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時光..._風聞

**似乎總是在一覺醒來，外部世界就改變了，我們總是難以構建一個明確的價值觀。****長期封閉後的中國，正又趕上了全球價值觀的混亂，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到我們身上。**賈樟柯比我們這一代人中任何一位都更準確和勇敢地把握了這種情緒。

許知遠專欄的第 5 篇文章《小鎮青年賈樟柯》，在這篇 12 年前寫就的文章中，許知遠帶我們重新發現賈樟柯。

VOL.05 / JANUARY 3, 2020

小鎮青年賈樟柯

一

寧竟同對於那段閒散的時光記憶猶新。作為趙樹理文學院作家班的一名學員，他對自己的文學道路憧憬不已，他已經在《山西文學》上發表了兩篇小説，使用的是“西波”這一筆名。這是 1990 年春天的太原市，在每個傍晚，他和他的年齡各異的同學們從食堂散步回招待所，他們無所事事，也無所不談。他記得那個“靦腆、羞澀”的小個子同學，總是穿着大頭皮鞋和一件寬大的牛仔褲，似乎“總善於讓自己帶有藝術家氣質”，這個同學也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説《太陽掛在樹杈上》，技巧明顯稚嫩。

寧竟同坐在北京石景山區一家每位十八元的自助火鍋店裏，回憶起十六年前的太原時光。他穿着一件有點皺巴巴的白襯衫，將打了一個生雞蛋的啤酒一飲而盡，在我們之間，隔着一桌子看起來不那麼新鮮的羊肉、白菜與土豆片， 那台佈滿油膩膩灰塵的立式空調發出的噪音一直沒有減弱過。我們的談話進行得比預料的更愉快，尤其預先設定的 主題——那個“靦腆、羞澀”的小夥子——轉變為文學理 想和命運安排時，氣氛更熱烈起來。

寧竟同如今是一名不太成功的編劇、一個丈夫和一個孩子的父親，住在火鍋店附近一套租來的公寓裏，他在不同的劇組間遊蕩，在自己無法左右的劇情上刪來改去，等待有朝一日成為著名的編劇，以使家庭的生活更為穩固。

過去十六年的生活顛簸不平，造化弄人。他原本清晰可見的作家夢在 1990 年夏天時遭遇了意外的打擊，之後很長的時間裏，他回到了少年時代流浪在山東、山西時的 老本行，成了一名裝修工人。在裝修了很多太原的人家之 後，他在 2000 年前後來到了北京。他的文學夢看來已經破滅，1990 年代的社會氣息與 1980 年代已完全不同，文學不再是時代中心，那些在《人民文學》、《收穫》上發表一篇小説就名滿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在意外地擺脱那個裝修工人的生活後，他開始為一家個體出版商工作。 這些風起雲湧的個體出版商，是 1992 年開始的全民經商熱潮的一部分，一些昔日的詩人與小説家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他們既為了擺脱物質的困頓，也期待或許可以滿足自己的夢想——出版自己喜歡的書。寧竟同為之工作的出版機構創辦人是簡寧，在 1980 年代他是一名熱情洋溢的詩人，以性格豪爽和具有理論素養著稱。他和他的朋友作家莫言共同創辦這家出版機構的目的很單純——“出版朋友的詩歌與小説”。

寧竟同的第一項工作是為《賈樟柯電影》叢書做編輯。於是，在 2003 年的夏天，寧竟同再次見到了趙樹理文學院的那個小個子同學，十三年前稚氣的文藝青年，如今是中國最著名的青年導演，是“亞洲電影閃電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寧竟同吃驚地發現，後者已變得如此成熟、自信，在坐滿了年長的哲學教授、詩人與藝術家的飯桌上，剛過三十歲的賈樟柯毫不羞澀地發表對於政治、社會與藝術的看法。

▲賈樟柯，1970 年生於山西汾陽，中國導演、編劇，執導《小武》、《三峽好人》、《江湖兒女》等影片。

我和寧竟同的火鍋席間的談話，是以一篇他在十年前寫的關於命運的小説結束的，儘管我們四周坐了赤裸上身、被啤酒弄得面紅耳赤、情緒激動的大漢，但我還是被拽入了小説濃重的宿命色彩中。

