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工業災難，57萬人慘死，印度政府就當沒有發生？_風聞

印度因為《公民身份法修正法案》引起的動亂，最近是愈演愈烈，已經蔓延到了全國，有失控的勢頭。

印度政府對此的應對也非常簡單粗暴：軍警出面鎮壓，多地直接關閉網絡。

也正因為手段粗暴，在衝突發生的短短十幾天的時間裏，印度已經有數十人死亡，死者還有一名8歲的男孩，有示威者持槍和警察對射。

但在外媒那裏，印度的一切靜悄悄，你永遠看不到關於印度暴亂的詳細的報道，只有蜻蜓點水。

原因其實很簡單，印度是一個跟在美國身後搖尾乞憐的國家。

黃背心事件誕生以來，根據法國警察的報告，起碼有25個人在衝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眼睛，但很多法國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香港那個自導自演的失去眼睛的暴徒。

盟友都捨不得説，一個美國親自認證了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怎麼忍心説他呢？

印度民眾的痛苦，印度民眾的災難，美國從不關心。

在30多年前，印度還發生了一場因為美國公司導致的化工史上最大慘案，數十萬人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數十萬人受傷。

慘案帶來的後續效果，到今天還讓當地人痛不欲生。

放眼全世界，同一級別的重大工業事故，只有日本福島和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能比。

但和前兩者不同的是，這件事，幾乎沒有人知道。

1984年12月3日凌晨1點，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市民們紛紛從睡夢中驚醒，眼睛灼燒般的疼痛和強烈的呼吸困難，讓他們感受到危險的降臨，雖然他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當然，也有些人沒有驚醒，因為他們再也醒不來了。

逃難的人羣擠滿了本應空蕩的夜路，人們又咳又吐，很多人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

當6個小時過去，天亮起的時候，博帕爾已經有3000多人死亡，超過30萬人受到傷害！

而比此慘狀更加可怕的是，此時的博帕爾人——逃難市民、警察、醫生，仍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調查和治療也無從談起。

根據印度政府公佈的數字，事件發生的頭3天，當地有3500人死亡。

而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獨立數據顯示，死亡人數在前3天其實已經達到8000至1萬。

當事者回憶當時的恐怖畫面：

每分鐘都有中毒者死去，他們的屍體被一個壓一個地堆砌在一起，然後放到卡車上，運往火葬場和墓地；

他們的墳墓成排堆列；屍體在落日的餘暉中被火化；

雞、犬、牛、羊也無一倖免，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沒有人煙的街道上；

街上的房門都沒上鎖，卻不知主人何時才能回來；

存活下的人已驚嚇得目瞪口呆，甚至無法表達心中的苦痛；

空氣中瀰漫着一種恐懼的氣氛和死屍的惡臭。

這是我對災難頭幾天的印象，至今仍不能磨滅。

據統計，這場災難直接致死人數達2.5萬，陸續致使超過55萬人死於與化學中毒有關的肺癌、腎衰竭、肝病等疾病，永久性殘廢人數20多萬。

那個恐怖之夜到底發生了什麼？

1

造成如此重大傷亡的，是劇毒氣體異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簡稱MIC）。

氰化物的威力，可以問問日本那個戴黑框眼鏡的死神小學生。

而當晚，有超過40噸的MIC從市北近郊一家農藥廠泄漏。

這家農藥廠，是美國的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以下簡稱“聯碳”）在印度博帕爾的工廠。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印度推進農業“綠色革命”，想要解決全國糧食短缺問題，這需要充足的化肥和農藥。

於是，當美國的聯碳提出，要在印度這裏開辦一座生產殺蟲劑農藥廠時，雙方一拍即合。

工廠生產殺蟲劑西維因所用主要原料正是MIC。

誰也沒想到，這個為了糧食才存在的工廠，釀成了大禍。

最要命的是，事發當天正吹着東南風，1小時之內，濃密的奪命煙霧就從工廠的煙囱，隨風以5000米/時的速度擴散，襲向方圓40公里的博帕爾市區。

由於MIC蒸氣密度大於空氣，很快就降臨市區地面。

這樣一個臨近市區的“毒氣罐”爆炸，才造就了慘劇。

乍一看，這只是一起意外，但在調查中大家才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首先，傷亡本不應該如此慘重。

