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之根基的世界偽史_風聞

（一）西方中心論及東方主義

什麼是“東方主義”？那就是西方中心論對非歐民族——其核心為中國——的偏見。然而，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尤金妮亞揭示：“回到東方主義之前的真實情景，我們便會看到，中國是怎樣派生西方的文字、文學和文化，尤其是現代英語和大英帝國的？”[見正刊注]後者一如蒙古帝國，除了其本土性和好戰性之外，它的文化內涵、典章制度和運行機理等都是儒家的。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衞·波特指出，“西學”是漢字密碼的展開，歐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國化”（Sinicizing）。[見正刊注]

19世紀初，即在中國文化啓蒙西方、把它塑造成一個非宗教的“人的社會、人的文明”，差不多完工之際；隨着“後啓蒙”的反動和帝國主義的猖獗，西方中心論出籠了。它崇希臘，編偽史，假考古，辨種族，造譜系；使西方人越加狂妄，逐漸走上了世界大戰之不歸路。接下來是核武之“恐怖平衡”的冷戰，雖然西方“不戰而勝”，以致其意識形態高歌猛進，但這已是強弩之末、迴光返照了。

回顧20世紀初，在西方中心論的狂想曲中，帝國主義列強飛蛾撲火般地從殖民擴張，投入世界大戰；與此同時，西方中心論的“外籍軍團”（東方主義之生力軍）粉墨登場，它包括中國的全盤西化運動，與邪惡西方形影相弔、形成掎角。

所幸在1980年代，中國超越冷戰及其意識形態鬥爭之拘囿，開啓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2012年又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走上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文明與文化的復興之路。然而在中國，由於近代史是一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換句話説，它是一個接受西方中心論的過程；因此，在文化復興的過程中處處遇到西方話語及殖民文化這樣的攔路虎。

批判主流西方的貢德·弗蘭克説“我們都是西方中心論的崇拜者”。可見此種觀念已深入人心、滋蔓難圖，這就嚴重阻礙了正本清源、正理平治。

那麼，究竟什麼是“西方中心論”呢？就其基礎部分——西方偽史——而言，它由三重偽造而構成：

Ⅰ.內核部分是希臘主義，即現代早期偽造的“古希臘文明”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古典學。

Ⅱ.幔帳部分是“東方主義”概念，包括19世紀前後所虛構的“古代”埃及、兩河及印度文明，以及“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等概念。

Ⅲ.表層部分是由進化論及種族論所推演出的“西方優越性”，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英國大憲章、五月花號公約和資本主義及“歐洲奇蹟”（European Miracle）等一系列概念。[見正刊注]

在1970年代，湯因比斷言，重創人類與自然的西方主宰必將終結；而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批判則掀起了軒然大波，激勵學者重審成説。最近十餘年出現了愈趨壯大的“新正統觀”（New Orthodoxy），[見正刊注]反思西方的知識結構，並且與後殖民主義時代之解構主義相呼應。

遺憾的是，近來許多具有批評精神的西方學者希望能夠聽到來自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國的迴音；卻總是令其大失所望——在許多方面，中國的西方中心論比歐美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今世界，頑強堅持西方中心論世界偽史體系的正是中國學術界。例如，在2017—2018年裏的一段時間裏，面對國內外出現揭露西方偽史的書籍和文章，某主流報紙連篇累牘發文，其標題諸如《古希臘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徵》、《古希臘人世界觀的自我超越》、《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和《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的競爭觀念比較》等，堅持西方中心論不遺餘力。這實際上是中國學術界落入東方主義陷阱的典型表現。在崇洋觀念盛行之下學術界喪失了反省能力，這樣説並不過分。

鑑於西方偽史是西方中心論這個空中樓閣的基礎，讓我們將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引起國人的嚴肅關注。

（二）社會科學的東方主義陷阱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出版於1978年，抨擊西方中心論的殖民文化體系；在國際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對全人類掙脱西方的精神桎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反對西方中心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諸如：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史觀》（1993）、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1998）和約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等，都屬於在薩依德《東方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後殖民主義的批判學説。[見正刊注]

放眼世界，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現代西方及其文明的各個方面之由來，並非其自體“直線傳承”，而是亞歐之“橫向交流”。然而，相對於當代歐美的文化反思，中國學術界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精神卻少得可憐。近百年中國之學術，已在“全盤西化”的陰影下固化為捨己成人、妄自菲薄之習慣。西化學者們對於當前中華復興之時務，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倒是大力維護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內容——“古典西方”，眼下正在進行“古希臘”保衞戰。中國學術界與文教界，表面上久已告別了“全盤西化”；但實際上在許多方面依然陷溺於百年前西方中心—帝國主義之窠臼，按照賽義德的説法，這是典型的“東方主義”現象（殖民文化心理）。

