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蘇伊士10：準備再戰（上）_風聞

六天戰爭的戰敗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對於以色列軍事優勢的認識，也迫使埃及軍事和政治領導當局修改以往的想法。納賽爾不光修改了對戰爭目標的期望，也修改了實現目標的手段。“解放巴勒斯坦”（實質上是蕩平以色列）從眼前的和具體的目標推遲到遙遠的未來，甚至是幾代人後的未來。納賽爾提出“分階段戰略”，第一階段是“打退進攻”，具體來説，就是恢復六天戰爭之前的邊界。“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益”推遲到第二階段。這樣，武裝鬥爭就不再居於中心，而是從屬於政治鬥爭，作為打破政治僵局的催化劑，喀土穆宣言的“三不”決定了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政治底線。納賽爾試圖在拒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利的情況下，通過政治途徑迫使以色列從被佔領土地上撤退，他的一廂情願沒有懸念地一無所獲。時代不同了，這不是西奈戰爭的時代，美國非但拒絕和蘇聯聯手對以色列施加壓力，反而成為以色列最大的政治後盾。在理論上，美國也要求以色列從被佔領土地上撤退，但要求在真正和平的前提下。“三不”和美國概念的“真正和平”自然相距甚遠。

但以阿對峙是蘇聯影響長驅直入的契機。從英國軍事史家李德·哈特最推崇的“間接路線”角度來説，在中東拔除美國和西方影響，可以在政治上擴大影響，在軍事上包圍西歐，在經濟上控制能源和航運，這是蘇聯介入中東的主要動力。為此，蘇聯大力幫助埃及和敍利亞重整軍備，從裝備、訓練和戰術上全面援助，並通過無所不在的蘇聯顧問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實質性的控制。對於埃及來説，重整軍備、加強訓練只是“解放失地”的第一步，在全面戰爭中打敗以軍更加遙遠，因此，就眼下而言，埃及只有眼睜睜地看着以軍在西奈繼續他們的佔領。納賽爾不能忍受無所事事，決心打破僵局，於是決定發動消耗戰，希望達到三個目的：

1.  “温水煮青蛙”式地磨耗以軍的實力和士氣，拖垮以色列的國力、軍力

2.  以色列只有發動全面戰爭才能迫使埃及住手，但這門檻很高，政治經濟代價太大，所以只有從運河後撤，接受埃及的有限勝利

3.  把美國拉進來，最好拉到與蘇聯的戰爭邊緣，這對還深陷在越南戰爭中的美國是不可承受之重，這樣可以間接迫使美國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迫使以軍從更多被佔領土地撤退

消耗戰以對埃軍有利開場，以色列對傷亡敏感，缺乏有效反制，處境艱難。但當以色列出動空軍反制後，埃軍傷亡和損失最終超過了忍耐限度，蘇聯派飛行員直接駕駛埃及戰鬥機保衞埃及天空也沒有奏效。最後，納賽爾接受了停火，停火在1970年8月8日生效。外交方面的努力由賈林[1]開始，後來羅傑斯[2]繼續，但沒有成效。僵局重新出現，這對以色列有利，但對埃及難以接受。納賽爾在消耗戰開始時誓言：“用武力奪走的，終將用武力奪回”，但這沒有實現。納賽爾於1970年9月在鬱悶和失望中去世，安瓦爾·薩達特繼任，他接過了中東政治和軍事上的僵局。薩達特沒有納賽爾那樣的威望和人脈，他又是一個清醒和實際的人，懂得埃及最大的政治就是戰勝以色列，懂得政治雜技只有軍事勝利做後盾才玩得起來。他需要儘快取得一個軍事勝利。

薩達特沒有納賽爾的聲望，急需軍事勝利來鞏固政治地位

薩達特一上台，就推動一系列整軍備戰的措施，但以色列被六天戰爭的勝利衝昏頭腦，認為這一切都只是在作秀

薩達特從一上台就大力加強軍事準備，設立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日期。他宣佈，“ 1971年將是決定性的一年！”他強調，要是不能政治解決，就將軍事解決。他的第一步是與蘇聯簽署“友好合作協議”，要得到蘇聯的大規模軍援和經援，遠遠超過納賽爾時代的水平。但是埃及軍隊遠遠沒有做好準備，薩達特在1971年最後沒有發動戰爭，他的藉口是印巴戰爭後“局勢不清”。