事發當晚負責工廠交接班工作的Shakeel Quereshi説：

“沒有一個從工廠逃出來的人死亡，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工人都被告知，要朝要反的方向跑，逃離城市，並且用蘸水的濕布保持眼睛的濕潤。”

也就是説，**這個毒氣雖然致命，但防護起來並不困難，**哪怕身處毒氣源頭的工人，只要處理得當，也無人死亡。

但詭異的是，博帕爾的50萬市民，自始至終卻沒有得到聯碳公司的任何警示。

甚至，聯碳反而故意弱化毒氣的傷害。

到幾天之後，聯碳相關負責人仍舊把這種氣體描述為"僅僅是一種強催淚瓦斯"，成分是“商業機密”，不能説。

最瞭解這種毒氣的聯碳故意不説實話，當地的醫生自然無能為力。

博帕爾唯一一家省級醫院——海密達醫院，當晚擠滿了奄奄一息的病患。

該院的D.K.Satpathy醫生不得不親自解剖死者屍體：

“從氣體中毒者的屍體中，我們可以找到至少27種有害的化學物質，而這些化學物質只可能來源於他們所吸入的有毒氣體。

然而，公司卻沒有提供任何信息説明該氣體含有這些化學成分。”

事後證明，因為聯碳拒絕告知實情，市民不知應該如何有效避難，醫院不知應該如何對症下藥，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傷亡。

事故發生第二天，印度化學專家團隊到達博帕爾進行調查。

聯碳向專家表明：MIC本來都是以液態儲存在埋於地下的E610儲罐中。

但3日凌晨，罐中的MIC突然汽化膨脹，閥門壓力瞬間破錶溢出，然後從緊急排氣系統排出。

經過調查，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明顯，是由於儲罐內進入了大量的水，夾帶管道中鐵鏽的水與MIC發生劇烈化學反應，温度上升進而沸騰，內部不斷增加的氣壓最終擠開了閥門……

但還沒來得及細究水為什麼會流進MIC儲罐，化學專家們發現了更急迫的問題：

工廠地下不只一個罐子裝着MIC，還有跟之前泄漏量差不多相等的MIC待在另一個罐子裏。

在專家的眼裏，這另一個罐子無異於定時炸彈。

於是，專家團隊決定重啓工廠，把剩餘的MIC全部製成農藥成品。

他們把這次計劃命名為“信心行動”。

但剛剛被這座工廠害得如此之慘的博帕爾市民，已經是驚弓之鳥，一聽這殺人工廠又要開工，可是一點“信心”也沒有。

工廠剛一重啓，市民就紛紛驚慌失措地逃離，連醫院裏都只剩下了特別嚴重的病患，博帕爾一時間成為一座“鬼城”。

萬幸，七天之後，印度的專家團隊成功了。工廠終於免除了致命威脅，調查得以繼續。

在後續的調查過程中，很多人驚奇地發現，專家們全憑信心賭一把、嚇跑了全城人的決策，居然是整起事件中唯一靠譜的一步。

美國在印度建的這個本應該千小心萬小心的工廠，在很多地方都如同兒戲一樣。

2

“一旦事故發生，我們每個人都會完蛋！”

1984年6月，博帕爾的記者Raj kumar Keswani在當地印地語報刊《Jansatta日報》寫下了這樣的警告。

這樣的警示性文章，他已經寫了兩年。

1981年，Keswani的一名在聯碳博帕爾工廠工作的朋友死於毒氣泄漏。

從那開始，他就“盯上”了聯碳。

一年時間，Keswani把聯碳的工廠裏裏外外摸了個透，通過調查他發現，面對這樣危險的劇毒物質，工廠的管理卻一塌糊塗：

工廠的機器全部都是用英語標明操作要領的，但操作機器的工人幾乎都不懂英文；

人們似乎不知安全規範為何物，管道的狀況也很糟糕；

小型的毒氣泄漏事故一再發生，而公司管理層卻對危險熟視無睹……

從1982年9月開始，他在當地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文章，疾呼：

請救救博帕爾！博帕爾已經坐在火山口上！

但是，沒人聽他的。

他得到的回應是：

“神經病！”“瘋了吧？”“你錯了！”“你説的絕不可能發生！”“我們比你更瞭解”……

比起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卒，聯碳是當時僅次於杜邦和陶氏的化工業巨頭，美國的公司；

