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文革”時期成了兩面派？_風聞

文：王水照

“文革”中為什麼給蘇東坡扣政治帽子？

在講作為政治家的蘇東坡之前，首先講講，為什麼一九七六年“四人幫”粉碎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家首先集中在關於蘇東坡的政治態度的爭論上，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毛澤東發動“評法批儒”。什麼意思呢？我們中國的諸子裏有儒家、有法家；儒家大家都知道，孔夫子，那麼還有法家這一批人，如韓非子。毛澤東推崇法家，他認為自己就是大法家，所以就要批評儒家。這樣，孔子變成孔老二。這個運動本身是有現實政治背景的，雖然這個運動是講古代的事情，但實際上是針對現實的，是針對周恩來的。周恩來是當時的大儒，所以，這個運動最後的矛頭是針對周恩來總理。

表面上是在研究歷史，實際上是一場政治鬥爭。在這個研究歷史當中就發生了一個關於宋代的問題爭論。宋代王安石，是主持“王安石變法”的宰相，他當然是法家。而蘇東坡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是站在“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那當然就是儒家了。所以，當時在《人民日報》上，在《紅旗》雜誌上，有一大批文章攻擊蘇東坡，説蘇東坡是兩面派，説他是投機派、頑固派。

我就説這蘇東坡是九百年前就死掉了，也不知道他是惹了誰了，給他戴了那麼多帽子。所以，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展開正常的蘇軾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蘇東坡究竟在“王安石變法”中是一個什麼態度，對他的問題要怎麼評價。就是給古人也要搞平反，搞正名。

第一就是要討論蘇東坡和王安石變法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本身也是一個學術問題，在蘇東坡的生平當中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時候也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但是和“四人幫”這麼攪合在一起呢，就把超出了學術問題本身的很多因素加在裏面去了。

反反覆覆的政治態度：蘇東坡的四個人生階段

當時我就寫了第一篇文章，在當時的《文學評論》副刊上面發表，就是《評蘇東坡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給蘇東坡正名，就是給他平反。按照我的觀點，蘇東坡在變法問題上的政治態度，跟他一生不同階段有關。蘇東坡一生經歷過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開始，這一年是他考進進士。那時歐陽修做主考官。在封建社會來説，考中進士，就意味着他開始走向仕途，開始做官了。所以從這年開始，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他人生第一階段。治平三年這一年他本來在做官呢，後來因為他母親病逝了，那麼按照封建社會的規矩，他就要回四川老家給母親守27個月孝。所以他就離開了政治舞台。

第一階段的蘇東坡，他的基本態度是要求改革。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就是為了考試寫了一組的系列文章，叫“進策”。進策就是向皇帝提建議的文章。

他當時的思想基本上比較準確地抓住了社會矛盾。宋代一方面是個很文明很發達的社會，綜合國力也比較強，但是社會問題比較嚴重。他抓住了三個社會問題，一個叫做財政不豐，就是國家的財政有困難，第二是兵力不強，就是國家軍事力量不強，第三是吏治不擇，就是官吏啊，沒有進行選擇，官吏的隊伍行政效率很低。抓住了財、兵、吏三個問題。應該説呢，蘇東坡抓這三個問題是很準的。

宋代社會有個比較怪的現象，整個社會的經濟實力很強，但國家財政收入緊張。大家看《清明上河圖》，把當時汴京的情況客觀地描述出來了。當時，汴京非常富庶，非常繁華，但國家不行，國家的財政比較緊張。因為宋代好多政策，是為了控制皇權。趙匡胤做皇帝，他是篡了位的，因為他原來只是北周的一個大將，隨後就是黃袍加身，當上了皇帝。為了鞏固政權，他採取了一系列的重文輕武的政策，為了防止軍隊裏的將軍篡權，他就整天把周圍的將士調來調去，換防，做到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又用了很多的收買政策，把大將的兵權收回來，又讓政府的官僚機構重疊，相互牽制，設的官員很多。這些種種的問題就造成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比較空虛，國庫比較空虛。

所以，蘇東坡要求宋仁宗能夠勵精圖治，果斷而力行。這一段時間他的政治態度，應該説是要求改革的。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是當時一般的宋代士大夫社會精英共同的思想。這個大背景就是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蘇東坡對范仲淹、歐陽修搞的“慶曆新政”一直是非常崇敬。因此，在蘇東坡人生的第一段，主要是要求改革的。