寧竟同是我在 2006 年夏天一連串採訪中的一個，我想寫一篇賈樟柯的文章，他們是他的童年玩伴、同學、合作伙伴。但是，在每一次接觸後，我的頭腦中總是閃現出博爾赫斯那篇小説的名字《小徑分岔的花園》，在人生的某些橫截面，他們似乎都站在同一個起點，在短暫的相伴之後，他們的軌道變得如此不同，一些人繼續向前，大多數人則被甩出了軌道。在他們身後，則是中國社會在過去三十年的激烈轉變，我們昨天還信奉的鐵律，到今天就一錢不值，人們在顫動之中，拼命卻經常徒勞地抓住他們認定是確實的東西。

二

我對於賈樟柯所知甚少，大約是七年前，我在《天涯》雜誌讀到他的同學顧錚回憶他們的“青年電影實驗小組”的文章，忘記了細節，卻被其中瀰漫的年輕人倔強的努力的情緒深深打動。在一位昔日同事的家裏，我斷斷續續看了《站台》，我感受到其中的情緒，卻沒有得到期待的打動。 我猜這多少與我對所謂的新生代導演的排斥有關，在 1990 年代興起的年輕電影導演中，他們的姿態感過分鮮明，他們借鑑了太多所謂的前衞元素，拍攝的主題則不是搖滾青年就是同性戀—他們總處於邊緣，他們為了反叛而反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甚至不知道賈樟柯與這一潮流有什麼區別。我成長在一個過分迷戀文字的傳統裏，對於鏡頭到底能表達什麼充滿着不信任。

這也與我的經歷有關，我的童年從鄉村到軍隊大院，那是兩個各自封閉的世界。我的路徑是書本上所描繪的知識分子式的，甚至是純粹西方意義上的，讀書、進入名校、一心要成為社會的金字塔頂端，每一個階段的過渡都是過分平穩的，沒有暫時的卡殼，也沒有無所事事的遊蕩。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對於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中國正不可逆轉地進入一個全球時代，我和紐約、倫敦、東京的青年都處於同一個起跑線，我們分享同樣的人類文明，並將共同創造新的奇蹟。那時，我很少受到身份認同所困，這反應在我的寫作和談話中，我毫無障礙地引用了埃德蒙·伯克或是伯特蘭·羅素的字句，相信我在精神上正和他們是同代人。這給予了我知識上的龐雜結構，卻也令我經常陷入一種無根基所帶來的虛幻之中。我是在書本上成長起來的，所以每當脱離書本時，現實給我帶來的總是困惑與不安。我瞭解羅素在 1922 年所描繪的中國人，但這與 2006 年的中國人有什麼關係？我知道伯克所分析的法國大革命，這能幫助我看清今天中國社會的變化嗎？

隨着年齡日增，我對自己日漸不滿，我經過了訓練，掌握了技巧，卻不知道該表達什麼，什麼是我寫作的母題？即使我再熟練地談論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的歷史與思想，看起來，我也不過為他們增加了新的註腳。我渴望自己的獨特聲音，我想知道什麼才是我內心的真正源泉，能夠驅動我一直向前。

人的思想成長總是充斥着被打斷，並以意外的方式重新組合。在我的頭腦充滿不安時，在奈保爾、林語堂之後，賈樟柯出人意料地闖了進來。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狹小的特立尼達的奈保爾，一生糾纏在他對於自己的祖國印度的遼闊與複雜的渴望之中，這種渴望又經常被現實的混亂與醜陋所震驚。而出生於福建傳教士家庭的林語堂一直到二十多歲，才聽説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説，他感到憤怒，因為自己“被騙去的民族遺產”，他記得自己“在童年已經知道約書亞的角聲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卻發現“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國時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之後，開始了對於中國的探索之旅。他們講述的都是一個追尋的故事，最終發現，他們與國家甜蜜或緊張的關係，是他們的情感與創造力的源泉。