博帕爾的工廠，已經建立了15年；

投產初期，實現了50萬人工時無誤工事故的優良安全記錄；

而且，工廠還擁有“最先進”的安全系統。

**美國來的跨國名企、安全模範，能在這裏上班的工人都會被認為“高人一等”。**你説危險就危險嗎？

直到6個月後災難真正發生時，人們才知道Keswani説的是真的。

事故發生後，聯碳美國總部趕緊對外宣稱：

這不是意外，是有對公司不滿的員工蓄意破壞！

但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Keswani報道的博帕爾工廠安全風險問題，其實聯碳總部心裏明鏡一樣。

1982年，負責毒氣監督的美國工程師就注意到了工廠骯髒混亂、疏於管理的情況，指出有61處存在危險、31處極其危險(其中11處在MIC車間)，並警告説，可能會有大規模的毒氣泄漏事件發生。

而1981至1984年間，工廠****已經發生了至少5起氣體泄漏事件，造成一死多傷。

聯碳總部有改善廠房安全的動作，但是對象不是印度博帕爾的工廠，而是美國本土西弗吉尼亞的工廠。

博帕爾方面呢？不進反退。

當時，由於聯碳對市場的預判失誤，擴張過快，生產的農藥產品銷售量遠不如預期。

同時，印度因為乾旱對產品的需求也在減少。

就在事故發生之前，工廠停產了6個月，巨量的MIC就積攢在工廠裏。

工廠開辦之初聯碳的宣傳

按道理，這些屯放的MIC也是要保證安全的，但跨國企業做買賣，錢字必然當頭，不能開源，那隻好節流了。

聯碳作為行業巨頭，其實滿世界都有工廠，但在發達國家的工廠，這安全標準是萬萬不能降低的。

只能拿你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開刀。

帕博爾工廠大量削減僱工人數，70多隻儀表盤、指示器和控制裝置只有1名操作員管理；

工人的安全培訓週期也從6個月大幅降到了15天；

按照操作規程要求，關鍵崗位操作員的大學以上學歷要求也被降低。

人員如此，設備的狀況更是可想而知。

事故前還有各種繁瑣的操作，其中哪怕任何一個操作做對了，或者任何一種設備運轉正常，都很可能會避免這場災難。

但這次事故恰恰完美錯過了所有正確答案：

儲罐內本不應該裝有那麼多的MIC。

按照安全規程，儲罐中的MIC液位不能超過60%（美國本土工廠的要求則是50%），而事故發生時E610儲罐的實際液位高達87%，因此發生汽化後很快就“炸鍋”。

儲罐內的MIC本應冷凍儲存，保持在0℃左右。如果慘案當晚冷卻系統是正常工作的，MIC儲罐中的失控反應本可能會被推遲甚至阻止。

按照聯碳的安全操作手冊，温度達到11℃就要報警。

但為了削減成本，博帕爾工廠的安全手冊是“修訂版”的，關閉冷卻系統，報警温度調高到20℃。

MIC的冷卻系統停止運轉一天，可以節約30到50美元。

因此工廠裏的MIC，實際温度基本會達到15℃。要知道，它的沸點還不到40℃。

沖洗化學處理裝置的管線本應與MIC裝置隔絕。

這次災難的直接原因——進水，來自12月2日晚9:30，工人向管道注水沖洗堵塞的化學處理裝置。

這個操作本身並不危險。

但為了節約成本，工廠偷工減料，在兩個化學處理裝置間裝了跨接管線，讓工人可以交替使用兩邊的裝置。

這就讓管線中的水，有了流入MIC儲罐的機會。

當天，共有約500kg水流入E610儲罐，直接誘發了這場大災難。

管線交接處應該有一塊盲板，足以隔絕水流。

關鍵時刻，這塊救命的鐵板卻不見了。

本該為這個安全設備負責的維修監督員，之前已經被裁撤了。

儀表和警報器本應提示重大危險。

但廠裏的儀表年久失修，沒錢維護，甚至工人們對儀表時靈時不靈早已習慣了。

檢查是否有氣體泄漏，更多靠的是“人肉探測儀”，工人嗆鼻子、辣眼睛，這就説明有泄漏發生。

當晚的情況就是如此，工人感受到了氣體泄漏，壓力錶卻什麼反應也沒有，直到瞬間爆表……

工人人數少、安全訓練短缺，面對這種突發情況直接愣掉。

生這麼重大的事故，警報器只響了幾分鐘……

發生泄漏後，洗滌塔應該淨化通過的MIC。

但是，它停擺了。