假的西方“普世歷史”是西方中心論的賴以存在的基礎。儘管如此，在西方內部卻也存在着諸多剋星。例如，第一個系統地批判西方偽史的是英國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年）；第一個在文學上反思西方、尋根華夏的則是美國學者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年）。我們先談文學，在講歷史。

極為諷刺、又可悲的是，恰在1919年，中國與西方都發生了“劃時代”的文化運動，不過是反向的：在中國是毀傳統、棄歷史、廢漢字，與本土舊文明決裂、與西方進化論接軌；在西方卻是“中國風”再現、從而掀起現代主義運動，其標誌是美國詩人龐德編輯出版了《作為詩的媒介的中國文字》一書。

艾茲拉·龐德等現代主義者們宣稱，漢字是“詩的媒介”、“文明的聲音”、“哲學的語言”和“知識的寶藏”；他希望看見“中國取代希臘，來作為西方傳統的實體”。[見正刊注]這就回到兩百年前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對話的內容，即人類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是中國表意文字的展開，其總的活水源頭在《易經》；[見正刊注]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則僅是發音的符號，此外別無意義。

在萊布尼茨和白晉等人看來，中國與西方並非“兩分”，而是“元一”；其源頭不在西方，而在中國。我們認為，中國是歷史運動的主軸，由它旋轉起來的“天時地利”僅在近現代光顧“海隅性”的西方和日本，所以出現了反面的陽亢；從今往後，地緣政治的經濟與戰略優勢都轉到“陸海有機”的中國，而西方主宰和海洋霸權則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惡浪。

通行於今的有關西方的文史常識和知識結構，都是形成於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最猖獗之際（19—20世紀）；作為其受害者的中華民族不僅不能全盤接受，而且還要全面澄清之。我們建議，中國學者做這方面的研究，應該基於查證或重審其“原始資料”，質疑問難、探賾索隱、尋根究底；切不可人云亦云、鸚鵡學舌、為虎作倀。

（三）語言學否定“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過“文字”這扇窗户也可一目瞭然。長期以來，西方中心論者及西化分子都極力貶低漢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後者卻經不起推敲，一旦稍微用心思考，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神話就會破綻百出。單從其“表音”特性便可推斷得出結論：近代以前（中古和上古）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

第一、西方不能原創文字。人們的語音在時空中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豈能通行一致、通達久遠？唯有超越性的表意文字（漢字）可以駕馭語音、而不受時空的限制。因此，從文字的生成機制來説，“表音”是文字的死路，是進化的停滯或失敗。那麼，西方的表音文字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原來是幸遇“東學西漸、中學西被”，歐洲人藉助於來自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刷術和紙張）來固定表意符號（字母），這就邁出了通向共識文字的第一步。但這還遠遠不夠。“各表其音”本來就不利於社會溝通，再加上文字，那就等於如虎添翼般地製造言語混亂，而使人們的誤解和衝突陡然升級。正由於此，歐洲在15-17世紀才陷於不可自拔的宗教戰爭。最終還是被“儒學啓蒙”（啓蒙運動）所拯救：完成了兩個轉型：1.社會：神的社會→人的社會；2.文字：表音乃“言不及義”→表音乃“辭明意達”。後者是利用漢語表意（雅言）來彌補西方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即從中國文化及其漢語借取含義和借鑑定義。

第二、“泛西方”的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層次都較低（聽覺或視覺）；而漢字則是“形音義”之三位一體，其重心在“義”（表意）。《周易•繫辭》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純粹的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都囿於“形而下”（器—器官：個別、狹隘性），漢字是基於“形而下”，而臻於“形而上”（道—道理：抽象、共通性）。文字的本質和理想均為“表意”，因此，培根和萊布尼茨都説漢字是“真正的字”；而“表音”與“象形”則都是具有先天的缺陷，都會構成文字的障礙。表音文字不能獨自生成，在近現代它寄生於“中國因素”（四大發明和漢語表意）。象形文字作為文字的雛形，所表達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統思想，因而不勝任於文明（“古埃及”實際上是被偽造的）。

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沒有文明。其文字的“表音”（聽覺）特性，説明西方在其被捲入“天下文明”之前缺乏真正的的社會進化。鑑於“表意”屬於“形而上”，與哲學有關；由此可知“表音”文字不可能原創哲學。再説沒有表意內涵（概念），哪來知識和學科？那就是為什麼笛卡爾、萊布尼茨和威爾金斯等人都嘗試建立一種類似於漢語的“哲學語言”。誠然，西方也有所謂的“原生表意”，那就是在15—17世紀凸顯、加劇內戰的兩個極端：宗教文字之“神義”，不能表達人情、人事和人智的意思；俗世文字之“俗義”，缺乏高雅、高深和高尚的文辭。這也可以説明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學與科學。進而言之，佛學有“八識”，漢字兼顧前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達到了“意”（意識）的層次；而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則分別是“耳識”和“眼識”，都屬於生理層次。不僅如此，漢字直通第七識（意根）和第八識（藏識）。所以，白晉和萊布尼茨認同，漢字及其源頭《易經》是繁衍一切知識的基因；大衞·波特教授説，現代西方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西方是在最近幾百年才有文字的。伏爾泰説：

