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當年寧缺縣委組織部長也要縣税務局長，這裏面真的是妙啊_風聞

**編者按：**今天隨手翻起了《陳雲傳》，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為共和國曆史留下了如此多彩的一筆。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的不法資本開始想人民政權發起經濟挑戰，當時的上海已經舉重若輕。一場不可避免的經濟戰即將拉響。陳雲同志指揮的這場經濟戰，靈活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同資本家進行經濟鬥爭，尤其是那句“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税務局長”，現在看來真的是妙啊！

1943年12月，陳雲同毛澤東、林伯渠參觀陝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展覽會

“他們要看共產黨的笑話”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新中國成立剛半個月，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為先導，全國物價開始猛漲。以七月底為基期，北京、天津漲一點八倍，上海漲一倍半，華中、西北與此相近。十一月十二日，北京、天津個別糧商叫價高出七月底指數四五倍。

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能不能站得住腳？這不僅表現在軍事上，而且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經濟上。當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穩定物價，扭轉國民黨多年統治留下的財政經濟極端混亂的狀況。一些處在觀望狀態的人認為共產黨能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資本家説：“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他們要看共產黨的笑話。

這次物價上漲，根本原因是國內戰爭仍在繼續，財政赤字擴大，紙幣發行大量增加。七月底發行額為2800億元，九月底為8100億元，十月底為11000億元，而且仍在不斷增加。部分地區還有特殊原因，如上海棉花貴、棉紗銷售快，華北災區及棉產區糧食貴，等等。此外，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由於此前國民黨政府多年統治下物價不斷飛漲，市場差不多已變成投機商人的大賭場，囤積居奇，興風作浪，這也是物價猛漲的原因。

十一月一日、五日，中財委第一次和第二次委務會議在“九爺府”舉行。陳雲主持會議，同與會者一起分析物價猛漲的原因，討論收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的辦法。當時國家掌握的可以作為商品調用的糧食不下五十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掌握的棉紗和棉布接近或超過全國產量的一半。擁有這樣的實力已可以削弱漲風。但如果拋售的時機不成熟或方式不當，特別是如果在物價仍在猛漲時拋售，仍有可能成為杯水車薪，或功虧一簣。

如何選擇時機？陳雲具體分析市場上商品和貨幣的流通情況，預計物價綜合指數要比七月底上升二倍至二點二倍，才能使兩者大體平衡。他注意到：在達到這個界限前，上海曾一度連續平價拋售糧食和紗布，結果不僅沒有穩住物價，反而使大量遊資湧進上海搶購，投機商人以低價購入，坐待高價拋出。這是一個教訓。十一月中旬，物價已漲了兩倍，漲勢漸趨穩定。陳雲認為時機到了，已有可能通過收縮銀根、調運糧棉、拋售物資來穩定物價。

當時，對物價影響最大的糧食，主要從已完成土地改革的東北老解放區調來。陳雲派曹菊如到東北去調運糧食，他親自交代：“你坐鎮瀋陽，東北必須每天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天壇打席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要給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真有糧食，糧價不能漲，使奸商無隙可乘！”為了保證漢口及湖南、廣東的紗布供應，陳雲派錢之光先到紗布主產地上海，再到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採取行動。同時催促華中棉花東運，保證上海生產紗布所需的原料。另外，決定由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鐵路沿線積存的紗布，儘快運到西安；決定撥交貿易部二億一千萬斤公糧，以應付棉產區所需的糧食銷售。

十一月十三日，陳雲起草了方針，向各地下達了十二條指令。第一條是穩住物價的目標：以滬津兩地七月底物價平均指數為標準，力求只漲二倍或二點二倍。第二至第五條是調運糧棉的指令，重申在東北、上海、漢口、隴海鐵路和德石鐵路沿線調集糧棉。第六至第十條為緊縮銀根的指令。第十一條是對各地國營貿易公司的指令：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應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預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於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拋售。第十二條提出對投機商人要給以適當教訓：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穩，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1949年11月13日，陳雲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起草的關於制止物價猛漲問題給各地財委的電報及毛澤東、周恩來的批語

陳雲起草這份電報稿後，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廳，請周恩來簽發。周恩來看後寫道：“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閲。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閲。”可見事情的急迫。當時毛澤東尚未入睡，陳雲的電報手稿從西花廳送到豐澤園。毛澤東看畢立刻批示：“即刻發，發後再送劉、朱。”

當天，電報就下發到各地。一場有目的、有組織、有步驟的制止物價猛漲、打擊投機商人的戰鬥，立刻在全國打響。

一舉平息漲價風潮

毛澤東、周恩來批轉的中財委指示下發後三天，陳雲又起草了以他和薄一波的名義發給華東、西北、華南財委的電報：以後各地物價報告，特別在猛漲時期，均須指明我之拋售價（官價）與市場價（黑價），並估計在成交額中兩者之比例。滬津兩地必須這樣做，以便華北各地和華中、華南以及將來西南在掌握當地價格上較有把握。各地在計算物價平均指數時，必須估計到當地若干種物資有餘或不足，又須估計到滬津等地若干種物資價格的漲落對本地同一物資價格影響有無與大小（如滬紗布對漢口紗布影響大，大米則影響小），以便各自規定既適合於全國又適合於當地的價格。

