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東：透支世界的遊戲——美元霸權的前世今生（21）_風聞

透支世界的遊戲：美元霸權的前世今生

目錄

金銀大戰 丨 血腥一戰 丨 風雲二戰 丨 美蘇冷戰 丨 透支世界 丨 次貸危機 丨 尾聲

四、美蘇冷戰

46.

也許並沒有太多人，能夠真正揣測到英國前首相温斯頓·丘吉爾，在他1946年3月5日於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大學，以“獅子”般的聲音，發表那場震驚世界的演講詞時，他的心裏，都在想着些什麼。“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邊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然落下。”“那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範圍之內，也全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落在了蘇聯的勢力之內，落入了莫斯科的控制之中。”

隨着戰後東歐各國紛紛湧入社會主義蘇聯的懷抱，那些熟諳“自由經濟”體系、且對“計劃經濟”深惡痛絕的西方資本家，以及那些被資本推上台的領導者們，終於表現出一股隱隱的恐懼。因此，當丘吉爾以一種極端的言論談論到社會主義的“威脅”時，與會的人們，無不發自內心地鼓起了掌。

現場集聚了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從中你並不難找出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身影。演説結束，他還一度高調地表達了自己對丘吉爾言辭的讚賞。更有甚者——就在一年以後的1947年3月，他本人還曾親自出馬，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會上，以極為飽滿的精神面貌，將這份演説中所強調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內容，推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總統所表達的態度，被後人叫做“杜魯門主義”。

而丘吉爾那曾震驚世界的言論，則被後人稱之為“鐵幕演説。”

演説迅速引發了社會主義蘇聯的強烈不滿。10天以後，蘇聯領袖斯大林鄭重喊話。言語中充斥着“戰鬥民族”的直白與坦率。

——丘吉爾其人其語，像極了當年的希特勒。

歷史告訴我們，正是丘吉爾的“鐵幕演説”，愈加刺激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的推進，也正是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推進，最終挑動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敏感神經。

“杜魯門主義”的誕生，標誌着資本主義世界當仁不讓的霸主美國，已經正式向它的盟友們發出了號召。而這也同樣意味着，一場慘烈的全球性世界大戰過後，一場全新的、以東西意識形態為紐帶的持久對峙，正在孕育而生。

這場對峙，被我們稱之為——“冷戰”。

面對衰落，1840年鴉片戰爭，面對從未見過的船堅炮利，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國，不願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面對着整個世界的全新格局，作為老牌世界霸主的英國，也不願接受。衰落、衰落，這個世界上，對於所有正在衰落的貴族階級而言，最令他們痛苦的事，正是面對自身的衰落。

因此，當以美元為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在將英鎊邊緣化之後，又只是象徵性地為其保留了一處所謂“英鎊區”的特權時，當雅爾塔會議中的美蘇兩國按照各自的需要，以其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彼此博弈，將世界劃分為東西兩片由各自管轄的區域，而使大英帝國的音量顯得弱不禁風時，當一比一百的殖民地大國迫不得已地步步後撤，直到再也撐不起昔日那個“日不落帝國”的稱號之時——我們那位大英帝國的前首相、那位於1946年3月5日，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中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温斯頓·丘吉爾先生，他的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恐怕並沒有太多人，真的願去了解。

美蘇之爭，宏觀來講，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意識形態大對峙。

但對於老大之心不死的英國人而言，卻又是他們想要撬動地球的一次投機。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唯有美蘇爭霸，大英帝國才有可能從中獲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只不過，漁翁之所以能夠得利，鷸蚌相爭只是因素之一。

漁翁的硬實力，才是背後最為關鍵的要素。

“日不落”的太陽早已落山了。

故事的下一個章節，屬於新時代的霸主… …

**“冷戰”開始的象徵：**1946年丘吉爾“鐵幕演説”

47.