我們應該常常記住：500年前的時候，不管是在歐洲北部，在德意志，還是法蘭西，幾乎沒有人知道如何寫字……。我們自己的風俗變化無常，卻沒有經過“文字化”的改進，直到這以前的450年間仍是如此。這充分地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字技術是多麼差。歐洲人只是在最近這半個世紀才在各方面有了顯著進步的……。[見正刊注]

一定有人會問，“希臘文”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希臘文所使用的字母與斯拉夫人所使用的是同一套字母，東正教在斯拉夫地區流傳，基於斯拉夫的口語，希臘文是用於東正教的書面語言；這套字母同時也被希伯來-猶太教所分享；在14—15世紀憑藉印刷術而變成宗教文字（希臘文），成為偽造《聖經》和“古希臘文明”的工具。不僅如此，在1840年代開始，希臘文被歐洲列強（委派德國奧托王子）生硬地推行於希臘國（該地區原先不叫這個名）；但由於水土不服而爭吵不斷，終於在1976年希臘文被宣佈退出其官方文字。

（四）偽造莎士比亞見證西方文明誕生

西方偽史所囊括的，不僅是“古代史”，還包括中古與近代的部分。這裏舉莎士比亞劇作為例。莎士比亞在歐美一直廣受質疑，大約有40%的英國人不相信他是“天才”；但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國的學術界則尊崇“莎翁”（fatherShakespeare），奉他為文藝之偶像，而深信不疑。[見正刊注]

西方的批評家指出，“莎士比亞”在中國一直是發揮着殖民文化的功效。安德魯·迪克森説：莎劇跟隨着鴉片戰爭進入中國，第一步在租界內，先英語、再華語公演；第二步進入大中城市，第三步普及開來，終於奠定了排斥國粹的現代戲的基礎。[見正刊注]

盧卡·施羅德注意到：“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僅幾個小時，街道上就出現《威尼斯商人》的海報。莎士比亞早已成為現代中國的時尚傳統，……中國學者和閲讀公眾都……將他奉為“藝術之神”。[見正刊注]

倫敦大學勞卡班博士的調查報告稱：莎士比亞在中國大陸促使與其傳統文化分裂，在中國台灣促使與“中華認同”分裂。[見正刊注]

對莎士比亞的偽造及包裝，屬於西方中心論偽造歷史的一個環節，理應被揭穿。

事實上，莎士比亞本來只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戲子，在他名下的劇作都不是他本人所寫，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張冠李戴。但畢竟是把這個“野蠻時代的傳奇人物”當做品牌，才使莎劇像滾雪球一樣地膨脹起來，變成了“高山仰止”了。今天見到的莎士比亞作品，是17-18世紀幾代“編輯”不斷創意杜撰的結果：前期的只是粗俗低劣的“下里巴人”，由於被用“中國風”的語言和審美所加工，才晉升為“陽春白雪”的。讓我們再從文字的視角來看。

如前所述，由於語音的恆變性，西方的所謂“表音文字”未能自體生成。然而，它有幸在14-15世紀依靠印刷與紙張來鎖定和規範其符號（字母）、並在流動中保持穩定，從而初步成型。但由於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內涵”，徒增誤解與爭吵；由此，新生拼音文字成為16-17世紀宗教戰爭（死人千萬）的癥結之一。最終從中國獲得了“拯救之道”。

歐洲的語言改革家們利用漢語的“表意”（雅言）特徵，來彌補其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從漢語中借取含義，借鑑定義，從而避免了其新生拼音文字的夭折，終於逐漸達到成熟（其標誌是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英語詞典》，但這是“漢語思維”的結晶）[見正刊注]。

西方在17世紀晚期以前不存在高雅、高深的文學語言和哲學語言，所謂“古典、經典”作品都是在這以後被杜撰或改寫的。亦即，用包含中式雅言、審美和哲理的新文字（主要是英文）來重寫舊題材，再使之充當往昔之“原創”；荷馬、但丁、喬叟和莎士比亞以及“希臘-羅馬”的作品與歷史，都是這樣被如法炮製的。正如瑪麗安·里根所評論：

尼采在《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一書中主張：用文字再生產那已消亡的古代，無異於將歷史“木乃伊化”，沒有任何“活的存在”。……托馬斯·格林講述了人文主義模仿——利用文字再生產（古代歷史）的兩種類型：一是虔誠地重寫，一是從異質（文明）模式中合成“影射歷史”。即使他們獲得了“潛在事實”，卻也泯滅了生命性；在這樣的文字中，往昔的活的現實則蕩然無存。因此，現代敍述與過去實情之間是不可調和的。[見正刊注]

西方文明開始於何時？並非通常所説的在古代，也不是在1500年左右，而是在17-18世紀之交；亦即，在莎士比亞死後快一百年，西方才有書寫文明的語言文字，才有真正的文明！為什麼這樣説呢？