而且，即便它當時沒有發生故障，也無法淨化事故中泄漏的這麼多氣體，泄漏氣體量大約是洗滌塔處理能力的200倍。

它就不是為嚴重事故設計的，從一開始，這座洗滌塔在安全上就不達標。

自動點火裝置可將MIC在燃燒塔上燃燒殆盡，化為無毒氣體。

它，也停擺了。

原因是燃燒塔之前拆除了一段4英尺長的管線，但兩個月了都沒有換上新的……

最後還有一招，使用噴水系統向煙囱口噴水，使外泄的MIC溶於水落到地面。

噴了，但是，夠不着。

工廠的水管最高只能噴到15米高，而這時MIC已經距地面50米。

圖源：HinduTimes

萬事休矣。

工廠理論上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安全系統，但就沒一個管用的。

原因只有倆字：省錢。

犧牲安全來省錢。

聯碳的話也許並不全錯，這的確不是一次毫無預兆的“意外”，而是實實在在的一樁人禍。

就這樣，聯碳最終還是一口咬定：有人故意破壞。

能讓工廠整套安全系統每一個步驟都癱瘓，看來這搞破壞的員工也不是凡人啊。

3

慘案發生後幾天，聯碳執行總裁沃倫·安德森從美國飛到博帕爾現場視察情況，馬上被印度當局作為事故主要責任人逮捕。

但是沒幾天，他交了2500盧比（約合500美元）的保釋金後很快就被釋放回到了美國。

因為美國給了印度很大的壓力。

不少印度人更是認為，印度警方逮捕安德森本來就只是做做樣子。

安德森被逮捕後，不是送往警局、法庭或者監獄，而是被帶到工廠的會客廳，在那裏，他很悠閒地給美國駐印大使館打了電話。

隨後，美政府和使館向印方施壓，安德森從容脱身。

一回到紐約，安德森就召開新聞發佈會，宣稱自己在印度**“受到了最好的禮遇和尊重，他們對我很好”。**

然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印度。

放掉了這條大魚，事情不能就這麼完了，數萬的受害者總得給個交待啊。

這時印度政府出來拍拍胸脯説：這事我包了。

災難發生的第二年，1985年，印度通過一項名為“博帕爾法”的法律，確定印度政府為博帕爾事故惟一的代理人。

可這實在是一筆糊塗賬。

後續的受害者不斷湧現，死傷狀況每天都在變。

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受害程度怎麼判斷？

更重要的是，怎麼知道這個“代理人”談出來的結果是否能讓受害者們接受？

不過，誰管你那些，反正都被代表了嘛！

在災難剛剛發生，印度政府還沒成為“唯一代表”時，美國和印度的律師曾代表受害者向聯碳提出850億美元的賠償和罰款要求。

但1985年，印度政府開始代表受害者之後，他們向美國聯邦法院紐約法庭提出的賠償和罰款要求，一下子縮水到了33億美元。

而且，紐約法官根本都不願意管這件事，直接一句“我這不管，回印度判去”，讓印度法院自己判。

1986年，博帕爾地區法院啓動審判程序。

聯碳公司威脅説，等所有訴訟請求人取證完，這案子要審上1500年到2000年。

這下印度政府反而着急了，審2000年，死者葬不葬，傷者治不治了？

為此，有關倖存者組織請願，要求聯碳先行支付臨時救濟金，得到法官支持。

但是聯碳不從，説沒有這種先例，並上訴至印度最高法院。

前前後後扯皮了五年，1989年，印度最高法院宣佈了由印度政府和聯碳達成的最終解決方案。

一開始33億美元的訴求第二次縮水，變成了4.7億賠償金。

而且，這大縮水的賠償，還多了幾個條件：

聯碳永遠免除所有民事責任；

取消所有對聯碳的刑事指控；

未來任何針對聯碳公司的訴訟均由印度政府應對。

也就是，4.7億美元，把自己擇了個乾淨，一勞永逸。

4.7億美元勻到所有受害者頭上，每人只有約600美元。

而且這賠償還要法院確認才能給發放，標準是中毒死了給2000美元，傷者給500美元。

即使如此，到15年後的2004年，還有約16000名受害者，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費，4.7億美元裏有3.6億還躺在印度儲備銀行睡大覺。