但是，我不能假裝與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説是多麼親近，我讀了林語堂的大部分作品，並延伸閲讀了錢穆，甚至前往了他的家鄉無錫的七房橋，錢穆將之美化成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代表。或許林語堂和錢穆描繪的中國，都是真實的，但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來，它的確不再和我有那麼清晰的關聯。

對我這一代人來説，這個既生機勃勃又粗鄙不堪的中國，似乎才是真實的中國。但長期以來我對它採取了漠視態度，我不相信它因為長期掙扎在物質與思想的匱乏邊緣，而會有什麼特別的閃光，值得我去研究與沉思。在漫長的智力成熟期，我總是期望生活在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空間，那是 1960 年代的伯克利，1920 年代的巴黎，1914 年之前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乾脆是巴納耶夫所回憶的那個“羣星燦爛的年代”，那都是人類情感與智性的青春時代，年輕人通過音樂、繪畫、小説、政治、詩歌、建築甚至暴力探索一個新世界，他們擁有想象力和勃勃雄心。

總而言之，我生活在一個借來的時空裏，認定那樣的情感與智力生活，才是值得吸收與揮霍的。但借來的時空或許充滿新鮮和振奮人心，卻似乎註定像人造陽光一樣，難以製造真正的光合作用。

三

像很多人一樣，我是因為賈樟柯迅速獲取的罕見聲譽對他產生好奇。自 1997 年的《小武》以來，他的每一部電影似乎都獲得了國際性的認可。他出生於 1970 年，即使放在世界範圍內，都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成就的藝術家之一。

▲電影《小武》劇照

但更進一步的瞭解的慾望，卻不是通過他的電影，而是來自他個人。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 2005 年初，我們被相互介紹給對方，卻只是握了手，好像什麼也沒有説。第二次則是在上海，在酒店的櫃枱前，我們一起等待登記入住，他和我的同事小晏隨意地聊天，誠懇而真實。再然後，我們邀請他為雜誌寫文章，他的語言比編輯們估計的要有魅力得多，他像一個作家在寫作，卻比大多數作家要誠實。在東四環的一間餐廳裏，我還發現他擁有談話的天賦。那天，他剛剛從重慶市的奉節縣城歸來，他的新電影《三峽好人》是在那裏展開的。

“我們不要再説中國仍處於轉型之中，我覺得轉型已經完成。”我對於他的這一句記憶猶新，他談到了剛剛的拍片經歷，他看到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沒有趕上拆遷分房子的末班車，住在橋洞下，就像家鄉煤礦已被既得利益者壟斷，它們似乎都預示着中國社會轉型的結束，資源的分配已成定局。他談到了一心想推銷一切的少年，記得奉節人不是問“你做什麼工作”，而是“你討什麼活路”，在為基本生活所困的奉節，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卻展現出了一種令人讚歎的生命力。

他説對於中國迅速的變遷而言，他的“攝影機鏡頭記錄得實在太慢了”。他回憶起十年的電影生涯，並按照它們所試圖捕捉的時代情緒，而排列在一起。《站台》，它講述從 1979 年到 1990 年代，一個縣城裏一羣年輕人的生活。《小武》，它講述在 1990 年代後期，社會變革波及基層社會之後，一個人面對身份重新定位時的一個矛盾。第三部是《任逍遙》，它講的是一個依賴能源生存、卻面臨資源枯竭的城市的生存狀態。到《世界》的時候，把攝像機對準了一個充滿了複製的世界公園，它就像是今天的中國，它是一個由贗品構造的埃菲爾鐵塔、金字塔、銀座的世界，人們在其中行走、交談與相戀……

儘管他説自己已沒有昔日的因對於未來的憧憬而伴隨的激情，但是他的談話仍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的語音平穩，節奏不緩慢也不急迫，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從不放棄的個人角度，他總是在談論他自己正在思考的、想象的，對於正在發生的歷史的質疑，不管它是否擁有成熟的結論，或者是否擁有前後一致的邏輯，他真摯地表達出了自己的困惑。