第二段是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蘇東坡給母親守完27個月孝了從四川第二次出來，到了汴京，做了京官，從這年開始，到了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故世，小皇帝上台，這段時間為蘇東坡人生第二階段。這段時間主要是王安石變法時期。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是一次比“慶曆新政”更廣闊的範圍內進行的改革，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會的新法。但在這個時期，蘇東坡就變了，變得反對新法，特別是激烈地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兩篇文章，一篇是《上神宗皇帝》的萬言書，這就給神宗皇帝提意見，第二篇是《再論時政書》。這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懇請神宗皇帝自己不是先去變法，而是先要“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第三段，是從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元豐八年，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那個老皇帝神宗死掉了，小皇帝宋哲宗繼位。從這年到宋哲宗元祐八年，因為它的主要年份就是元祐年間，所以歷史上叫做元祐更化。什麼叫做“更化”呢？就是這個時期，老皇帝死掉了，小皇帝繼位年紀還小，結果就由宋神宗皇帝的母親高太后來執政。由於高太后的思想比較保守，就下令把王安石的變法全部取消，任命司馬光做宰相。司馬光想拉攏蘇東坡，蘇東坡當時還貶謫黃州，就把他復官到汴京，希望藉助於蘇東坡的力量，大家一起來搞，把王安石新法取消，一切回到原來的樣子，所以叫“元祐更化”。“更化”的意思，就是反過來，一切回到熙寧以前的情況，叫更化時期。

但是在這個時期，蘇東坡又變了。司馬光好不容易把他從黃州調回來，給他官升好幾級，那麼司馬光還對他很看重，希望（蘇）能夠幫助他一起來輔政。

但是，在司馬光要把所有的新法廢除的過程中，蘇東坡跟司馬光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因為王安石的新法裏面的一個法，叫做“免役法”，司馬光認為這個免役法也要廢掉，蘇東坡卻認為，這個免役法經過十幾年來推行的結果，有它好的地方，不應該廢掉。

這個法是什麼內容呢？原來封建王朝有好多盤剝老百姓的法令，其中一個是地租，就是土地税，是收實物的，還有一個就是“力役”，就要出工，比如説要把某個地方國家的糧食運到另一個地方，那麼就要派工，或肩挑或船運，所以就有一個勞力的問題。

勞力問題宋代原來的方法叫做“差役法”。差役法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説把這個差役，選擇幾家來負責，別的幾家就出錢，結果，這幾家往往破產。封建社會的勞役非常繁重，往往不能保證勞役的完成。後來，王安石就搞了個“免役法”，就是説，力役的負擔大家按照不同的户口的等級，大家來出錢，然後僱人來完成這個差役，這個叫做“免役法”。應該説，這兩種法對老百姓來説都是負擔，但是從直接的結果來算，還是“免役法”對老百姓好一些，特別是農民，他可以稍微出點錢以後，就可以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會在農忙的時候突然就把他抽調了，讓他去服勞役。實施“免疫法”之後，他就可以用一定的金錢，買來自己生產的權利，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蘇東坡説不能變，還是王安石的這個法好，因此造成他與司馬光之間的矛盾。這是第三段。

第四段就比較簡單，是從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親政，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元祐八年以後，高太后年紀大了，就把政權交給宋哲宗。宋哲宗自己來親政，自己來負責政治上的事情，一直到元符三年，蘇東坡這個時候已經在海南島，在政治上叫做“紹聖時期”。

“紹聖”是什麼意思呢？這個“聖”，對宋哲宗來説就是他的父親，這個“紹”就是繼承的意思，“紹聖”，繼承他的父親，什麼意思呢？就是説他在政治上的方針要恢復到他的父親宋神宗時候變法的方針。所以，新黨又上台了，舊黨又倒黴了。“紹聖時期”蘇東坡基本都在貶謫，已經不做官了，先是在惠州，今天廣東的惠州市，後來被貶到海南島。但是，他仍堅持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保留他政治上的自主。對於研究蘇東坡的政治態度，這一時期不是非常重要。

蘇東坡為什麼不是“兩面派”？

蘇東坡從早期的主張改革，到王安石變法時期激烈地反對王安石變法，再要到後期了，司馬光主政的時候他又來維護某些新法，變到新黨裏面的變法派了。

因為有這個“之”字形變化的現象，所以“四人幫”就説，蘇東坡是投機派、兩面派，你一會這樣，一會那樣，就投機嘛，一會兒是變法這一面，一會兒是反變法那一面，所以就是兩面派。

但是，如果我們要是瞭解裏面的原因，就會對蘇東坡的政治態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因簡單説起來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是由於蘇東坡本身的政治觀點。這些政治觀點有矛盾性。蘇東坡的哲學觀念上，總是在兩個方面擺動，一方面他認定天下的事情要動，動才能進步，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是靜的觀點，用靜來看動，就是他一方面肯定世界萬物都在變化，在變化當中萬物才能發展，但另外一方面要求靜，要在守靜的前提下解決問題。他特別要求皇帝要守靜。他認為皇帝不應該太積極，不應太好動，只要設計好政策以後，就叫你的手下的官吏來運作，這樣政治才能搞好。所以，他強調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政治風氣，要在不同的政治風氣裏面來維持動與靜之間一個度。