1989年阿拉斯加瓦爾迪茲石油漏油事件後，美孚公司為清洗每一隻被石油污染的水獺平均要支付940美元的賠償金。

而印度博帕爾出這麼大的事，每人只有600美元，還遲遲到不了賬。

這筆賠付對受害者來説是杯水車薪，印度受害者的利益，被印度政府這個“代理人”賣了個一乾二淨。

很多受害者認為，美國公司與印度政府的協議不是協議，是恥辱。

非政府組織“國際正義運動”的代表指出，該協議暴露了印度政府“對美國和巨型跨國公司的徹底的奴性”。

印度民間的博帕爾受害者，向聯碳的索賠還在繼續。

1999年，受害者們根據美國“外僑侵權訴訟法”（Alien Tort Claims Act），以污染與健康損害為由向紐約法庭提起集團訴訟請求。

2000年8月，紐約法官駁回訴訟請求。

原告再向聯邦第二巡回法庭上訴，該庭裁定，沃倫·安德森與聯碳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併發回地區法庭重審。

2003年3月，紐約法官再次駁回。

兜兜轉轉三年多，紐約地方法庭就一句“不接”，一切歸零。

美國走不通，還得回印度解決問題。

但他們發現，就在這段時間，聯碳從這個星球上消失了。

1999年8月，超級巨頭、跨國集團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以下簡稱陶氏)以93億美元收購聯碳，2001年2月正式完成合並。

2004年9月，博帕爾地區法院要求陶氏到庭聽證。

陶氏展開了自己的詭辯：

聯碳是獨立的公司，與我司無關，我們不承擔應訴與相關責任。

為了配合這個説法，他們甚至把已經下線了好幾年的聯碳官網又臨時重新上線。

這些花招的背後，陶氏在2009年的説法更加赤裸裸：

聯碳該還的早就還完了，剩下的事是印度政府的責任，與我何干！

進一步的賠償，就這樣沒了下文，看起來也不會有下文……

而對相關責任人的判決，雖然沒像聯碳當年説的那樣需要上千年，但也足足等了超過25年才迎來結果。

2010年，遲到的宣判終於到來，8名曾經聯碳的印度高管均以翫忽職守獲罪。

荒唐的是，8人中有一人已經去世，其他7人也大多是年過70垂垂老矣。

按照這項罪名，他們最多能被判處兩年監禁；而且，被告還有權繼續上訴。

當天，慘案的倖存者和家屬，以及當地的活動家早早聚集到法院周圍，舉着橫幅抗議對肇事者的懲罰太輕太晚：

“即使最後被判定有罪，2年的監禁又能代表什麼，再説他們還可以上訴。”

“只有當有罪的公司和個人得到足夠的懲罰，才能實現公平公正。”

讓他們無奈的，又何止於此呢？

事故發生後受到指控的，其實有12人，其中就包括了沃倫·安德森。

1992年，印度政府已發出通緝令，通緝安德森，但他從沒有出席過審訊；

儘管美印之間其實有引渡條款，法庭也要求印度政府向美國政府交涉引渡安德森，但，就沒有然後了……

安德森就以“逃犯”的身份，安穩活過了90歲，在2014年壽終正寢。

2002年，安德森的名字還曾出現在印度政府頒發的最高文明榮譽獎的名單上。

Keswani此前接受採訪時説的話，似乎是又一次的預言成功：

“等到這案子真正了結，法院傳喚責任人的時候，可能會發現根本無人應答，因為那時候所有相關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敢説這些嫌疑人最後都能壽終正寢。”