第一，先從社會方面來説。往昔西方是神權禁錮，窒息了“人為、人智”，因而不可能有進步或發展。再由於西方缺少“和諧文化”，所有的隨着“東學西漸”到達西方的中國技術和文化，都變成了“負能量、破壞性”；連續數百年的戰亂，到17世紀中葉達到極點，幸虧中國文化“在毀滅中啓蒙”（Enlightenmentin Ruins），[見正刊注]才扭轉乾坤、否極泰來。在“中國風、中國啓蒙”的環境下，西方完成了從“神的社會”向“人的社會”的轉型，這才有可能擁抱“天下文明”。

第二，再從文字方面來看。伏爾泰説，歐洲在最近幾百年才有文字，但直到他之前的半個世紀才有了明顯的進步。[見正刊注]應該指出，雖然西方在15-17世紀算是“有文字”，但那是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的兩個極端，缺乏文明的意涵，徒然加劇宗教戰爭。因此，語言學家沃爾特·翁指出，直到17-18世紀之交，“從口語交流傳播宗教知識，進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時代”。[見正刊注]

（五）漢字“表意”是字母“表音”的知識庫

西方文學和哲學都是“漢字密碼”的展開。大衞·波特指出，歐洲在現代早期所發生的變革，與“漢字密碼”或表音文字密切相關。[見正刊注]西方哲學開始於萊布尼茨的“漢字解碼”，正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所説，萊布尼茨把中國表意文字作為西方哲學的基石。[見正刊注]不過，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到康德-黑格爾是啓蒙運動的走向反面，也是西方中心論綁架和掩蓋了“西學中源”。下面討論文學：

“中國風”啓動和推動浪漫主義運動，從而產生了西方文學（17世紀末至19世紀末），其間以18世紀晚期為界“一分為二”：前期是“儒家啓蒙”、廢除神權、性善博愛，因而文學是“春暖花開”；後期是“上帝復辟”、西方中心、原罪性惡，因而文學是“病態綻放”。與此同時，雖然西方從“慕華、親華”變為“懼華、仇華”，但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則有增無減；不過，它從啓蒙時代的“顯學”變為後啓蒙的“隱學”，直到19末為止（“中國風”再興而掀起英美的現代主義運動）。

進而，“西學中源”的方式也“變換花樣”（奇正）：原先僅是“正”，即在“中國時尚”中直接吸取中國文化及物質文化；而後加上了“奇”，即斯威登堡神秘主義。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org,1688-1772年）是共濟會理論家，曾被派往瑞典東印度公司充當文化間諜，組織蒐集和翻譯中國典籍，由此創造了他的神秘主義體系；它變革了西方哲學和神學，尤其是使文學向着“玄奧性、靈啓性”升級，其中之一是：

佛教的相關知識→斯威登堡的“天堂與地獄”→布萊克的《天堂與地獄結合》→被改寫的但丁《神曲》的“天堂與地獄”→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和其他“希臘神話”

圖：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org,1688-1772年），早年受萊布尼茨的影響，尋求中國智慧；曾被共濟會派往瑞典東印度公司從事文化工作，組織翻譯中國古籍，形成他自己的神秘主義體系，變革西方科學、哲學、文學和科學，影響成千上萬歐美精英。

在18世紀，英國作家和詩人們在“中國風、中國啓蒙”的環境裏，運用新興的語言、審美和哲理栽培出奠基歐美文學的“五朵金花”，它們是：現代版《荷馬史詩》和《莎士比亞》，以及麥克弗森的《莪相》、托馬斯·珀西的《英詩輯古》和霍勒斯·沃波爾的《奧特蘭多城堡》（哥特小説）。它們在浪漫主義運動蜕變的19世紀，衍生出偽哥特、偽但丁、偽希臘、偽史詩和偽民俗；而歐洲其他形式的文藝作品，則無不受這“五朵金花”的影響。

（六）鴉片浪漫主義與希臘神話等毒性文學

上述“五偽”（偽哥特、偽但丁、偽希臘、偽史詩和偽民俗）及其它在1770-1870年間問世的名篇，大多數都是通過吸食鴉片來獲得靈感，而構思出來的。捲入這種創作方式的文藝家乃成百上千，幾乎囊括了整個的浪漫主義羣體；以致這一階段的浪漫主義運動可稱之為“鴉片浪漫主義”，詳見英文版維基百科詞條《鴉片與浪漫主義》（Opium and Romanticism）。

或多或少是受到斯威登堡主義所夾雜的“禪宗頓悟”（基於對禪宗的片面理解）的影響，急功近利的作家或詩人們訴諸“超自然”的手段來模仿之——盲目追求非宗教、自主性的“自我神啓”，這至少是“鴉片浪漫主義”的起因之一。他們不惜以犧牲健康為代價，例如由於吸食鴉片，雪萊和濟慈英年早逝，而年長的柯勒律治則也是同樣的死因。