商場如戰場，陳雲指揮貿易、銀行、財政三方協同作戰。各大城市統一行動：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各地遵照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六日陳雲電示緊張地進行準備，將糧食、紗布、煤炭等主要物資調集於重要地點，設法緊縮通貨、抓緊税收。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國各主要城市統一行動，大量拋售糧食、棉布。

貿易部裏電話鈴聲不斷。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西安、大連幾大市場每晚有電話彙報。內容為：市場糧食賣出多少，買進多少，當日價格，資本家的吃進、吐出情況。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每晚坐鎮部內忙於聽電話彙報，及時作出決定，指出次日開牌糧價多少為宜，需拋賣多少，買入多少。

薛暮橋回憶道：“投機商人認定物價還將上漲，不惜高利拆借鉅款，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實力雄厚，敞開拋售後逐步降價，投機資本遭到沉重打擊。幾天之內，就將這次波及地區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物價漲幅最大的漲價風潮平息下去了。……無論是物價總指數，還是主要商品的價格，都平息在預計水平上，這是極大的成功。”

“從人民身上再借些錢”

在財政赤字過大的條件下，緊縮通貨、拋售物資，對穩定物價來説還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所以陳雲只提出一個“求以後兩個半月之平靜”的短期目標。他在指揮實施治標之策的同時，潛心思考着穩定物價的治本之路。

十一月十五日，陳雲主持召開中財委第四次委務會議，提出通過發行公債以縮小財政赤字的對策，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視。而這時，物價問題已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全局性的問題。會後第三天，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六次政務會議，由陳雲作關於物價問題的報告。

陳雲介紹了全國物價上漲情況，坦率地指出，主要原因在於財政赤字太大、鈔票發行太多，而且情況依然相當嚴重。他預計一九五○年春絕大部分地區可以解放，這樣開支就更大，物價一定會“打擺子”。出路在哪裏？陳雲提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方針是：保證軍政費用的必須開支，力爭金融波動的次數減少，波度減低。為達上述目的應採取的辦法：一是多生產些，少用一些；二是多收多借，組織管制。”多收，即農民的公糧不能減少，城市則要增加税收。多借，即發行折實公債。有人主張減税，陳雲分析道：“減了税便要增發鈔票，金融物價更要波動。倒不如多抽税，少發鈔，金融物價少波動，這樣對工商界來説，也較有利。”

陳雲着重對“多借”這一問題作了説明：“從人民身上再借些錢來，財委會討論過，主張發行折實公債，按各時期不同的價格，折實收款，又按各時期不同的價格折實還債。起碼保證買公債的不會損失。數量發多少，什麼時候發行，應該計算一下，希望能快點來搞。”

陳雲抓緊研究，主持起草出了關於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草案）。十二月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正式通過了關於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

“不能缺一個縣税務局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解放，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已基本上得到解放。由於對舊人員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年底靠公家吃飯的人數已達九百萬。財政赤字擴大，貨幣發行必須相應增加。三個月支出共需31400餘億元，同期收入估計6400餘億元，赤字25000億元。對由此增加的人民負擔，陳雲作了充分的估計。

陳雲起草《財經旬報》時這樣寫道：“自人民幣發行以來，到目前為止，共發41000億元。每月發行的新鈔票，依當時的物價計算，總值是214億斤小米。這41000億元鈔票，因為貶值，現在只值49億斤小米。即是説，通貨貶值中，人民損失了160億斤小米，等於抗戰前銀洋8.25億元。為時只有兩年即損失這麼多，這樣下去，人民將很難支持。”為了扭轉通貨膨脹局面，在發行公債的同時，陳雲要求增加城市的工商税收。他認為，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已有現實的可能性：“過去大城市多數不在我們手裏，農業税佔總收入的四分之三”；隨着情況的變化，已能在新解放的城市增收工商税。

要增加工商税收，並不容易。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老解放區的税政不統一，就是在一些老解放區，税政也不完全一致，各地税負不一，差別很大。特別是當時人們不理解税務工作的意義，有些幹部認為税務工作就是向老百姓收錢，因而不大願意搞税務工作。

