:誰製作了這個,什麼時候?他們是否顯示來源?他們的方法是什麼,以及他們使用了什麼樣的修辭框架,如標題和説明?我們還涉及地理分析,如數據標準化和可修改區域單位問題。
你的意思是製圖者可以選擇繪製的不同邊界?
確切地説。有一個部分問,波士頓有多少人居住?這取決於你指的是什麼——是城市還是大都市區?我們如何劃定這些邊界以及如何彙總各種人口統計數據對我們的結論有着巨大的影響。
1897年大紐約地圖Leventhal地圖中心,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彭博社讀者需要什麼技能來解讀無數的冠狀病毒地圖?
這是地圖強大之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們能夠提取和可視化信息中的地理模式。如果我給你數十萬份感染者的報告或醫療記錄,你永遠無法篩選出任何關於病毒地理的信息。相反,媒體中的簡單地圖立即指出了世界上受影響最嚴重的地方。但它們也掩蓋了這些病例的細節,以及許多未報告的病例,或那些已經有其他症狀並接受檢測的病例。因此,地圖既有提取我們 otherwise 看不到的模式的能力,但它們是通過簡化來實現的。世界上唯一真正準確的地圖就是世界本身,一旦你開始製作地圖,你總是在做出關於什麼要省略和什麼要概括的選擇。
關於冠狀病毒地圖的另一件事是,它們的數據集生產的驚人制度複雜性。在這個數字世界中,我們認為,“哦,數據就是從天而降的”,但實際上,所有信息都是由醫生、公共衞生委員會和州機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收集和組織的。理清這些做法確實將你推向了數據的社會生活。
我喜歡這個表達,“數據的社會生活”。説到這個,這個展覽還提出了一個論點,即一個人識別可靠信息的能力是民主社會的基石。這是怎麼回事?
因此,我們不想僅僅將地圖視為真實或虛假的,而是希望將它們視為可信或不可信,並考慮它們流通的社會和政治背景。我們對從未見過的世界某些部分的許多證據都是基於地圖:例如,我們大多數人接受新西蘭位於澳大利亞海岸外,因為我們看到地圖並假設它們是可信的。那麼,社會和機構如何產生這種信任,什麼是可以信任的,當這種信任破裂時會發生什麼?結論不應該是我們不能信任任何東西,而是我們必須以知情的懷疑態度閲讀事物,並決定將信任放在哪裏。
這個夏天最安全的旅行方式
一張讀者製作的隔離生活地圖。康斯坦斯·布朗BBC在其週末旅行節目中介紹了 CityLab的讀者製作隔離地圖項目。節目中還 featured 哲學學者艾米莉·托馬斯,她談到了通過想象旅行的美德。“哲學家蘇格拉底和伊曼紐爾·康德認為,如果你想了解一個地方,閲讀關於它的書籍比去那裏更好,”她説。“康德有一句著名的話,他説,‘我沒有時間旅行。我想知道太多關於世界的事情。’”在這裏觀看節目,並且 查看CityLab上最新的讀者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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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重, 勞拉·布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