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沒有科舉而是士族共治，後來走勢會否與日本相同｜文史宴_風聞

文/陳路

本文是應用户糊紙漿的提問而撰寫。魏晉南北朝的士族其實質並非貴族，而是有特權之官僚而已，其地位和實力並沒有足夠的保障，這與日本中古以貴族和教團為基底的權門勢家有明顯的區別。文史宴特邀旅日學者陳路撰文比較中日兩國中古時代的差別，希望糊紙漿用户能夠滿意。

後人讀史時，總不免會對於已經發生過的事做出種種假設，追問此事如果並未發生，會產生何種結果。當然，歷史無法假設，這類設問永遠也不會有什麼答案。然而這些設問有時候卻會使得我們對於歷史，乃至於對於自身的認識更進一步。關於與士族共治天下的設問，便是其中一例。

中國之士族本質仍為官僚

1

“士”出現於何時，今日已難以考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商周時代的金文中，已可見“庶士”“多士”之類的記載。這裏的“士”究竟有着怎麼的內涵，尚無確切定論。但稍晚些的文獻中，對於“士”的定義漸漸較為清晰。

據《禮記·王制第五》記載：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而另據《孟子·萬章》記載：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余英時先生據此，認為“士”是先秦貴族中最低的一等，為主要負責各部門的基層事務的小官。

在天子蒙塵、諸侯敗亡的春秋戰爭時代，作為高級貴族的卿大夫逐漸衰落。其中相當一部分淪為低級的“士”。如孔子祖上孔父嘉本為宋國大夫，曾出任大司馬。而其弟子顏回先祖邾武公為魯附庸改稱顏氏後，連續十四代出任卿大夫。然而到孔、顏二人的時候，皆已淪為“士”。

而與之相對應，則是大量的庶民，以軍功、學術晉升為士。

據《呂氏春秋·尊師》記載：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幹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此六人的事蹟真偽權且不論，至少可以看出**在《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以學仕進已成為庶民上升的“士”的重要途徑。**故而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於是到戰國末期，本來作為最低級的貴族，主要負責基層事務的“士”，逐步轉化為最高級的庶民，取代了過去貴族所承擔的大部分職能。任何庶民，皆可能憑藉軍功或治學，上升為“士”。下可繼續作為基層官僚，處理日常行政事務，上則可封侯拜相，權傾朝野。而真正的貴族階層，大體在此時已經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至兩漢之時，相較以軍功仕進而言，以治學仕進越發成為庶民上升為“士”的主要途徑。

如日後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其先祖袁良便以專治孟子·《易經》，而出任前漢平帝的太子舍人。此後袁氏一族遂以孟子·《易經》為家學。其中袁安由此舉孝廉而歷任縣令、太守、河南尹，於漢章帝時出任司空，由此奠定袁氏一族繁榮的基礎。而大名鼎鼎的弘農楊氏，則自東漢初年始世代傳習歐陽派《尚書》，其中楊震被稱為“關西孔子”。潁川荀氏以儒學聞名，“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均以研究經書見長。潁川陳氏祖上出於寒微，沒有血統和家學傳承，然陳寔以儒學聞名天下，並以德著稱，一度被認為名士之首，因此潁川陳氏在桓、靈時期名望甚至高於荀氏。

袁紹能夠掌握偌大的勢力

最大的要素是家學淵源

故而到兩漢時，真正能夠成為代表“士族”的門閥士族，家學往往會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儘管此後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直到隋朝興科舉為止，家學的內容一直在發生變化。甚至關於家學的評價基準，也一度由朝廷手中轉移到門閥士族手中。但是家學本身，始終是決定其是一個普通豪族，還是門閥士族的重要基準。

大體而言，“士”這個羣體，最初是作為下級貴族，承擔基層行政事務，也即是我們今日所説的事務官僚。但伴隨着春秋戰國時期貴族的衰落與庶民的崛起。“士”這個羣體逐漸由貴族之末轉化為“士農工商”四民之首。

因為隨着周秦之變的發展，過去作為封建秩序支柱的貴族階層，逐步被秦制帝國碾碎。而過去承擔基層行政事務的事務官僚們，地位獲得極大提升，逐步擠佔了過去貴族所佔據的空間。也即是説，伴隨着秦制帝國的正式確立，作為事務官僚的“士”取代了作為封建貴族，成為支撐君主統治萬民的關鍵存在。

而儒學恰恰是當時培養事務官僚的最為重要的一種學問。正如劉歆曾言“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故而儒學不僅很容易成為秦制王朝的主要意識形態，而且也迅速成為選拔事務官僚，也即是選拔“士”的重要基準。