在這段時間，幾乎全部的有關“古希臘”的作品（尤其是“希臘神話”），都是按照斯威登堡模式，依樣畫葫、批量產出；那就是：在過鴉片癮的飄忽狀態中，把由斯威登堡介紹來的東方神秘，指鹿為馬地轉化成他們所夢想的“希臘神話”。甚至把東亞特有的“颱風”移植到風平浪靜的地中海，變成“最強巨神”，掀起滔天巨浪。美國多爾頓州立大學教授邁克爾·戴爾垂説：濟慈的頭腦中形成一座廟堂，由此製造出大批量的希臘神祇（在15首詩中發明了49個古神）。[見正刊注]

圖：“鴉片浪漫主義”。濟慈、雪萊、拜倫、布萊克和柯勒律治。他們都是在斯威登堡主義的影響下，通過“鴉片靈感”，把東方神秘轉化成“希臘神話”。

醫學史家托馬斯·多曼迪指出：鴉片效應“呼喚出濟慈的絕妙頌歌、雪萊的哀歌、席勒的歌謠、諾瓦利斯的神秘的讚美詩、蕭邦的夜曲和亨利·穆傑的《波希米亞人》……，以及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曲》和克雷布的《彼得·格賴姆斯》……。”[見正刊注]國外的許多健康和教育組織都已告誡，勿讓“鴉片文學”侵害青少年。然而，那被美國健康網站（Sovereign Health）列為毒性作品之一的雪萊作《西風頌》，竟然被置於中國的小學課本之中！就連其文字都散發着毒汁，請看：

哦，獷野的西風，秋之實體的氣息/由於你無形無影的出現，萬木蕭疏/似鬼魅逃避驅魔巫師，蔫黃，魆黑/……彷彿是一具具疆卧在墳墓裏的屍體/他們將分別蟄伏，冷落而又淒涼/……垂死殘年的輓歌/……將構成他那龐大墓穴的拱形頂部……。

再者，雪萊長詩《希臘》不僅也屬於“鴉片文學”，而且還充滿着種族主義——辱罵土耳其人是野蠻動物，不配統治歐洲白人；辱罵中國人和其餘非歐民族“尚未被馴服”（unsubdued），他們的傳統信仰是“魔怪崇拜”。[見正刊注]然而該詩前言裏的一句話則被西化華人所津津樂道、奉為圭臬，即：“我們全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臘。”就是這句話竟出現在我國的中學教材和高考試題裏。此足可見西化及其奴性和無知是何等的嚴重！

（七）從漢學演繹出來的西方版“世界歷史”

讓我們來揭示一下首創西方偽史的“三劍客”（都是神職學者）：

第一位是安尼烏斯（Annius of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東學西漸的影響下，受羅馬教皇的委託，安尼烏斯按照《聖經》的創世、洪水和諾亞及其子孫之“世界殖民”這一主線，參考他所獲得的有關東方的知識，假託“古人”之筆（假裝“發現”手稿殘卷），偽造了十七部書；除了“古代”希臘-羅馬歷史之外，它們還包括：

Ⅰ.“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亞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紀的腓尼基學者〕；

Ⅱ.“古埃及史”〔作者：曼涅託（Manetho），公元前4-3世紀的埃及祭司和歷史學家〕；

Ⅲ.“巴比倫-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紀的巴比倫-希臘歷史家、占星家、哲學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於當時西方還沒有“時間概念”，安尼烏斯肆意編造幾萬乃至幾十萬年的“文明史”，而置僅在幾千年前“創世”的上帝於無地自容，這就引起了極大混亂。因此，安尼烏斯的偽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變得臭名昭著。儘管如此，安尼烏斯的十七部偽書至今仍被視為構成西方歷史學的主要的“原始資料”。

圖：安尼烏斯（Annius ofViterbo,1432-1502年），神職學者，“以偽造歷史而著名的歷史學家”（畫中字）。他假託古人之名，虛構了“古代”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和腓尼基的歷史。雖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偽書至今還是西方歷史的“原始資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傑（JosephScaliger,1540-1609年，法國-荷蘭人）。安尼烏斯的偽史在百年後被此人“扶正”。斯卡利傑原先面對西方偽史氾濫成災，時間混亂，矛盾重重；他深惡痛絕，棄之如敝屣。但當他碰巧獲得了“中國歷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自信能夠解決“時間問題”；他就改變了態度——“兼容幷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歷史”。斯卡利傑利用中國資料撰寫了兩部“偽史經典”——《時間校正篇》和《年代學寶典》，其內容主要是他的“編年史”框架——“聖經編年”及其子系統，後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兩河）和“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因而斯卡利傑被稱為“科學編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傑所依據的中國歷史（包括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並不準確。所以在他死後，17世紀的幾代歐洲學者又按照赴華耶穌會士所介紹的新資料（主要是衞匡國著《中國上古史》），對於“斯卡利傑編年史”進行反覆修正；甚至將《聖經》由相對正統的拉丁文本，改為“七十士版本”，來與以伏羲和唐堯的時間段相配合。