沒什麼比他在思考上所展現出的真誠更動人的了。他充滿熱情地去探討，在舊價值觀迅速被顛覆和抽空，而新的元素則相互扭曲地擁擠進入時，人們頭腦中與內心中既空洞又雜亂的狀態到底是怎樣的。這是另一箇中國的故事，它不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級酒店裏，不在新建的高樓大廈裏、寬闊的公路上，也無關龐大的市場裏令人驚訝的勞動力儲備，而是人們在這個價值失衡的社會里的內心焦灼。

我被他的談話深深觸動了。我突然驚異地發現，儘管面對着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浩大的社會變革，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卻表現得無動於衷。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儘管一心要生活在一個更波瀾壯闊的年代，但是卻對身邊的深遠變化視而不見：幾億人從鄉村搬入城市；昨天還生動有力的思想到今天已變得僵化不堪；先前所有人都談論政治，現在所有人都在談論金錢；昨天人們還只是在電視上看到美國人、歐洲人這樣生活，今天已身在東京、巴黎和紐約；一些人突然變得無比富有，而另一些人則淪為赤貧，財富在增加，不平等似乎增加得更快……生活在其中的中國人，是如何做出應對的？他們外表看起來千篇一律，內心卻可能起伏跌宕。一個個個體的故事，或許沒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義與詩意的場景，卻以另一種方式傳達了人的希望與尊嚴……

四

我找來賈樟柯的電影、關於他的文字記載，和與他相識的人交談，甚至專門前往了他在鏡頭下拍攝了很多遍的汾陽縣城。

這種最初對於一個青年導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為對一代人的興趣。這一代人與我年齡相仿，卻從屬於不同的空間，他們不屬於我熟悉的煙霧瀰漫的咖啡館、圖書館與互聯網所構成的城市知識青年的世界，而是一種“混合了壓抑和夢想”、“發展的衝動和失落的恐懼”的小鎮經驗。支持他們不斷向前或者後退的力量，不是外省青年的野心，而是與生存現狀的搏鬥，他們要在不斷變化的潮流中，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

我記得在汾陽的奇特經歷。這座小城總是被各種聲音包圍着，除去喇叭裏的音樂聲，還有卡車、小轎車、摩托車的發動機聲，建築工地的打樁聲，它們入侵你的耳朵、頭腦，讓你無處可躲。與噪音相伴隨的是永遠無法消退的塵土。在關上了車窗的汽車裏，閉了門的酒店房間裏，廢舊的電影院裏，都躲避不了。人們在塵土裏、噪音裏呼吸、行走、交談，相愛、迷惘……

《小武》在 1997 年冬天在汾陽的西關集貿市場開拍時，這座超過兩千年曆史的古城正進入它第一輪的拆城高潮。人們準備進入新時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跡都在掃清。古城牆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築則被一點點剷平。此刻，汾陽的國有企業大多已經倒閉，人們拆除了舊世界，卻不知道新世界在哪裏。

▲山西省汾陽市，始建於春秋初期。

九年之後，汾陽仍在修建道路與新的樓房，但是在商業區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新市鎮，而是一個充滿仿製品與過分喧鬧的破落小鎮，擁有和中國所有小鎮千篇一律的形式。煉製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在過去的五年中，能源的緊缺給整個山西帶來嶄新的機會，煤炭的價格突然上漲好幾倍，那是中國經濟車輪高消耗能源的結果。“每一籃子拉出來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幣，”一位本地人既感慨了財富的到來也感慨了污染的嚴重，“開車進去時你是歐洲人，出來時，你就是非洲人。”那些曾經不顯眼的小城，突然湧現出大量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在過去的幾年中，山西有點像是發現了金礦的 1850 年代的加利福尼亞。

像很多小城一樣，汾陽總是被這種突然到來的潮流所裹挾，一些時候是幸運的，更多時候它則是迷惘的。牆上的“文革”標語還未消退，淘金熱潮就已到來。

在汾州大酒店的廣場上，我在等待安羣雁的到來。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檔一樣，空氣被熟食的味道和流行歌曲佔據着。安羣雁是一個有着十四年婚齡的丈夫，十三歲孩子的父親，建設銀行汾陽市宏達儲蓄所的所長，住一套一百零五平方米的房子，對於每個月兩千元的收入還算滿意。他的淺藍色襯衫沒有規矩地勒進皮帶裏，而是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兩點污跡，襯衫裏面是一件白色 T 恤衫。他握手有力，笑容燦爛，像是多年未見的 鄰家憨厚大哥。在《小武》中，他扮演一位藥房老闆。

