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城市中的進步派取得選舉勝利 -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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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加斯頓,37歲,來自洛杉磯,在11月3日為洛杉磯市議會候選人尼蒂婭·拉曼競選。她是從城市中心湧現出來的一批進步候選人之一。
攝影師:弗朗辛·奧爾/洛杉磯時報/蓋蒂圖片社
隨着美國緊張的選舉逐漸走向尾聲——城市地區的計票結果決定了關鍵的搖擺州——一些事情變得清晰起來。儘管美國城鄉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不斷加劇,但週二在地方層面,進步候選人表現強勁。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城市權力:全球時代的城市治理》作者理查德·施拉格爾表示,地方層面正在發生“戲劇性的進步轉變”。 城市權力:全球時代的城市治理
BloombergCityLab萊斯利·洛科,英國皇家金質獎獲得者,正在投資非洲的未來M25高速公路部分關閉,預計將造成重大交通干擾美國沿海城市在氣候友好交通排名榜首價值20億美元的機場將考驗莫迪的使命,阿達尼的野心迄今為止,2020年的結果顯示這一趨勢將繼續,即使這種趨勢不會向州立法機構的控制權或行政領導層滲透。施拉格爾認為,在各種規模的城市中,選舉結果顯示出了政策範圍的擴大,涵蓋了住房和交通,以及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的新思路。
向前邁進,許多政治觀察家和領導告訴CityLab,關於租户和工人權利、刑事司法改革和交通方面的行動將繼續。隨着爭奪州的關鍵州的選票(截至11月5日)指向一個民主黨白宮,以及喬治亞州決定參議院控制權的決選,他們認為城市繼續推動重塑地方經濟的進步政策至關重要。
Way to Win的總裁托里·加維託(Tory Gavito)指出,作為一個進步政治聯盟和政治行動委員會,Austin提案A的通過,這是一項價值71億美元的交通改善計劃,是城市議會去年通過綠色新政的一個例子,這顯示了進步人士在擁有選票和權力時推動重大改革的能力。
像這樣的勝利在更加混亂的國家局勢中脱穎而出,因為預測選民將對特朗普時代的共和黨進行徹底的譴責已經讓位給一系列混雜的結果,以及城鄉美國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儘管如此,加維託認為迄今為止的結果是進步議程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首先要注意的是,民主黨人正在贏得普選票,他們的人數在城市和郊區地區不斷增加,南部和西南部的人口變化,”她説。“亞利桑那州翻轉,喬治亞州陷入僵局,德克薩斯州向左轉移,以及下票勝利,都表明這個國家正在發生變化。”
Ross Morales Rocketto,Run for Something的聯合創始人,支持州和地方的進步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候選人,強調了地方政治中的世代變革。總體而言,Run for Something在這一輪中支持了525名候選人,取得了202場勝利,還有77場比賽尚未宣佈結果,截至11月5日還有三場決選。獲勝者中包括:加布裏埃拉·卡薩雷斯-凱利(Gabriella Cázares-Kelly),一位土著候選人,宣佈在皮馬縣記錄員競選中獲勝,負責圖森地區的選舉;她的競選是為了回應其他土著人被剝奪選舉權的情況。還有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一位亞裔建築評論家和首次參選的候選人,剛剛當選為賓夕法尼亞州參議院議員,部分競選議程是“為所有人提供住房”。
國會女議員當選人科裏·布什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選舉之夜觀看派對上發表講話。攝影師:邁克爾·B·托馬斯/蓋蒂圖片社北美Rocketto還指出了一對具有進步背景的國會獲勝者:前護士和弗格森活動人士科裏·布什,第一位代表密蘇里州進入眾議院的非裔美國女性,以及前中學校長賈馬爾·鮑曼來自紐約市,他提倡恢復性司法和增加社區投資。
這些政治新人,Rocketto説,反映了一個成長於比爾·克林頓“大政府已經結束”政治學派的一代人,他們試圖用小修補和輕微調整來解決巨大的社會問題;現在,他們大聲質問為什麼政府不能做更多。Rocketto認為這不是意識形態鬥爭,而更像是對事情得到解決的需求。“幾十年來,民主黨一直控制着大多數美國主要城市,但黑人仍然在街上被警察殺害,”他説。今年夏天的種族正義抗議活動激發了年輕人對公職的興趣激增,他説。“已經太遲了,無法參加選舉,但我們確實有成千上萬的人聯繫我們表示要參選。我們還沒有看到所有年輕候選人在城市、縣和學校董事會競選的情況。2021年將會有一波新人。”
一些勝利可能會帶來未來的勝利。Rocketto指出了來自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包括休斯頓)法官Lina Hidalgo的例子。她在2018年當選,並隨後努力鼓勵和支持增加選民參與,為德克薩斯州藍色浪潮的早期(儘管過於樂觀)希望提供了動力,並展示了在地方辦公室中推動進步人士的力量。“2018年,哈里斯縣在選舉上花費了600萬美元,”Rocketto説。“今年他們花費了3600萬美元。這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 — 3000萬美元並不是一大筆錢 — 但這種微小的變化影響了數十萬人的生活,他們看到政府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本地進步人士已成功地改變了全國範圍內關於諸如經濟適用房等問題的對話,這是全國社區發展金融機構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LISC)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urice Jones説的。Jones説:“地方政府渴望有一個聯邦夥伴,如果他們看到一個想要更積極的夥伴,他們自己也會變得更積極。”
Tara Raghuveer,KC Tenants的聯合創始人兼Homes Guarantee運動的主管,表示這次選舉已經改變了關於提高人們對經濟適用性危機意識的思想領域。Raghuveer説:“在州和地方層面,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比例上的轉變。”她指出像Nithya Raman這樣的候選人,她是一位39歲的城市規劃師,在洛杉磯市議會選舉中領先。Raghuveer説:“她正在公開表示漸進主義已死,洛杉磯可以在明天解決無家可歸問題。”
Raghuveer認為,布什和鮑曼代表的當選,以及紐約國會議員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連任和“小組”的連任,是“加深了替補陣容”,更多的代表帶着生活經驗前往華盛頓理解住房政策對城市美國的影響。這給了租户權利運動發聲和平台,並可能迫使潛在的拜登政府感受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壓力,並“迫使進行清算”。
“每當我們在城市中有一個好主意時,我們不得不問,州長會不會召開新聞發佈會來抨擊它?”
