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是首位忽視公平住房的總統 -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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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卡森,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用一個新的規則取代了奧巴馬政府的公平住房規則,該規則對聯邦撥款接受者的要求更少。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表示,郊區需要保護免受低收入住房和犯罪的影響。
攝影師:斯特凡妮·雷諾茲/CNP/彭博社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最近的規則大幅削弱了接受聯邦資金的州和地方在“積極促進公平住房”方面的義務。
在週五正式發佈於聯邦公報,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規則表示,撥款接受者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來消除維持隔離的障礙,例如排斥性分區。只要他們聲稱自己做過某事——比如提供“安全和體面的住房”——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就會視其為合規。即使是“隔離”這個詞——更不用説採取任何措施的要求——也已完全從規則中刪除。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印度尼西亞慶祝一個正在努力成形的新首都蒙特利爾市中心部分地區因水管破裂而被淹沒伊斯坦布爾面臨繁忙街道下的危險‘火車愛好者’組織支持哈里斯和沃爾茲的總統競選總統毫不懷疑他所要做的事情:試圖通過假裝奧巴馬時代的規則——他的政府已經暫停的規則——正在破壞郊區社區的福祉,來煽動對種族變化的恐懼。特朗普在推特上發文稱,郊區居民需要 保護免受低收入住房和犯罪的影響,而這些正是早期規則所引入的。毫無疑問,他的新規則和言辭都必須受到譴責,就像在1963年反擊 喬治·華萊士的“現在隔離,永遠隔離”意識形態 的必要性一樣,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義。然而,即使在11月特朗普被應得地趕走,解決持續的住宅種族隔離的巨大挑戰仍將存在。
特朗普在其支持隔離的言辭和對隔離現狀的毫不掩飾的承諾上是個異類。但現實是,自從第一個積極推進公平住房規則在 1995年頒佈以來,沒有任何總統政府(包括奧巴馬政府)有政治勇氣提供一個強有力的、非防禦性的解釋,説明為什麼需要採取積極措施來消除公平住房的障礙,更不用説以實際減少住宅隔離的方式進行嚴肅的全國性執法了。
壓倒性地,州和地方從未認真對待他們的義務,只是產生了一些模板式的“分析”,這些分析在未能承諾採取有意義的行動方面顯得格外突出。聯邦政府也沒有認真對待其執法責任。
作為反歧視中心的執行董事,我對這一領域的悲慘歷史非常熟悉,因為正是ADC在2006年對紐約韋斯特切斯特縣提起的創新訴訟(短暫地)將積極推進的理念從死灰復燃。2006年有一件事很明確,今天令人驚訝的是仍然清晰:訴訟可以成為實現未實現的種族隔離美國夢想的成功工具。2006年還有一件事很明確,今天毫不奇怪的是仍然清晰:雖然向所有人解釋為何採取積極措施以消除居住隔離是考慮到我們歷史的唯一公平途徑確實很重要,但我們不能等待那些抵制者的支持。改變現實的行動優先;心靈和思想可以隨之而來。
韋斯特切斯特的案例
韋斯特切斯特,一個富裕的紐約市郊,長期以來在種族上明顯隔離(即使在2010年,它也有25個非洲裔美國人佔少於3%的城鎮和村莊,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自那時以來幾乎沒有變化)。
這也是反對住宅整合和建設可負擔住房的重複抵抗的場所。在1970年代初,紐約州創建了一個新的實體,賦予其在地方反對下建設可負擔住房的權力,韋斯特切斯特的居民是抗議者之一。反對者成功地使該機構失去了權力。
韋斯特切斯特每年獲得數百萬美元的聯邦住房資金,這些資金的條件是承諾識別平等獲取住房的障礙並採取必要措施克服這些障礙。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韋斯特切斯特再次成為焦點,當時揚克斯市是一個傳奇的去隔離戰鬥的被告之一。在這一時期涉及韋斯特切斯特的另一個案件導致了一個住房流動計劃的創建,旨在讓少數族裔居民能夠搬到白人韋斯特切斯特的城鎮和村莊。正如公平住房倡導者傑瑞·萊維最近對我説的:“我們必須為每一個公寓而奮鬥,幾乎每個市鎮的分區都嚴格到使可負擔住房建設變得不可能,而縣政府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縣政府通過其住房機會委員會,保守地估計了可負擔住房的需求(未考慮韋斯特切斯特在區域需求中的份額),併發布了非約束性可負擔住房單位分配,供各個市鎮建設。幾乎所有白人韋斯特切斯特的城鎮和村莊都嚴重不足。