圖：斯卡利傑（JosephScaliger,1540-1609年，法國-荷蘭人）。被稱為“科學編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國歷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設計出“聖經編年”（包括耶穌誕辰）和“普世歷史編年”，後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和“古老文明”（埃及、兩河）。19世紀變為西方正史。

第三位是珂雪（又譯**“基歇爾”**，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國人）。斯卡利傑運用“中國時間”把被安尼烏斯偽造的“曼涅託之古埃及史”變成“正史”，此舉在17世紀備受批評，最終被珂雪給化解了。在中國文化啓蒙歐洲、打碎神權的過程中，為了迎合教會遷怒於中國，珂雪不失時機地拔高“古埃及”以貶低中華文明。珂雪利用中國資料——他彙編的《中國圖志》（China illustrata），來充實被前人偽造的“古埃及”，並且利用漢字演繹出埃及象形文字。當時歐洲人不懂得“表意、寫意”這種“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誤以為漢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專屬文字。珂雪開此風氣，後生可畏，好幾代人都前赴後繼地偽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們越來越吻合於西亞某些地區的原始圖符，後者都被挪用於“古老文明”。

被一些學者稱為“埃及學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諾亞子孫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編造“上帝的選民”由東向西，進行擴展，直到中國及其黃種人遷徙至美洲。這就是中國“西來説”之緣起。

圖：珂雪（又譯“基歇爾”，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國神職學者），彙編耶穌會士的中國資料，再用它來偽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並且推演中華民族與文明皆由此而來（西來説）。被成為“埃及學之父”。

（八）西方學者對西方偽史的揭露（17-18世紀）

**牛頓。**在17世紀的歐洲，有眾多學者——包括牛頓——都是按照中國歷史來設計西方歷史；但牛頓是第一個系統批判“斯卡利傑編年史”的，後者卻在19世紀變成了西方史學的正統。

牛頓認為：“希臘人的古代全是虛構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are full of fables）。”[見正刊注]“古代希臘充滿是詩意的虛構（Greek Antiquities are full of Poetical Fictions）。”[見正刊注]他還説：“最早的證據喪失已久，現存的古籍若非全然發明，便是錯誤百出。”他譴責那些建立埃及、巴比倫和希臘編年史的學者，通過偽造歷史序列來證明它們的“古老”（fabricate historical list to prove theirantiquity）。[見正刊注]

牛頓考證出的埃及歷史是範圍小、歷時短、很晚出——間斷垂續僅三百多年的中世紀的小王國。

圖：牛頓著《古代王國編年史修正》，批評斯卡利傑等人偽造歷史；牛頓在書中指出，“古希臘、古埃及”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偽造的。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時代的西方沒有可信的歷史，寄希望於聖經故事之“神話成真”，但培根對此是絕望的。培根説：

所謂的“異教的古代歷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歷史，諸如埃及、希臘、羅馬、波斯和巴比倫等——引者），幾乎都是由無稽神話和不可信的莎草殘片所構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古代是歷史的殘骸（Antiquities are the wrecks of history），關於它們的記憶幾乎蕩然無存。有些勤奮的人以其細緻精確的努力，收集家譜、日曆、標題、銘文、碑石、錢幣、名字、詞源、諺語、傳統、檔案、儀器、公共和私人歷史的殘片和散見的書籍等等，透過如此途徑或許能夠恢復一些諾亞洪水時代的印象。這是一項費力的工作，但畢竟人們會帶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來到神話和虛構的源頭（deserves to come in the place of those fabulous and fictitiousOrigin）。……在這些不完美的歷史中，很少具有權威。……歷史的縮影是腐敗的，那正常的、極好的歷史本身已被損壞，只剩下無利可圖的渣滓，……都應該被摒棄。[見正刊注]

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英國博物學家、發明家）。他對西方歷史的看法是：

通過大眾傳播和暗中操作，有關埃及、希臘和迦勒底（巴比倫）的虛構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築起來，轉變為真理……如此“虛構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歷史的主要部分，還包含了故弄玄虛的隱秘智慧；後者服務於傳播那並不存在的“真實歷史”……顯而易見，包含着希臘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譜》，説是來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體文字與神話傳奇則很難被證明。[見正刊注]

讓·哈爾端（Jean Hardouin,1646-1729年，法國古文獻學家、圖書館館長）指出：“絕大部分的‘古代’希臘和羅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紀晚期以來被偽造的。”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麥克勞德在其所著《現代世界的惡作劇》書中評述：