2020年初的結果還表明,更雄心勃勃的地方交通政策,再次填補了特朗普政府前四年聯邦不作為留下的空白。交通政策分析師Romic Aevaz在Eno交通中心表示,無論具體的選舉結果如何,都有朝着在新鐵路和大眾交通方面進行重大地方投資的動向,比如奧斯汀的Prop A,以及更多用於資助Vision Zero和自行車道安全改善的措施。“在奧斯汀和舊金山灣區,對於大額提案有更多樂觀、更多熱情,”他説。“如果地方政府提供資金,而我們有了拜登政府,我們也將有更好的機會獲得聯邦配套資金。”
但是在紅色州或搖擺州的城市可能很快面臨更大的挑戰。迄今為止,在德克薩斯等地,還沒有民主黨接管州立法機構,這意味着地方權力的剝奪將繼續成為一個問題。Schragger指出,弗吉尼亞去年看到其眾議院變為藍色,這是一個這種變化如何可以創造一個對城市選民更加響應的州的例子。“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共和黨的反城市主義將被放大,”Schragger説。“至少不會得到支持,甚至會以‘無政府主義管轄區’宣言的形式表現出明顯的敵意。”
格雷戈里奧·卡薩爾(Gregorio Casar)是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議會議員,他為今年無法讓州立法機構變為藍色感到遺憾,因為這將為確保進步城市所做的工作提供更好的機會 — 他倡導的帶薪病假法案後來被駁回 — 並追究其他更温和的政客的責任,他們不能因預先阻止的恐懼而拒絕採取大膽行動。
“每當我們在我們的城市有一個好主意時,我們不得不問,立法機構會阻止這個嗎,州長會召開新聞發佈會抨擊它嗎?”他説。一個不那麼敵對的州政府也可能增加選民參與和投票率。“德克薩斯一直是一個不投票的州,不是紅色或藍色的州,我可以理解,因為它被操縱選區劃分得如此之厲害。”
即使有一個更有幫助的行政部門,當地的進步人士可能仍然被迫自己承擔大部分推動變革的工作。這通常從預算開始,自夏季與警察暴力事件的對峙以來,活動人士一直在審視預算。
尤尼塞斯·埃爾南德斯(Eunisses Hernandez)是Re-Imagine L.A.的長期刑事司法倡導者,也是J提案的支持者,這是獲得批准的洛杉磯縣倡議,呼籲將超過3.6億美元重新分配給社區投資和替代監禁。她看到多年來圍繞預算和資金的活動增加,因為一個進步聯盟圍繞長期社區不滿形成。埃爾南德斯表示,圍繞J提案展開的多樣化運動源自幾十年的活動主張和社區對工作、住房和衞生服務的需求,包括1960年代東洛杉磯的抗議活動和47號提案背後的工作,這是一項減少非暴力犯罪判刑的州級提案。
“現在,年輕人的要求正在發生變化,”她説。“我會説激進,因為沒有更好的詞來形容。與其要求一小部分蛋糕,現在是要求整個蛋糕。人們要求進行深層改革,不要讓任何人被落下。黑人的命也是命真正為我們奠定了能夠向官僚機構提出這些要求的基礎。這裏正在發生的是一個藍圖,展示了你的税款可以做什麼,以及它們如何代表你的價值觀。”
洛杉磯大都會聯合助人協會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伊莉絲·布伊克(Elise Buik)表示,領導這一運動的年輕一代“以我從未見過的方式,將公共預算聚焦和審查起來,”她説。該團體是支持J號提案的聯盟的一部分,她表示這可能是“加利福尼亞州和全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模式。洛杉磯縣的人口比41個州還多。”
像J號提案的運動可能代表了Rocketto對如何將進步聯盟擴展到城市強大陣地之外的願景。“在全國各地的地方層面,真正的機會在於根本性地討論當地問題,”他説。“這不是關於意識形態的競選。通過共享價值觀與選民建立聯繫。這就是你讓一個只在福克斯新聞上看到民主黨人的共和黨人相信並投票支持民主黨人的方式。”
“在極化時代,我們不應該害怕對比,”加維託説。“你越能講述進步政策如何幫助多元種族聯盟取得成功的故事,你就越能吸引那些天然盟友加入聯盟。”
Raghuveer觀察到,在一個分裂的國家裏,認為政府應該是可以解決嚴重社會問題的權力來源,已經變成了一種激進的觀念 — 尤其是在看到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保護工作和生命方面效果不佳之後。
她説:“過去幾個月提供的清晰度表明,我們的體制幾乎沒有任何一點允許城市以我們需要的方式關心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