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黨的轉變_風聞

對於社民黨而言，此次在柏林召開的全國黨代會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在這次黨代會上，社民黨最終憑藉“社會福利新國家”這個新概念告別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標誌的施羅德時期。

賦予社民黨此次黨代會“歷史性意義”的並不僅僅是它的人事任命。困擾社民黨上一任主席安德烈婭•納勒斯（Andrea Nahles）多時的問題終於在這次會議上得到解決：社民黨決定告別以往在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弗朗茨•明特費林（Franz Müntefering）、前總理府部長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和社民黨秘書長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領導下推行的“社會福利國家”概念。在如今的社民黨人眼裏，這個所謂的“社會福利國家”早已蒙上“冷漠”的面紗。但他們在之前的黨代會上卻總是視其為“豐功偉績”。

在薩斯基婭•艾斯肯（Saskia Esken）和諾貝特•瓦爾特-博爾揚斯（Norbert Walter-Borjans）本週五上任之前，社民黨主席一職原本由副主席瑪露•德萊爾（Malu Dreyer）臨時擔任。德萊爾在週五早上表示，社民黨正在通過對“社會福利國家”這一概念的重新構想展現其自我革新的能力。“這正是我們所設想的未來。”而這個未來的核心不再是“哈茨法案”，而是一項被冠以“公民金”之名的新的救助政策。週六黨代會所討論的一份議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對一個富有同理心、支持並貼近公民的社會福利國家的新詮釋”。或者人們可以引用納勒斯的一句話，“我們要把‘哈茨法案’拋在身後”。

按照社民黨的願景，如果人們放棄失業救助金（失業金1）並轉而領取基本救助金（失業金2），那麼他們理應享受比以往更好的待遇。至少他們的財產和房屋面積在兩年內不應該接受審查。此外，對於自用房產的保護也要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聯邦勞工部長海爾(Hubertus Heil)自本週五起接任社民黨新一任副主席一職。他在黨代會上表示，住房不能再像現在這樣佔據人們開支的一大部分，這使勞動者們深受困擾。“這絕非正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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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社民黨旁敲側擊地提及了聯邦憲法法院就“哈茨”制裁所下達的判決。在週六的辯論中，“制裁”一詞可謂關鍵。一份議案中指出，“公民金”是公民理應享有的一項社會權，而它的前提在於，“人們對社會福利國家有需求，但絕不會因此而濫用它”。不合情理且有損尊嚴的制裁手段理應被廢除。相反，人們應該更多地採取激勵、幫助與鼓舞等手段。早在這次黨代會之前，有關“在人們拒絕履行所有協助義務時政策的不可實施性”的討論就已經成為社民黨內部爭論的核心話題。社民黨議案委員會最終一致同意“對拒絕履行義務的人們施加一定的懲罰”，但正如聯邦憲法法院不久前通過的決議所規定，必須保障人們的最低生活標準。但儘管如此，關於廢除所有制裁的提議卻曾多次迴盪在此次黨代會現場。

德萊爾表示，在對制裁手段的限制下，國家不再站在失業者的對立面。與此同時，海爾對與會代表強調，必須摒棄削減超過30%的救助金的想法。在他看來，社民黨想在這場爭論中憑藉“社會福利國家”概念走一條介於兩極之間的中間道路：一方面，有人指責長期失業者為懶人，認為他們沒有進行工作的意願（主要以自民黨為代表）。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協助義務本身便是對人權的一種侵犯（這裏指的主要是左翼政黨）。“這兩個極端都需要被消除。”

此外，海爾警告人們不要採取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政策，而這恰恰正是左翼政黨和綠黨的觀點。工作不只是一種謀生手段，它還具備解放“人”的力量。因此，社民黨認為，對失業者重回職場的鼓舞必須被置於首位。“這也正是我們與其他政黨的區別所在”。但在“社會福利新國家”的議案中，對此的描述只有以下寥寥幾句：“保障貫徹終生的穩定收入和更高的時間自主性是我們共同的關切所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認為有關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政策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這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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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社民黨正致力於對“工作權”的重新定義。相較於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自主權”概念，人們現在所提倡的是“自我決策權”和“參與權”。而前者也被社民黨稱作利己主義。議案中指出，“社會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是個人自由發展和進行自主生活的前提”。在數字化程度日益升高的工作環境中，這個想法貫穿了所有關於新的就業形式（例如獨立工作者）及其勞資關係和（便於家庭的）工時設置的討論。

鑑於“自我決策權”和“自主權”之間的區別，社民黨要求取消“2010議程”中有關“低收入領域”的説法。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説法在阻礙人們自主生活的同時，還加劇了貧困（尤指老年時期）。就此而言，“最低工資”的設定無疑是一劑良藥。議案更稱其為一次量變。社民黨的目標是在將來把最低工資提高到12歐元每小時。這不僅是社民黨中期結算的重要一環，更事關聯盟未來的發展。

當然，此次黨代會也不乏針對“最低工資”的批評聲。社民黨新一屆副主席安科•雷林格(Anke Rehlinger)認為，由國家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將有損勞資雙方的自主性。但支持者們卻並未對此做出正面回應。相反，他們反駁道，“‘最低工資’僅僅起到一個最低標準的衡量作用”。勞資關係、勞資協定的普適性和自我決策能力都需得到加強。

社民黨真會因此放棄他們的最新成果嗎？在“2010議程”的推動下，WASG（原勞動和社會主義黨）分裂了出去，之後與左翼政黨合併。而在多年的努力之後，社民黨終於藉着向“社會福利新國家”的轉變承認，當初的那些“叛離”在如今的他們眼裏並非完全錯誤的決定。即使在重要問題上始終存在較大分歧（例如海爾所暗示的“兩個極端”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左翼政黨正因此經歷新的轉變。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左翼政黨在過去十五年來一直堅信的一點是：他們還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