蘇東坡曾經做過主考官，他給考生出了這麼一個題目叫他們來回答。我先把這個題目給解釋一下。他説“欲師仁祖之忠厚”，就是打算以神宗皇帝的忠厚為師，學習他待人比較寬厚，政治上比較的寬厚，有什麼弊病呢？“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神宗皇帝要求不嚴格，鬆鬆垮垮，結果，就是“百官有司”，很多官僚機構就“不舉其職”，不能完成他自己的本職工作，“或至於偷”，這個“偷”跟那個人字旁的“偷”是一個“偷”，就是苟且偷生，不積極有為，該怎麼辦？這是題目的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欲法神考之勵精”，如果效法神考，神考就是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神宗皇帝，勵精圖治，積極有為，“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恐怕“監司守令”，這個“監”就是各個地方的專員，這些官員“不識其意”，不瞭解神宗皇帝勵精圖治的本意，而“流入於刻”，“刻”就是刻薄，嚴苛，兇猛地盤剝老百姓。

這個題目很有意思，他不光是考了學生，實際上也是考了他自己，而且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就是説，他總要在一個既要忠厚又要勵精這樣一箇中間態度。官員最好是既比較寬厚，又能勵精圖治，既能夠避免苟且偷安的缺點，又能夠避免嚴刑峻法的局面，所以，他要求採取一箇中間的、不偏不倚的一個立場，這是他的政治態度中的一種矛盾性。像這樣的政治立場，對於當時北宋政治上積累下來的種種問題，特別是財政問題跟交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因為當時需要採取一個比較果斷的行動，才能把這些問題解決。如果按照他的這樣一個方針，既不能這樣，也不能那樣，實際上什麼事情都幹不成，所以我認為他政治思想有矛盾性。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他所反對的那個對立面，也就是王安石變法本身的矛盾性。“王安石變法”現在國內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評價，雖然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有否定的。王安石在宋代後期，特別是南宋時候，成為了反面人物。因為北宋滅亡了以後，大家都來追究北宋為什麼會滅亡的原因，結果，追究來追究去，原因就是王安石變法不好。特別是他的幾個助手，先是呂惠卿，後來又是蔡京，大家看《水滸傳》，蔡京都是一個反面人物，高俅啊等等，歷史上評價不高。所以，在《宋史》裏面對王安石也評價不高，而且呂惠卿都列入了《奸臣傳》。

王安石的地位被翻過來，是近代的梁啓超做的。梁啓超寫了一個《王安石評傳》，就把他王安石全部翻案了。這個也很好理解，因為梁啓超要變法，於是他們把王安石拿出來，作為自己的同道。在學術研究上，也有不少老先生對王安石的變法提出懷疑，全面否定王安石變法，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還是覺得 “王安石變法”從經濟、政治的角度來考慮，應該給予肯定。但是變法後來走向了反面，走向了負面，而且負面影響也很大，這也是必須看到的。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蘇東坡獨特的仕宦經歷。以前我講過，宋代的上層政治，強調各種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一個平衡，互相牽制，所以特別強調諫官的作用。蘇東坡本身考中進士以後，又考中了一個嚴良方正直言敢諫的科目。這個科目出身的人就要敢於講話，而且他跟主持政府工作的宰相或者副宰相，處在一個既定的對立的地位。有點像民主黨上台，反對黨總是講不同的意見。

所以，王安石上台的時候，蘇東坡要跟王安石唱反調，司馬光上台時，就要跟司馬光有不同意見。後來是章惇，本來是蘇東坡的好朋友，上台的時候又與他發生了分歧。章惇把他從惠州貶到海南島。同時，他自己又因為受到了兩朝皇帝的特別的賞識，自己也覺得立朝應該自斷、自信，他這方面的願望比較強烈，所以就造成了蘇東坡整個幾十年的流放過程。

大陸學界的兩條爭議

我的這個意見提出以後，大陸學術界有不同的爭議。主要有兩條。一個意見是蘇東坡跟王安石的矛盾不是要不要變法的矛盾，而是怎樣變法的矛盾。具體講，蘇東坡主張要變用人之法，王安石主張是推行法治。

第二個意見，蘇、王的矛盾，一個主張法制，一個主張任人；蘇東坡主張晚變，王是即變；一個是漸變，一個是突變。這個意見是不對的。因為王安石的新法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王安石做宰相前，做過幾個地方官，一個在今天的寧波，一個在今天的安慶，他就在做地方官的任上，利用地方官一定範圍的職權，已經把新法慢慢實踐過。所以，他做過試點工作。

所以，就法本身説，就政治才幹和他的經濟思想來説，王安石比蘇東坡要成熟。但他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當時還沒有一個行政機構，把他的法按他本來的意思推行下去。這也是封建社會的悲劇，經是好經，和尚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