1938年3月，陳雲同於若木在延安結婚

針對這些問題，在全國税務會議召開前，陳雲在一次重要講話中説：“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一為增加税收，二為多發票子。發行票子太多會導致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老百姓叫苦；另一方面，票子（價值）下跌，就要老是緊跟着發票子，物價就不能平穩，因此，票子多發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發公債的收入，在一九五○年的財政概算中百分比佔的很小，所以主要還是靠增加税收。”税收不僅是一個財政任務和經濟任務，而且是個嚴重政治任務。陳雲毫不客氣地批評了税收問題上的片面羣眾觀點，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向老百姓要錢越少越好，向國家要錢越多越好”。殊不知國家從何處來錢？對這些觀點，應徹底糾正。對於公糧（農業税）和税收，陳雲説：“首先應取得城鄉負擔平衡，然後城市要超過農村。”“但目前不減低農業税，而是要通過增加城市負擔來取得平衡。農業税的減低是將來的問題，在財政赤字消滅前是不能減的。目前一切主張輕税的思想都是錯誤的。”

要做好税收工作，必須配備得力精幹的税收幹部。陳雲強調：“為了完成徵税工作，全國各大城市及各縣的人民政府必須委任最好的幹部擔任税務局長。”在一個縣裏，“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税務局長”。陳雲的意見得到中央贊同。

“只有靠物資的供應”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開始的物價漲風剛剛平靜，各地水旱災多的問題又突出地提到陳雲面前。十二月中旬，華東、華北因旱澇災害而缺糧的報告紛紛送到他的桌上。根據華東、華北最低限度的估算，華東來年將缺糧十一億斤，華北缺糧十八億斤，共二十九億斤。為此，政務院發出生產救災的指示，中財委決定調糧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災區。

幾個月的實踐證明，只有掌握足夠的糧食和紗布，才有可能防止物價猛漲。一九五○年一月六日，陳雲在政務院第十四次政務會議上説：“要提防物價波動，不能靠宣傳吹牛，不能靠政治壓力，只有靠物資的供應。”他提出：“為了保證幾個大城市的糧食棉花供應，不惜工本從四川運些糧食到寧滬。準備四萬萬斤，來提防奸商的搗亂。”“如把統籌運物資、拋售物資、凍結資金、停止支付等辦法協同使用，一定可以打垮奸商，避免物價暴漲。”

運送糧食和棉花接濟華東，是關係全局的大事。陳雲對這件事抓得很緊。到一月下旬，上海米價比月初上漲百分之八十。為此，陳雲急電高崗：“華中、四川公糧中決定調上海者，或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運量小，何時與能否調到上海，我實在把握不大。”他請東北在將集中的大米南運的同時，“催促稻子晝夜加工，愈快愈好”，“加工後南運”。陳雲經過計算，提出：“京津、上海兩個單位在秋糧上市前，如果不能經常保持四億斤米，則遊資集中衝擊於上海或京津，是必然的。”除了從東北調糧，並不惜工本從華中、四川調糧濟滬，陳雲要求“華東把公糧十分謹慎地集中使用，絕不宜把糧食隨便劃作地方開支，否則即雖有外米及其他地區米濟滬，上海大米危機仍難渡過”。

當時嚴重缺糧的地區不只是上海，還有面積很大的災區。一九四九年水旱災情嚴重，全國受災農田達一億二千七百九十五萬畝，災民共約四千萬人，無吃缺吃的災民有七百萬人。淮河大決口造成的災情尤為嚴重。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用各種方法救濟災民，幫助他們克服困難。中財委還通過以工代賑，將救濟災民與興修水利、運糧濟滬結合起來，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

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穩定物價，歸根到底離不開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走向統一。如果各個地區之間各自為政，甚至相互封鎖，要穩定物價是不可能的。自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後，陳雲立刻開始安排召開各種專業會議，蒐集材料，部署工作，因為只有經濟得到了恢復與發展，財税才能增加。陳雲説：“十一月五日起開始召開專業會議，這三個月會議使我們頭腦開始清楚。”這些專業會議，還初步統一了對税政、鹽政、糧政、郵政、農政、水政、林政、金融、貿易等工作的領導，統一財經的條件已逐步成熟。

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前，陳雲主持起草《關於統一國家

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初稿，並兩次進行修改。會議期間恰逢舊曆年關，大年三十，陳雲在他的辦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長研究工作，臨別時陳雲説：“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議大家春節不要拜年了，放假幾天幹什麼呢？我建議大家呆在家裏，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發上，閉上眼睛想一想，過去這一年幹了幾件什麼事情，哪些做對了，哪些做得不對或不完全對，有些什麼經驗教訓？很好總結一下。想一想明年抓幾件什麼事，怎麼幹法？”

三月三日，政務院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自四月起，全國財政收支很快出現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價狀況開始好轉。

新中國成立後，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穩定物價、統一財經這兩件帶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複雜、困難的條件下，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對此，毛澤東給予很高的評價。薄一波回憶道：有一次我向毛主席彙報工作，説到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凡看準了的事情總是很有勇氣去幹的。毛主席點了點頭。後來，毛主席還説過，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參考資料：《陳雲傳》 --  金衝、陳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