故而自戰國以來，以學仕進而非以軍功名世，越發成為庶民成為“士”的重要途徑。而以家學傳世者，由於其極高的儒學水準與龐大的門生故吏，便成為代表“士”的士族門閥。雖然這些士族門閥本身在地方上也有着極大的勢力，但是他們的本質，依舊是中央朝廷的行政官僚。他們獲得王朝的重視，且能躋身高位。絕非是由於他們在地方上有多少權勢，而在於其家學的水準及門下的勢力。

故而，所謂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實際上是絕非是指君王與貴族共治天下，而是指君王與事務官僚們共治天下。

儘管魏晉南北朝時代，門閥士族一度十分強大，甚至曾經將家學的主要內容，由王朝的主要意識形態儒學，轉化為玄學、佛學。但依舊需要看到，以家學名世這一核心內涵，並未發生多少轉變。

更何況，門閥士族自東晉以來，便一直受來自寒門士族的挑戰與來自君王的打壓。到南朝之時，門閥士族們雖尚能炫耀門第，但已經逐漸遠離權力中樞。

日本權門的底色是貴族和教團

2

如果説“士”的內涵，是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演化的關鍵的話。那麼要理解日本古代政治的演化，便必須理解一個關鍵概念“權門”。

**“權門”指日本古代至中世具有特權的家族或集團，與之相近的概念的是“勢家”，兩者也經常合用稱為“勢家權門”。**關於勢家權門的記載，最早見於公元902年3月13日發佈的《延喜の荘園整理令》中，權門、多勢之家的記載。初指諸院、諸宮、王臣家及五位以上的貴族。院政後，主要指治天之君（天皇家督）、大寺社（南都北嶺）、伊勢平氏、河內源氏等，包括公家、武家、寺家的權勢者。

平安中期以後，勢家權門的實力額日漸壯大，逐步分割了過去由中央朝廷所持有的各種權限，從而形成公、武、寺三足鼎立的權力格局。日本學者黑田俊雄將這種權力構造生動的稱為權門體制。

《源平合戰圖屏風》

武家登上歷史舞台

勢家權門之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大的權勢，其關鍵在於其持有“不輸不入權”。

所謂“不輸不入權”，包含“不輸權”與“不入權”。

“不輸權”是指持有者，具有不向朝廷繳納賦税的特權。“檢斷不入權”則是持有者擁有拒絕來①自外部權力者的使者、②司法警察權的行使者、③租税徵收者進入自己領地的權限。“不輸權”與“不入權”有着若干交叉，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合併使用。故而統稱為“不輸不入權”。

勢家權門通過不輸不入權，實際上一方面脱離了中央朝廷的賦税徵收體系，另一方面又脱離了朝廷的司法警察權，從而形成自己獨立的司法警察體系。

平安中期以降，伴隨着平安朝廷大力強化中央集權，構建王朝國家。不僅來自朝廷的苛捐雜税越發繁重，來自國司的苛政也越發嚴重。

在當時，朝廷選派國司的基準，並非個人的才能或是品德，而是其於上層貴族的關係或者能否完成朝廷所交代的賦税徵收任務。而只要國司能夠按時按量完成朝廷所安排的賦税任務，這則國司無論做什麼，朝廷大體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往各地的國司們，自然也是為所欲為。在完成朝廷的賦税徵收任務之餘，也不忘儘可能的中飽私囊。

在所遺留的史料和民間故事中，充斥着國司們的種種劣行。即便是當地的百姓、土豪聯名向朝廷申訴國司的劣行，國司們所面臨的最壞結果，也不過是被解任而已。因此，百姓、土豪們最開始往往選擇最直接的做法，攻擊國衙，襲擊國使、殺死國司。

但是很快，他們發現與其直接與中央朝廷對抗，不如將自己的土地寄進給那些擁有不輸不入權的貴族或者集團。而這些貴族或集團，也樂於接受這些寄進，通過向各地的百姓、土豪分享自己的不輸不入權，來擴大自己的權勢。故而，不輸不入權是勢家權門能夠得以產生的關鍵之所在。