尾聲

1984年的博帕爾毒氣泄漏事件，被公認為**“化工史上最大慘案”、“化工領域的廣島”**，但是它在隨後的歲月中所受到的關注，遠遠配不上這個名號。

相比於隔三差五就被拿出來“鞭屍”的切爾諾貝利，博帕爾事件和日本福島事件一樣，已經幾乎在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的的眼睛裏被徹底遺忘了。

1989年，印度政府與聯碳的“最終協議”達成，聯碳從此再不過問博帕爾，新老闆陶氏拒絕接鍋。

博帕爾事件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似乎就只是印度的“家務事”，默默消失在了世人的視野之中。

2004年，“陶氏化工”的代表突然站出來，在BBC的訪談中宣佈：

公司願意清理災難現場和賠償死傷者。

然而，緊接着，又一個“陶氏”發表聲明，稱此事子虛烏有，他們並沒有善後災難的打算。

原來，接受BBC訪談的“陶氏”，其實是由兩個年輕人Andy 和Mike 組成的惡作劇組織“The Yes Men”假扮的。

最讓人扎心的是，正是這兩個人的這次惡作劇，世界才終於想起了博帕爾，才終於瞭解到這場人類化工史上最大的災難，原來一直沒有完成善後。

然而，也就“熱”了這一下，很快，“博帕爾”的名字再次遠離了關注。

再一次被提起時，要到2010年對相關責任人的判決結果出來……

而關於博帕爾事件的紀錄片、電影，也基本都是在2010年後的幾年內出爐的，這，是博帕爾事件最後的熱點……

當超清的《切爾諾貝利》2019年全球熱播，引起無數“定體問我陷思”討論時；關於博帕爾那場更大的災難，只能找到渣渣畫質的寥寥幾部紀錄片。

但是，在博帕爾被世界遺忘的時間裏，當年那場災難給這塊帶來的長久傷害仍在持續。

發生事故的工廠，由於1989年聯碳與印度政府達成的“免責協議”，就被聯碳和後繼的陶氏遺棄在原地。

而承諾幫助博帕爾進行重建的印度政府，如今似乎也對這個工廠甩手不管了。

從來沒人來清理工廠遺留危險化學物質。

很多廢棄的化學物品都隨隨便便扔在倉庫裏，門户大開，任由風吹雨打。

當年數千噸殺蟲劑和廢料流入博帕爾的河流裏，因無人清理，當地的水資源至今也一直殘留着有毒物質。

2009年的環境檢測結果表明，工廠周圍依然殘留着上百噸有毒化學物質，每年隨着雨水進入地下水位線，使得博帕爾12萬人到15萬人患上肺結核和癌症等疾病。

在靠近那條被嚴重污染的河流區域，生育缺陷發生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0倍。

當年慘案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每天仍在面對各種各樣的致命化學混合物，飲用附近含各種有毒物質的食水，承受企業不肯面對責任遺留下來惡果的“再傷害”。

​30多年過去，不僅世界遺忘了博帕爾，連博帕爾人自己也正在遺忘，被“再傷害”的很多當地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這場災難的後續受害者，尤其是博帕爾的年輕人。

調查顯示，博帕爾當地30歲以下的人都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印度其他地區知道這段歷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哪怕，他們是受害者：

21歲的謝拉茲生下來就有嚴重的腦損傷，不能説話，生活無法自理，需要家人不間斷的照顧；

15歲的安薩里面部骨骼畸形，長期虛弱、疲勞，頻繁流鼻血，母親哈尼法不得不經常帶他去診所；

17歲的斯瓦蒂·米什拉左側身體癱瘓；

15歲的謝赫右眼失明，看起來還算健康，但是一做體力活就氣喘吁吁；

和他同歲的沙伊瑪時不時就會昏倒在地……

當他們遭遇這些人生悲劇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更無法把這一切與一家已經找不到的公司聯碳聯繫起來。

他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0歲出頭的阿里在電台做DJ，他在11歲時頭一次聽説博帕爾慘案。

“只有極少數人關注這件事。它已經過去了，無法挽回了。”

“沒有人關心過去，每個人都活在當下。”

博帕爾慘案，美國的跨國資本希望它被遺忘，印度的政客希望它被遺忘，今天的博帕爾人自己也希望它被遺忘。

“皆大歡喜”，不是麼？

**畢竟，印度從不寫歷史，**美國影視公司也沒空幫印度“寫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