1972年，薩達特繼續努力為埃及軍隊獲得更多的先進武器。他自己在2月和4月兩次訪問莫斯科，但蘇聯的回應不能使他滿意。在6月，他派國防部長薩迪克再次訪問，還是沒有結果。7月中，埃及總理西德基率領一個高規格代表團訪問蘇聯，依然沒有得到薩達特想要的東西。薩達特開始懷疑蘇聯冷淡是美蘇緩和的緣故。

越南戰爭使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困境，美國不僅在國際國內喪失民心，還在經濟上被從二戰廢墟中復甦過來的日本、德國攻城略地，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就是在這個時代廢除的。在軍事上，美國在越南繼續打着註定不能勝利的戰爭，還要在中歐、西歐和東北亞駐紮大量軍力，對峙蘇聯。對於蘇聯而言，這是在全球乘虛蠶食美國勢力範圍是一個好機會，但無節制的經援、軍援也逐漸成為不可承受之重。同時，計劃經濟和軍工優先的弊端在蘇聯經濟體系中種下的種種痼疾也開始發酵，也開始動搖蘇聯的綜合國力。因此，美蘇都需要緩和。在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舉行最高首腦會談，制定了緩和方針，從此冷戰走入緩和階段。

對薩達特來説，緩和來的不是時候，薩達特感到蘇聯從先前答應幫助加強埃及軍力的承諾上後退了。另一方面，蘇聯對埃及（還有敍利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戰勝以色列並不看好，也不希望再一次戰爭失敗迫使埃及和敍利亞轉向意想不到的方向，所以極力阻止薩達特的整軍備戰，甚至私下和西方商定對埃以的軍火供應鎖定在現狀，以減少戰爭風險。蘇聯在中東的算盤是像核威懾一樣，維持緊張局勢，但不爆發衝突。但薩達特的決心已定，蘇聯顧問在埃軍上下無所不在，隨時有可能把埃及的最終作戰意圖泄露出去，於是薩達特在1972年果斷下令所有蘇聯顧問統統撤離。儘管蘇聯極端惱火，但雙方都施加剋制，沒有把事情鬧得更大。

1972年9月，薩達特再次作獲得更多先進武器的最後努力，派總理西德基再訪莫斯科。然而，西德基只得到了蘇聯的一紙聲明：根據聯合國憲章，阿拉伯人民“有權用各種手段解放自己的土地”。西德基依然只得到口頭支持，沒有得到埃及需要的軍事裝備。與此同時，埃及國內的動盪在增加。激進的學生示威強烈抨擊薩達特的言行不一，要求採取實際行動，解放失地。

薩達特沒有選擇，只有發動戰爭，打破中東政治僵局，哪怕承受重大傷亡也在所不惜。他希望用戰爭的“衝擊波”粉碎超級大國的現實政治算計，迫使蘇聯出手援助埃及和敍利亞，如果不為了保護蘇聯的影響，至少也要保護蘇制武器和蘇式訓練的聲譽。

但在薩達特與國防部長薩迪克商討軍事行動時，兩人爆發尖鋭的爭論。埃及總參謀部是有解放西奈的作戰計劃的，代號“花崗岩1號”。但是薩迪克認為，埃軍還遠沒有準備好這樣的戰爭。薩達特反駁説，不能再等了。如果主要目標不能達到，那就降低目標；如果打不動全免戰爭，那就打有限戰爭。薩迪克反駁説，埃及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以色列對有限進攻只還以有限反擊，如果以軍對埃及的有限進攻做出全力反應，埃及根本無法抵擋，這將把埃及推進災難性的困境。只有在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時，有限戰爭才成為選項。薩迪克堅決反對以民族危亡來賭博，拒絕執行薩達特用軍事投機來打破政治僵局的做法。但兩人的爭執沒有持續多久。10月26日，西德基從莫斯科回國後10天，薩迪克被免職，阿邁德·伊斯梅爾-阿里接任。但是這個人事變更的意義被以色列徹底忽略了。以色列方面以為這樣的人事變動只是薩達特要改進與蘇聯關係，薩迪克有強烈的反蘇立場，也鼓動薩達特把蘇聯顧問趕出埃及。伊斯梅爾曾在納賽爾時代擔任埃軍總參謀長，因為以軍大膽襲擊而被納賽爾解職。但伊斯梅爾為人勤勉，忠於職守，沒有政治野心，沒有反蘇的歷史包袱，薩達特和伊斯梅爾也比較默契。