“二戰”以後的歐洲，是一個什麼樣的歐洲？

昔日的世界老大、工業革命的領導者——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其水路交通全部停運，超過一半的工業生產陷入癱瘓。陸地強國法蘭西的民眾，人均每日的口糧，竟然只不過區區6兩面包。

再看那戰前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從天而降的炮彈、從四面八方瘋狂湧入的戰車、反法西斯同盟的仇恨——所有這一切，都徹底摧毀了這個國家。戰爭結束後，這個國家的經濟幾近崩塌。更荒謬的是，隨着作為貨幣的德國馬克失去了信譽，並迅速在市場上銷聲匿跡，那時的人們，竟然想到把香煙當成了他們用以買賣商品的支付手段。

“二戰”以後的美國，又是個怎樣的美國？

那場曠日持久、遠離本土的世界大戰，在瘋狂地吞噬着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的有生力量、和工業體系的同時，卻並沒有足夠的能力，跨越太平洋，對那位於美洲新大陸上的年輕國家，構成太多的傷害。

美國的工業體系，非但沒有遭到絲毫損傷——在不停地加足馬力為主要交戰國生產生產武力的同時，還愈加擴大了規模、並隨着美元的不斷向外滲透，也一道滲入了歐亞各國的血液之中。

戰爭結束，它們工業產品的總量，佔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高達60%，而更誇張的是，它們所囤積的黃金儲備量，則又佔到了整個世界的60%。

一個是窮到一無所有的歐洲，一個是富到不知疾苦的美國。而與這資本主義世界相對應的，在這世界的東方，那個以“計劃經濟”為主要經濟模式的蘇聯，以及它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世界，卻又呈現出另外一番景象來。

與西方市場經濟截然相反的是，蘇聯所採用的計劃經濟，是一種以國家配給為主要手段的經濟模式。簡單地説，以物價為例，市場經濟的物價總是會隨着供求關係的變化而變化，一樣產品，買的人多了，它就漲價，買的人少了，它就跌價。而計劃經濟則不同。物價的高低，是被提前計劃好的，貨幣的需求量，也是國家根據總體生產與消費的預估情況，提前制定的。社會需要什麼、應該生產什麼，這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誠然，這種模式在後來的很多問題上，都表現出了它的致命缺陷，但是在資源稀缺、或是天災人禍的特殊時期，其以宏觀需求為導向的特殊性質，卻使它能夠充分地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將生產與生活全面地釋放出來。

就在“二戰”的戰火燃燒到蘇聯本土的時候，隨着蘇聯最高領袖斯大林的一聲令下，其全國所有經濟生產迅速轉變為戰時狀態。所有物力、財力，以及民用工業部門，均被重新分配，以用來保障前線軍隊之所需。沒有資本家的哄抬物價、沒有生產鏈的大面積斷裂，憑藉着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天然優勢，再加之美國《租借法》對其一定程度的援助，整個二戰期間的蘇聯經濟，雖遭到猛烈的攻擊，卻並不曾因此而自亂陣腳。其工業生產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核心，全國一盤棋，其軍隊戰鬥力因此而不降反增。

直到二戰結束以後，放眼世界，憑藉着強大的軍事力量，其戰略影響力，都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超級強國。

這並不可怕。對於老牌資本主義強國而言，真正令他們感到恐懼的是，在英法德等傳統強國力不從心的日子裏，在戰後雅爾塔體系所劃分的東西方勢力框架中，強大的蘇聯人、以及他們所倡導的共產主義制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東歐蔓延。丹麥、挪威、冰島…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倒向了他們的懷抱。到了1947年，在並不理想的經濟環境影響下，甚至有很多西歐國家的政壇上，也相繼出現了一批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赤色分子”。

丘吉爾曾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演説，此刻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而敏鋭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清楚地預判到，如若“放任自流”，這股強勁的力量勢必還將繼續向外延伸。

早已弱不經風的西歐各國，也勢必將沿着東歐的路線，紛紛倒戈。

而當所有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有生力量全都一個接着一個倒下的時候，遠在北美新大陸的美國——恐怕也得變了旗幟吧！

48.