“我們能確信我們所知道的和所思考的（那些知識），都是真的嗎？”讓·哈爾端（Jean Hardouin）就是一個例子，他相當肯定：（人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是謊言。哈爾端是個耶穌會士學者，生活於1646—1729年；他寫下專著……，宣稱：絕大部分的“古典”希臘和羅馬的文獻、藝術品和錢幣都是偽造的。它發端於13世紀後期和14世紀，……（神職學者）在修道院書室裏偽造“古典文獻”，……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後操作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嗎？奧古斯汀的《懺悔錄》是真的嗎？希伯來文《舊約》是真的嗎？全都是假的！這樣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爾端不是一個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傑出的古文獻學者，他絕不是一個瘋狂的邊緣人。……哈爾端所處的時代，是從口語交流傳播宗教知識，進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時代（知識和來源和誠信都是失控的）……。[見正刊注]

**伏爾泰。**他説：“以我們某個智慧之士的觀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話，人們則信以為真。”[見正刊注]他還説：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是被虛構的，“都是在重申綿延不絕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她才是全人類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見正刊注.]伏爾泰是這樣評價中國歷史的，即：

特別令我震驚的是中國古代歷史，在那兒，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實際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為中國歷史沒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為什麼所有別的民族都採用了荒誕的起源呢？法國古代編年史，實際上並非真正的古代，稱法國人是赫克特（Hector,特洛伊王子和戰神）的後代；……把羅馬人溯源至弗裏吉亞（Phrygian,希臘神話）；……説諸神居住在埃及約1萬年……。

事實上，中華帝國早在4 000年前就形成了……。只有中國的編年史確鑿無誤地記載了中國人的過去，如同人們所説的那樣，它把天的歷史和地的歷史統一了起來，這與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中國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會合期來作為他們的紀元。我們的天文學家，檢查了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它們基本上是準確的。別的國家創造了寓言神話，中國人用筆和星盤書寫歷史……，從而沒有矛盾錯誤的編年。

……中國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製的簡上了。他們現在還保存了一些這種古竹簡，這種竹簡以漆塗面以防止腐爛。這可能就是世界上現存年代最久的古遺物了。……中國……沒有虛構的神話，沒有……半神，……他們理性地寫作……[見正刊注]

（九）外國學者對西方偽史的揭露（19-20世紀）

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主張：“……揭穿西方中心論的意識形態和西方中心歷史觀的寫作，亦即，揭穿始於被虛構的古希臘的假的西方譜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見正刊注]

耶魯大學教授弗拉丁格批評：“這個‘西方傳統’就是被塑造的譜系：儘可能地發掘它所需要的‘古代’希臘民主，以作為現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如此民主政治的誕生實際上是來自西方的虛構。……偽造古希臘來作為西方的源頭，旨在服務於歐洲的文化與經濟利益……。”[見正刊注]

劍橋大學博士、希臘克里特大學教授維拉索伯羅斯揭露：

西方中心論關於古希臘城邦（文明）的觀點，被用來構建它自己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希臘的過去已被濫用於重塑西方中心文化。……現行的希臘歷史是在浪漫主義時期（18—19世紀）被構建的，而古希臘城邦研究則是19世紀東方功能主義和進化主義（Orientalist functionalismand evolutionism）的產物。有關希臘歷史的西方中心論的傳統觀念是多麼有害！“希臘城邦”被鑲嵌到現代社會及其變化的觀念之中，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是因為希臘歷史的西方中心模式選擇了“古希臘”作為單一文明模式的核心現象。……再者，對於愛琴海的史前研究則依賴單一線性的模式，相信荷馬等神話！[見正刊注]

美國瓦爾登大學教育中心主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為單一文化的古典希臘文明的形象，是19世紀的虛構（The image of classical Greekcivilization as a uniform culture was a fabric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雖然這個觀念延續至今，但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見正刊注]丹佛教授進一步説：

（19世紀末）被編造的理想化的希臘出現了，它讚美古希臘人的才智，宣稱希臘文化傳統是現代西方的純粹起源。然而，構建一個純粹和原創的希臘文明這一做法，反映了現代歐洲民族國家的知識偏見，它並不是還原古代的真實情況。不過，如此編造卻非常吸引那些西方人——許多寧願生活在美夢中的作家、詩人和哲學家們，他們並不瞭解古希臘的本來面目。……這般古希臘文明的形象是被歐洲文化沙文主義虛構出來的。像德國、英國、法國和俄羅斯這些相對老的民族，都把其過去繫於“希臘文明”這個純正的根上；然而，西方中心論之種族主義卻找錯了樹（wrong tree）。[見正刊注]

（十）綜述西方偽史——瑞士歷史學家菲斯特的評論[見正刊注]

關於西方歷史，雖然在18-19世紀之交發生的從法國革命到拿破崙戰爭這段記錄應該比較可靠；但是，在18世紀以前西方所發生的“事件”，則都是不可能被證實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這一時間的“歷史”，都不免荒謬。所謂的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也與真實歷史無關。中世紀後期的英法百年戰爭，包括“聖女貞德”，幾乎沒有一點真實性。至於古代的戰爭，諸如波希戰爭、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的布匿戰爭，都是虛構故事，而非真實歷史。再如關於近代歷史的開端，據説是在16世紀之初（1500年），還有我們所讀到的稍後發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現相關的歷史資料。有關宗教改革的資料很豐富，但該事件本身卻一直是個謎。