薩達特曾以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作為埃以和談的條件，被以色列斷然拒絕。敍利亞的阿薩德也堅持要首先交回戈蘭高地，然後才可能和以色列和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埃及和敍利亞兩家一拍即合，厲兵秣馬，準備再戰。埃及的戰爭目標重新制定，“花崗岩1號計劃”被“花崗岩2號計劃”取代。計劃不再要求征服整個西奈，新的佔領目標是佔領從蘇伊士運河向東延伸100公里的地帶，也就是説，從蘇伊士灣的阿-圖爾到萊菲迪姆（比爾-加夫加法）一線，包括米特拉和吉迪山口，一直到地中海邊的納哈爾-亞姆。敍軍目標依然鎖定在奪回戈蘭高地。戰爭目的是確保一個有限的勝利，迫使以色列走上和談的道路。

由於對空軍制空失去了信心，埃軍轉向以地制空，遠程的薩姆-2導彈已經在越南戰爭中證明了價值

這是越南戰爭中薩姆-2發射的圖片

機動性更好的薩姆-3的射程短一些，用於填補薩姆-2的空隙和伴隨機械化部隊行進作戰

最先進的薩姆-6則對以色列空軍是最危險的敵人

肩射的薩姆-7則伴隨步兵行動

以軍是有“霍克”防空導彈的，但由於空中優勢，對於防空導彈的作用認識不足

另一方面，ZSU-23的突然、猛烈的火力對低空突防的飛機比防空導彈還要危險

ZSU-23和T-62坦克在埃軍中一直使用到21世紀，這是2010年埃軍在運河區的演習

六天戰爭和消耗戰的教訓使得埃軍着力想辦法避開兩個以軍的強項：空軍和裝甲力量。埃軍儘管得到大量蘇聯先進裝備，還是對依賴空軍和裝甲力量正面壓倒以軍沒有信心。這不單是裝備的問題。即使不談空軍，在進攻性的地面機動作戰中，果敢、主動、靈活、隨機應變是至關重要的。將士優秀的素質不僅在於勇敢頑強、槍法好，更在於在牢記戰鬥意圖的情況下，根據複雜多變的戰場實際，靈活應用戰術，發揚火力和機動性，實現既定目標；甚至在符合指揮意圖的精神的條件下，發揮主動性和進取精神，抓住轉瞬即逝的戰機，擴大戰果，超越既定目標。缺乏這樣的素質而片面強調主動、積極的話，很容易對戰場失控，反而促成潰敗。以軍在這些方面的素質更加優秀。但埃軍也有長處，主要是火力強大，兵力充足。歷次戰爭經驗表明，埃軍在靜止的防禦性作戰中還是有效的，這時勇敢和紀律更加重要，主動、隨機應變和靈活反而不大重要。更重要的是，薩達特規定埃軍只需要達成有限目標，這樣作戰集中在相對狹小的地域，兩側有地中海和紅海的天然屏障，對機動靈活的要求相對不高，給陣地戰創造了條件。如果埃軍無法用鐵拳砸碎以軍，那就把鐵牆向前推一步，讓以軍在反攻中撞得粉身碎骨。因此，埃軍計劃反其道而行之，用本質上是防禦性的武器和戰術來反制以軍的主要長處。

值得指出的是，蘇軍出於自身對未來戰爭和敵我特點的考慮，也異常重視反坦克和防空。蘇聯的薩姆-2（蘇聯代號S-75“德維納”）高空遠程防空導彈在越南戰爭中已經顯示出巨大的威脅，在越南北方被擊落的B-52大部分是薩姆-2打下來的。薩姆-2對於入侵的美國F-4“鬼怪”、F-105“雷公”、A-4“天鷹”等戰術飛機也有良好的戰績，“飛行的電線杆”一升空，天上的美國飛行員立刻心動過速。薩姆-3（蘇聯代號S-125“涅瓦”）更加適合中低空防空，具有更好的機動性，也具有更好的反電子對抗能力。薩姆-2和薩姆-3系統都可以裝上卡車機動，但一旦展開、進入戰鬥狀態後，還是固定的。換句話説，薩姆-2和薩姆-3不能在機動中發射。更先進的薩姆-6（蘇聯代號2K12“瓜德拉特”或者“立方體”）不僅採用先進的火箭-衝壓發動機來增加速度和射程，還裝載在履帶式裝甲底盤上，可以隨機械化部隊開進，在理論上一停下就可以投入戰鬥，不需要構築陣地和展開，反應速度、命中率和反電子對抗能力都有跨代的提高。便攜式的薩姆-7（蘇聯代號9K32“箭-2”）則使得步兵也具備了超過步槍、輕機槍的防空能力，對超低空的戰鬥機、直升機構成嚴重威脅。