看看2016年生成的韋斯特切斯特地圖。所有以黃色或紅色呈現的區域都是住宅區劃。但只有紅色區域——總面積的微小部分,尤其是在白人韋斯特切斯特——被劃為多户住宅區。沒有一些多户住宅,可負擔住房的成本就會過高;沒有可負擔住房,住房隔離的模式將繼續存在。
在深刻、持續的種族隔離背景下——“自願方法”數十年的失敗——ADC看到了一個隱藏在明面上的路徑。韋斯特切斯特每年獲得數百萬美元的聯邦住房資金,這些資金的條件是承諾識別平等獲取住房的障礙並採取必要措施克服這些障礙。韋斯特切斯特沒有讓其市鎮採納與混合收入住房建設一致的合理區劃條例,而是採取了完全的“放手”方法。
欺詐聯邦政府是非法的,正如聯邦虛假索賠法案中規定的,ADC代表聯邦政府起訴了Westchester。對Westchester的案件如此強大,以至於主持該案件的聯邦法官在2009年2月發現,唯一合理的結論是Westchester的陳述確實是“虛假或欺詐的”。幾個月後,一項同意令(具有約束力的法庭命令)被簽署。
這起案件並非偶然地在HUD最近的評論中受到嘲諷,並且被總統特別提及:“我的意思是,我在Westchester看這個已經很多年了,來自紐約,他們想在一個社區裏建造低收入住房。”
畢竟,正是這項法庭命令,後來被領先的公平住房組織描述為“在過去25年中,提供了比任何其他法律程序更有機會實現顯著的結構性變化於高度隔離的住宅住房模式。”(我應該指出,與總統的説法相反,依據同意令要求建造的大多數住房是為年收入在約50,000到85,000美元之間的家庭而設的——這類家庭通常包括護士、急救醫療技術人員和其他必要的工人。)
未能交付
在同意令的直接後果中,HUD承諾要“讓人們承擔責任”。 但不幸的是,負責執行同意令的所有機構參與者——無論是美國檢察官辦公室,還是HUD,還是案件中最初和任期最長的法院指定監督員——都沒有準備履行其職責。年復一年,韋斯特切斯特(由一位在反對同意令的平台上當選的共和黨縣執行官領導,後來繼續進行與特朗普極為相似的恐嚇宣傳)忽視了其在法院命令下的義務。即使在2016年,ADC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專家報告,明確發現19個非裔美國人占人口不到3%的韋斯特切斯特市鎮有排斥性分區,延續了種族隔離,負責執行的人也沒有采取強有力的行動。
積極推進公平住房並不是要剝奪或指責。它是關於向所有美國人開放那些擁有良好學校、安全街道、高質量醫療服務和精心維護的公園及娛樂設施的社區。
西切斯特的失敗並沒有被其他地方強有力、廣泛的執法所抵消。奧巴馬政府在這一方面比其前任更為積極,但考慮到這個國家住房隔離的範圍和深度,其執法行動顯得異常微弱。該政府的新積極推進規則終於在2015年出台,但結果卻非常乏力。
正如我當時所評論的,該規則的制定繼續“將分析置於行動之上”。而不是解釋為什麼四十多年的“請您考慮”方法是徹底失敗的,奧巴馬政府急於否認任何根本性的變化:“該規則並不對任何地方政府施加任何土地使用決策或分區法律,”HUD寫道。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住宅隔離的歷史呢?這樣做並不需要,也不應該涉及對當今郊區居民整體的指責(大多數人在隔離住宅模式首次建立時並未出生)。但這確實需要理解,這些模式源於一種有害的社會工程,故意排斥非裔美國人,並有意扭曲住房市場。
還必須理解,非裔美國人的排斥發生在歷史的一個非常特定的時刻:二戰後的幾十年,那些被歡迎進入郊區社區的人享受到了通過房屋價值的不斷提升而獲得的無與倫比的資本積累時期。
積極推動公平住房並不是要剝奪或指責。它是關於向所有美國人開放那些擁有良好學校、安全街道、優質醫療服務以及維護良好的公園和娛樂設施的社區(無論是郊區還是城市)。這應該是一個壓倒性的國家利益,需要比奧巴馬總統任內更多的執法,而不是更少。
最終採取行動以實現《公平住房法》未能實現的目的,拆除隔離並促進全國各地形成融合、繁榮的社區,其後果與特朗普所描繪的反烏托邦截然不同。他要求美國人回到70年代早期的誇張版本。他的第一個恐懼呼聲是,在那個時候的某些時刻和某些地方,負擔得起的住房意味着在一個社區中建立一個壓倒性的開發項目,這個項目並不是社區的一部分,通常也不是收入融合的。那些都是沒有人想再次犯的錯誤。
特朗普的第二個恐懼呼聲是,向所有人開放住房會毀掉當地學校。但在2020年——就像在每個時代一樣,追溯到內戰之前——真正致力於為所有人提供最高質量學校的,是民權的倡導者,而不是他們的對手(進步人士不應害羞於明確而毫不含糊地説出這一點)。
與其説是值得恐懼的事情,不如説積極推進公平住房是一種值得自豪的事情:這是努力挽回在住房背景下基本美國原則——公平、機會、尊重和尊嚴。(克雷格·古裏安是反歧視中心的執行董事,該中心在2006年因西切斯特縣對聯邦資金的不當使用而提起訴訟,旨在進一步推動公平住房。他還是一項由非裔美國人原告提起的聯邦公平住房訴訟的首席律師,該訴訟挑戰紐約市的“社區優先”政策在可負擔住房抽籤中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