他談起來他們小時共同玩耍的經歷。他們午後在電線杆下聽《楊家將》的評書，他將此生唯一參演的電影稱作“社會思考片”，因為他身邊的人很長時間都不相信“這也是一部電影”，因為它看起來就和“每天的生活沒什麼兩樣”。這也是最初觀看《小武》的人中大多數人的看法。“在那個時候，”賈樟柯後來對我説，“好像電影必須是演戲，一個縣長早晨起牀，喝橙汁、往麪包上塗黃油。”

比起安羣雁對於參與這部獲獎無數的電影的興奮，郝鴻健則顯得冷靜得近乎冷漠。他們兩個都是賈樟柯整個少年時期的玩伴，在一起奔跑打鬧的日子裏，他們稱自己是“三劍客”。郝鴻建黝黑、瘦弱，有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症，他現在是一個派出所的指導員。在回憶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本地暴發户的《小武》時，他出人意料地説“一點都不真實，《小武》是鬧着玩的”，彷彿他毫不在意過往的經歷。他坐了一會就離去了，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和安羣雁都是在賈樟柯考入電影學院的 1993 年結的婚，孩子都超過了十歲。

在整個山西的行程中，丁三都是我的同行者，我們在不知名的小巷裏閒逛，那些破舊的磚牆、午後的靜謐，是小城少見的詩意的角落與時刻，我們路過了電影院與髮廊，這裏的錄像廳在二十年前一部接一部地播放着《英雄本色》、《喋血雙雄》之類的武打電影，傳出了從鄧麗君到羅大佑的歌聲，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丁三的本名是林曉寒，1974 年出生於福建沿海的一個小鄉村，他説他的家鄉以“儒家禮教”和“生存條件惡劣”著稱。他是個叛逆的孩子，熟讀《史記》與陶淵明，最愛 Beyond 的那句歌詞“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他沒有上過大學，在福建省的圖書館閲讀中國典籍與馬克思政論文章進行自我教育。在 1990 年代初期，他像很多外省的文藝青年一樣，在人民大學周圍遊蕩，和人談論政治，尋覓漂亮的姑娘。後來，他做了四年生意，取得過短暫成功並最終慘敗，最終回到他最擅長的寫作領域。我是通過他的第一本書《藍衣社碎片》認識他的。這本描繪了一羣試圖拯救民族卻最終變成特務組織的年輕人的光榮與悲劇的作品，像是他的個人情懷與雄心的流露。在很多時刻，他讓我想起了胡宗南、戴笠、毛澤東的年輕時代，他們來自國家的邊緣地區，卻嚮往榮耀的中心，他們擁有才華與情懷，卻缺乏順暢的表達途徑。

儘管，他度過少年歲月的福州與汾陽截然不同，但是他卻對於時代潮流和個人命運的關係體會尤深。我們都相信，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疊加與壓縮式的體驗中成長的，我們既匱乏，又豐富，在貌似多元的選擇之下，是選擇的單一化的程度在加劇。我們的父輩或許有着更險惡的物質與精神條件，但是意識形態給予了他們一種面對世界的穩定感。但是，自我們一出生，就是這些穩固消退與動搖的時刻，它真像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發出的感慨：“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像所有世代一樣，我們這一代人由形形色色的人構成，但我們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前現代與後現代被輕易地被嫁接在一起，封建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息息共存，新技術與古老習俗並不排斥……

我們是商人，是公務員，是寫字樓裏的白領，建築工地上的木匠，田裏的農民，流水線上的工人，街頭小販……但是我們分享了至少一種同樣的感受——迷惘，似乎總是在一覺醒來，外部世界就改變了，我們總是難以構建一個明確的價值觀。長期封閉後的中國，正又趕上了全球價值觀的混亂，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到我們身上。