**如果一切財富都在國家的“計劃”之中，那麼憑藉賤買貴賣而賺獲差價的資本家們，就再無什麼利益可言。**在絕對的“計劃經濟”體系下，人們需要多少產出，會有多少消費，這些全都已被政府精確地計算了出來，貨幣不過只是用以領取物資的憑證，物價也絕不會因供給關係的改變而隨意升高或者降低。在統一的調配下，從社會宏觀需求出發，民眾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一切全都顯得清清楚楚。沒有投機、也沒有泡沫，理論上説，如1929年一般的經濟大蕭條，在這裏絕不可能發生。這種經濟模式將消除貧富之間的差異——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它的懷抱中，安居樂業，

本質上來説，這絕不是一種邪惡的設想。

但對於金錢至上的資本家而言，面對自己隨時有可能被搶走的奶酪，它卻必須得是一種“邪惡”的存在。

究竟誰才是那個“邪惡”的一方，許多年來，有關這個話題的爭論，始終都不曾停歇。

但時至今日，絕對“計劃經濟”所暴露出的一個致命缺陷，卻早已在現實中，表現得格外明晰。

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經濟的成倍發展、各行業間合作的越發緊密，生產與消費之間，原本單一的交易模式，便會自然而然的複雜化——如此一來，國家的行政機構，想要像過去那樣精確地計劃全國的經濟行為，就會變得難上加難。

而沒有國家對未來經濟活動的精確計算，中央政府就會錯誤地掌控諸如市場對貨幣發行量等一系列問題重要的信息，那麼“計劃經濟”的車輪，就將因無法正常運轉，而產生難以估量的後果。

這樣一來，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天然矛盾，就顯得格外清晰了。

自由經濟害怕自己被“計劃。”

而計劃經濟，則害怕自己無法有效地進行“計劃”。

隨着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協調，以及蘇聯勢力對東歐的“擴張”，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以倡導無階級、無剝削、無壓迫為核心理念的共產主義，彷彿一場猛烈的旋風，刮遍了整個世界，也颳得歐洲的資本主義政權，着實有些喘不過氣來。

“二戰”以後，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早已喪失了昔日的活力。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疾風驟雨，他們着實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因此，由英國前首相温斯頓·丘吉爾於1946年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的“鐵幕演説”，與其説是一種希特勒般的狂吠，倒不如説，那更像是一位沒落貴族聲嘶力竭的求救。

而作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聲嘶力竭中，他早已摸準了資本主義的脈搏。

1947年，就在杜魯門總統以極端敵對的言語，在國會中大放厥詞，以近乎“罪惡”的含義，為共產主義定調後第二個月，一位叫做克萊頓的美國副國務卿，便在他旅行歐洲的半道上，寫了一篇叫做《5月備忘錄》的重要文件。

從這份文件中，我們不難看出，面對整個世界日益高漲的共產主義運動，美國人事實上已經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根源。為確保擔任着“橋頭堡”角色的西歐資本主義體系的完好無損，克萊頓在文件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美國可以（向歐洲）提供援助… …這次美國必須自己操縱局勢！”

要改變西歐的貧困面貌，以軟化民眾對於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仇恨；要讓美國強大的資本流入西歐，扶助西歐——更要以此來控制西歐，將正在滲入的共產主義思想凍結起來，並伺機尋求對蘇聯的強勢反擊。

接着，按照這樣的思路，1947年6月5日，美時任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他所參加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鄭重地宣佈了一份由美國對歐洲發起的經濟援助計劃。

這，便是“冷戰”時期著名的“馬歇爾計劃”。

為避免這一計劃被指出有分裂歐洲之嫌，令人詫異的是，這份計劃的援助清單裏，還光明正大地提到了蘇聯的名字。

對抗共產主義，卻又要援助蘇聯，這實在顯得有些荒謬。

但就在這看似不合邏輯的舉動背後，卻是美國政客們，一場精心導演的陰謀。

自由經濟害怕自己被“計劃”。

計劃經濟，則害怕自己無從計劃。

而在這份所謂的援助計劃中，所有來自美國的金源，都最終將被要求主要用以購買美國產品，拉動美國內需，創造美國財富。

對於蘇聯而言，這絕對不可接受。

——美國可對全體歐洲國家（包括蘇聯）一併提供經濟援助，但因為這其中設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經合作，因此，社會主義蘇聯，一定會對其予以強烈的反對，和堅定的拒絕。

面對兩種經濟模式的根本矛盾，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人喬治·凱南如是説。

賭博的結果——美國人算得何其精準。

6月26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果然中計，並強硬地拒絕了對方。

接着，一場暗流洶湧的新對峙，便在兩個強大的陣營之間，緩緩拉開了大幕… …

**“馬歇爾計劃”的主要策劃者：**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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