追溯以往事件的各種記錄和確定時間，都屬於巨大的偽造歷史工程的一部分。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對於大規模的發明和篡改歷史予以揭露。虛構歷史和偽造資料乃齊頭並進。在19世紀以前的西方，沒有人感興趣和費精力寫真實的歷史，況且也沒有真實的史料。在西方，可行的字母文字和書寫記錄出現的時間，大約在三百年前（17世紀）；而在那之前，所謂的石刻記錄、金屬銘文、紙莎草和羊皮紙等，全都似是而非（沒有成熟的文字和表意內涵，光記“發音符號”？）。在我看來，歐洲人開始使用羊皮或紙張寫字，不會早於1650年；能夠查到的可信的即時記錄，應該是在1750年之後；而關於之前的任何記錄，越久遠則越虛假。

斯卡利傑（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是通行於今的世界編年史的創造者，他也是首次確定耶穌誕生時間的。而第一個設計“公元”和“公元前”（B.C and A.D.）的，則是耶穌會士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他的法文名字被用拉丁文寫成“另一個人”，並且提前了五百年，這樣，公元紀年就成了“古已有之”。

許多研究者都知道，歐美國家的檔案館和圖書館的資料不會追溯“很古”，但權威機構不會承認事實，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説，它們都是來自金石文字、羊皮紙和紙莎草記錄。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倫楔形文字不外乎都是歐洲人的騙局：除了極少數是把別處原始圖符挪用於“古老文明”，絕大多數都是被共濟會的偽造的。邏輯結論是，以任何標準來算，歐洲文化開始的時間最早也就在四百年前（16世紀）。

法國牧師和圖書館館長讓·哈爾端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實性，它們包括《聖經》和希臘—羅馬“古典”；他還宣佈，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會記錄和古代錢幣等都是後來被偽造的。荷蘭耶穌會士帕佩布羅施（Daniel Papebroch）堅持，沒有一份歷史文獻是真實的。伏爾泰是最早的歷史批評家之一，他在其著作裏抨擊西方中古和上古歷史的荒謬絕倫。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彼得·弗蘭茲·約瑟夫的作品《我的歷史觀》（MyView on History）揭露，所謂“古典著作”的產生時間，比成説要晚得多。在1890年，英國的宗教學者和歷史學家愛德華·約翰遜是第一個談到，偽造歷史是西方的一個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他指出，從16世紀初以來，歐洲有許多造史中心，最先是修道院，而後則是研究院……。在19—20世紀之交，有一位不太出名、卻是傑出的語言學家（任教於瑞士巴塞爾大學）羅伯特·巴利道夫，寫了有關希臘—羅馬文學的兩本書；他發現，那些所謂的“古典著作”都摻雜着中世紀和日耳曼語言，由此看來，它們都是在前不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裏被偽造出來的。在1930年代，德國曆史學家威廉·卡爾梅指出，全面偽造歷史和文獻發軔於中古後期。在20世紀初期，俄國哲學家尼古拉·莫羅索提出激進方案，即西方版世界歷史年表必須大為減短。

一些與“古希臘”起源有關的地名諸如“阿提卡”（Attica）和“雅典”（Athens），實際上都是中世紀的發音；而“達達尼爾”（Dardenelles）和“拜占庭”（Byzantine）都是源自法國土語；還有，與“古埃及”起源有關的名稱，諸如拉美西斯（Ramesses）、齊阿普斯（Cheops）、盧克索（Luxor）、加沙（Gaza）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都是法語的根；上述詞語在歐洲人向東擴張之前（1500年之前），從未出現過。

“古代史”是一種涅槃，偶爾被編造出來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黑暗中世紀早期的明亮綠洲。真正的古代希臘地區的居民是不會知道“他們的”最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因為這兩個“人物”（還有眾多的“希臘智者”）都是後來被髮明的。在希臘，為了吸引遊客，所謂的“古代建築”自19世紀至今一直都在建設中。所謂的包含希伯來遺訓的《死海古卷》，它們是被用紙莎草和羊皮紙做成的；竟然在1948年——以色列復國這一年——被發現，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嗎？

由上面的引述可見，西方中心論在西方內部一直是自相矛盾、遭受挑戰；而且必將陰陽逆轉——隨着越來越多的學者回溯至17-18世紀，看到歐洲在“中國風、中國啓蒙”的環境裏塑造文明和偽造歷史這一本來面目，就會整個翻盤。相比之下，一方面中國是西方中心論的嚴重受害者，另一方面中國學術界則落入東方主義陷阱，頑固堅持西方中心論的偽史體系原教旨，一成不變、一潭死水、執迷不悟。

本文作者：諸玄識、董並生

時間：2018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