賈樟柯比我們這一代人中任何一位都更準確和勇敢地把握了這種情緒。在觀看他的電影時，我總是忍不住想起斯泰因對海明威所説的那句話 ：“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在汾陽大排檔裏的小武的迷惘，與在巴黎酒館裏的海明威的迷惘，它們都是迷惘，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像賈樟柯形容他成長的感受：“北京是放大的汾陽，而巴黎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北京。”歲月很容易令人忘卻最初實驗者的勇敢，如今我們習慣了青年導演用紀錄片式的手法拍攝中國，但倘若沒有《小武》的嘗試，誰會真的想到我們司空見慣的廣告牌林立的街頭、荒涼的車站和我們身邊沉悶的朋友，會成為電影的主題？那些無序和迷惘，也理應被忠實地表現出來。

五

“他總是想把劇本寫成本溪的王家衞。”顧錚如今是中央戲劇學院的一名年輕教師，他這樣談起班裏的一個學生，後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我是在一個下午，在中戲旁南鑼鼓巷裏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他，三十一歲的他看起來仍像個羞澀的少年，書卷氣十足，喝加了冰的可樂。在北京電影院時，他是賈樟柯的同班同學，在最初的幾部電影裏，他一直是副導演。在那篇有着青春特有的動人的文章《讓我們一起拍部電影吧》裏，他回憶起“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成立的過程。

在一個星期三的夜晚，他和賈樟柯與王宏偉在觀看了兩部印象早已模糊的電影之後，感到異常的憤怒。這是積鬱了很久的情緒，幾年前他們還為陳凱歌的《黃土地》而心醉不已，但如今陳凱歌與張藝謀製造的異國風情與絢麗多姿已成為套路，主要的導演都加入了仿效的行列，其中充滿了虛偽和矯情。藉着幾瓶啤酒，他們三個人在宿舍樓的防火梯上談了一夜，情緒莫名地亢奮，他記得賈樟柯的談話裏多了很多山西腔，不停地在説：“不能讓這幫人瞎搞了，咱得弄點兒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點實在的東西。”而王宏偉則乾脆摔了一個啤酒瓶：“不管，就是要拍。”這個夜晚的衝動，後來成了中國文化史上難以忽略的一筆。

和王宏偉一樣，顧崢不願意回憶過去。一方面，它已經被回憶得夠多了，伴隨着賈樟柯聲譽的攀升，昔日年輕人的舉動被賦予了過多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在親密的合作之後，他們的軌跡早已不同。除去教書，顧崢也會給電視劇寫劇本。他的學生偶爾會問起他《小山回家》、《小武》的拍攝，不過他發現，他們不是真的對此感興趣，而是因為“賈樟柯已變得很有名”。

他相信賈樟柯有柏拉圖所説的“政治家”式的能力，政治人物可以“通過編造情節影響普通人”，而賈樟柯則善於“編造情節使他的電影富有歷史意義”。他在第一次看到《小武》的劇本時，就產生了類似的感受，儘管他來自大城市上海，擁有一個從小就給他《切·格瓦拉傳》、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的哥哥，但他還是輕易地嗅到了小鎮青年的故事：“突然之間，一個人的外部世界全部變了……我們都有過類似的感受。”

在北京現代城的電影院裏，我見到了王宏偉。他是那個電影裏總也找不準節奏的小武，據説他在現實生活中也總是慢半拍。他來自安陽，那個比汾陽大一些卻在形態上差不多的城市。那天，他穿着肥大的短褲，臉上總掛着無精打采的神情。他説他“不善於總結別人，更不善於總結自己”。他正忙於自己的一個新紀錄片，講述一個收割隊的生活，幾百輛收割機浩浩蕩蕩從山東開到河南，他在講起這個場景時，眼睛裏流露出少見的光芒。

他不久前從奉節歸來，在《三峽好人》裏，他客串一個角色。但很顯然，他真正期待的是拍出自己的片子，就像他説的“你不能期待別人會怎樣，你應該期待自己”。

作為昔日的同學和長期的合作者，他們都相信賈樟柯還有一種過人的能力，他總是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手中擁有什麼樣的工具，並如何使這些工具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化。