而勢家權門又分三種：

一是以天皇家、攝關家為首的中央貴族，即最開始所指的諸院、諸宮、王臣家及五位以上的貴族。

一是伊勢平氏、河內源氏這些依託地方豪族，承擔了鎮壓叛亂、重罪即應對寺社強訴的“重犯檢斷權”的兵家將種。

這二者共同的特點，便是都擁有極高家格。被稱為貴種的存在。諸院、諸宮、王臣家自不待言，伊勢平氏、河內源氏雖已紮根地方，在中央的官制不高，甚至一開始只能為中央大貴族服務，但由於其能追溯到天皇家的高貴出身，使得他們受到地方豪族的推戴，從而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而源氏、平氏也藉此來獲得極其重要的重犯檢斷權，也即是實際上的司法警察權，使自己由落魄的下級貴族，躋身為勢家權門之一。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勢家權門是以南都北嶺為代表的大寺社。

寺社的不輸不入權比較特殊。一方面由於他們被賦予鎮護國家的重要職能，所以朝廷為了能夠維持這些寺社的正常運作，賜予其龐大的領地與相應的不輸權。而寺社的不入權，則很可能源於宗教設施所具有的一種原始的機能，即神聖空間所具有的庇護權，日後再由朝廷通過律法予以確認。此外，寺社的上層僧侶，往往出身貴種，與中央大貴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南都北嶺之“南都”——奈良興福寺

日本僧團極為強悍，天皇、武家都無法將其摧毀

故而，中世權門體制的形成，是中央與地方的貴種以及大寺社，以“不輸不入權”為切入口，分割了國家公權力，而形成一個新的權力格局。

在這個權力格局中，無論是代表皇權的治天之君，還是壟斷軍事警察權的幕府將軍，揚或財大氣粗、桀驁不馴的南都北嶺，都只不過是這個權力體制的一個構成部分，必須與其他的勢家權門保持一種即競爭又合作的動態關係，從而構築起日本獨有的封建秩序。

士族門閥會演化為權門勢家嗎？

3

不難看出，士族之所以能夠從貴族中脱離出來，最終取代貴族，成為中國精英階層的代表。其關鍵在於秦制國家的成立與維持，需要大量的行政事務官僚。所為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質在於君王有賴於作為行政事務官僚的士大夫的支持，來維持秦制國家的運作。

而作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士族門閥。其之所以出類拔萃，並非是因為其出身高貴或者地方上的權勢，而在於其家學深厚，門生故吏遍天下。日後的出身高貴與地方上的權勢，不是家學的附屬品，便是完全無法與家學相提並論。故而司馬氏在地方上的權勢，雖然未必遜於弘農楊氏，但是聲勢卻大為不如。

歸根到底，**秦制國家形成之後，除非國家被摧毀，並且留給自發秩序一個較長的成長空間，從頭再演化一遍，否則秦制國家本身絕不可能逆向演化為封建國家。**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士族門閥的權勢雖然一度能夠凌駕於皇權之上。但終歸無法改變其依附於皇權的事實。

中國的古典時代，秦製成為“古典”

日後長期難以突破

門閥們之所以能夠一度凌駕皇權至上，只不過是因為皇權衰弱之後，給予這些依附於皇權的官僚們可乘之機罷了。並不代表着周秦之變後形成的秦制國家體制發生根本性改變。

而與之相較，日本的勢家權門，卻可以説中央與地方的貴種及大寺社，與地方土豪、百姓結合之後的產物。土豪、百姓通過將自己的土地寄進給貴種與大寺社，從而分享對方的不輸不入權，而貴種與大寺社也藉此擴充自己實力，最終形成強大的勢家權門。

而且那些獲得不輸不入權的貴種或大寺社，都並非是職業行政事務官僚。都是貨真價實的貴族。

與中國不同，儘管日本一度引入中國的律令制度，試圖模仿中國建立秦制國家。但是這種嘗試通常以失敗告終。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貴族與教團的勢力一直非常強大，而中國那樣的行政官僚集團卻遲遲未能形成。**即便是藤原氏這樣，藉助中央王權的強化而崛起的存在。其出身也並非庶民，而且大和政權最初的古老氏族之一。

換言之，中世日本的權門體制，正是依託古老而傳統的貴族與教團，而形成的政治體制。可以説是原有的氏族制度與教團體制的發展。

而無論是氏族還是教團，中國早在周秦之變時，便已經消失。中國的秦制國家，正是以氏族與教團的破滅為前提條件而成立的。後來作為行政事務官僚的士，雖然填補了氏族與教團所曾經佔據的權力空間，但其實質卻因為完全不同。

故而，正如同通常情況下，逆向演化不可能發生一樣。要士族倒退回去，演化為日本那種勢家權門，並進而演化出權門體制，幾乎也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這裏有「文史宴」更多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