趙濤是這一連串訪問的最後一位。她甚至比屏幕上更樸素。安羣雁是賈樟柯的童年夥伴，寧竟同目睹了賈樟柯前途茫茫時的文藝青年時期的片段，顧崢與王宏偉和賈樟柯一起嘗試了電影的新形態，而趙濤則是賈樟柯日漸成熟的電影探索的合作伙伴，從《站台》到《世界》到剛剛結束的《三峽好人》，她一直是女主角。

在那個有點悶熱的下午，她喝着檸檬茶給我講述了她的經歷。令人驚奇的是，我絲毫不記得她怎樣看待賈樟柯，卻記得她描繪的奉節的生動景象。她説菜市場旁的石板路上，常年流着污水，特別臭，但是一旁就有人吃飯，在賣豬肉的攤位，因為地方太熱了嘛，又沒有冰櫃，豬肉就在案子上擺着，下面就是土路，大車走來走去，豬肉上趴滿了蒼蠅，然後來了個人買豬肉，賣豬肉的人叼根煙過去，“啪”那麼拿起豬肉一扔，“轟”那些蒼蠅就飛了……

▲趙濤，中國女演員，賈樟柯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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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去年，她還是太原一所舞蹈學校的老師。七年前，還是學生的她曾和昔日的一些同學，前往深圳世界公園做專業的舞蹈演員，她們的生活就和《世界》中一模一樣。她記得當時在世界公園旁邊有一條街，老師警告她們那條街全是毒販和妓女，禁止她們過去……七年了，趙濤當年的一些同學還在那兒，她們早已發現那條街其實一點也不危險，但是她們的確已不想、或者不知道脱離持續了七年的生活，在那裏跳着和七年前一樣的舞蹈，而此刻，中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湧向巴黎去看真正的埃菲爾鐵塔。趙濤還手舞足蹈地談起了幾天後就要在太原舉辦的班級聚會。

而我的頭腦裏一直閃現着深圳的世界公園和太原即將舉辦的那個小小的班級聚會的景象，這其中該藴涵着多少昨日的希望和今日的失落，青春的歡樂和青春不再的無奈。我突然想起了《世界報》對於賈樟柯的一句評價，在翻譯成中文後它顯得拗口而生澀，卻相當傳神地把握住了他電影中 流淌的氣質，而這氣質正在趙濤的生活中，或者説我們這一 代人的身上：“通過攝影機……捕捉到了一種身體之間交流 的氣息—這種交流所講述的與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表述同 樣關鍵卻大相徑庭。他的導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興報 道，實際上卻細緻而有效：將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斷貼近或疏 離的運動關係中，充滿活力地把人們司空見慣的世俗情感戲 劇化。”

六

我從未對一個同代人如此富有興趣。我採訪的方向左右搖擺，最終它既不是對於電影文本的解讀，儘管電影中經常流露出的詩意讓我感慨不已 ；它也不再是一個傑出人物的成長，儘管我對於他長達三年的孤獨和挫折的補考時間印象深刻，他在大雪中騎車度過新年的焦灼與惶恐，是再典型不過的青年藝術家故事中最動人的章節；甚至也不是他對於社會變革的思考，儘管他充滿了一個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洞見……

它更多地變成了一種探尋，一種對我所生活的時代，我這一代人的情緒，包括對我自己的未來方向的探尋。儘管是緩慢的，但我的確開始試着培養起我對於那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的興趣，試着在一幅壯闊的社會圖景中觀察他們生活的細節，理解他們的歡樂和悲傷，和那些難以言傳的迷惘。

他的電影給了我一種清晰有力的鼓舞，沒什麼比誠實更有力的武器了，每個人、每個社會，不管它看起來是多麼粗糙和平庸，都有着被你忽略的光輝。就像普魯斯特看到夏爾丹的繪畫作品：“……之前，我從沒意識到在我周圍，在我父母的房子裏，在未收拾乾淨的桌子上，在沒有鋪平的枱布的一角，以及在空牡蠣殼旁的刀子上，也有着動人的美的存在。”

對我而言，我越來越承認，我頭腦中雜亂的知識體系，就與中國目前混亂的價值觀一樣，是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我這一代註定在種種的矛盾與衝突中成長，內心的困惑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應將這種困惑不加掩飾地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