除了各種防空導彈，蘇聯的ZSU-23自行高炮把高射速小口徑高炮與火控雷達整合到同一個履帶式裝甲底盤上，不僅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和很短的反應時間，還填補了防空導彈的最短射程和最低射高的死區，在理論上甚至有行進間射擊的能力，當然在實用中還是停車後再射擊的情況為多。由於ZSU-23具有相當於履帶式裝甲車的機動性和越野能力，在火力和探測上自成體系，單車或者小組不僅可以伴隨裝甲部隊行動，還可分散隱蔽部署，打防空遊擊。由於雷達和防空導彈的發展，70年代的空地突防強調超低空貼地飛行，利用雷達死區和轉瞬即逝的攔截窗口降低防空的有效性。但ZSU-23的四管23毫米高炮射速高，指向靈活，可以隨時開火，不存在最小射程和最低射高問題；雷達則可以全天候有效捕捉超低空飛機，在車載火控系統的控制下自動操縱23毫米高炮開火，在飛機路徑上形成緻密彈幕。這對低空突防的以色列飛機是非常要命的威脅。

在蘇聯的援助下，埃軍開始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防空體系之一，用高中低空層層配置的先進防空武器構築嚴密的前沿防空，系統完整性和火力嚴密性甚至超過多數華約國家。美國空軍已經在越南領教了使用半固定陣地的高空防空導彈的威脅，但沒有意識到自帶雷達和火控的自行高炮的威脅，對於新型全機動的防空導彈也缺乏認識。以色列空軍也沒有意識到以地制空的新問題，繼續盲目信任空地突防優勢，對埃及防空導彈和自行高炮進駐運河西岸缺乏警覺。

在反坦克方面，蘇軍雖然保留世界上最大數量的坦克集羣，但依然高度重視步兵反坦克。這當然和二戰歷史經驗有關，也與蘇軍坦克技術特點有關。戰後蘇制坦克基本上都是採用滑膛炮，炮管輕，炮口初速高，在近距離上穿甲威力大，但在遠距離上炮彈存速低，精度低，穿甲能力打折扣，射程也相對較近。所以蘇軍坦克戰條令強調打近戰，這就需要反坦克步兵掩護和填補空檔，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導彈成為蘇軍機械化步兵的主要裝備。二戰時代“巴祖卡”與“鐵拳”使冒進的坦克付出血的代價，RPG-7火箭筒比戰時的先祖有了巨大的改進，在便攜性、射程、精度和穿甲能力方面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尤其重要的是，RPG-7成本低廉，使用簡易，特別適合於大量配發步兵，至今依然是世界各地非正規武裝的最愛，從摩加迪沙到格羅茲尼到伊拉克到阿富汗，已經使用50年的RPG-7依然在世界各地給坦克兵們帶來噩夢，在十月戰爭前夜，這還是面世才10年的新式武器。

但火箭筒畢竟是直射武器，射程超過200米就缺乏準頭。AT-3“薩格爾”（蘇聯代號9K11“馬柳特卡”）反坦克導彈的有效射程則覆蓋500-3000米的範圍，精度更是便攜式直射武器所不可能比擬的。“薩格爾”使用較老式的手動線導制導，在導彈發射後，射手通過目視觀察或者潛望鏡觀察彈尾的發光點，用搖桿遙控導彈飛向目標。空心裝藥戰鬥部產生金屬射流，產生遠比常規破甲或者碎甲彈更大的穿甲效果。“薩格爾”導彈在500米內有一個死區，不能使用，但這可以通過與RPG-7混編來互相彌補。“薩格爾”導彈最大的缺點是飛行時間較長，目標坦克發現遭到攻擊時，可以用煙幕或者機動來干擾瞄準，也可以向射手方相猛烈射擊來迫使射手放棄瞄準。“薩格爾”導彈對射手操縱導彈飛行的技巧要求較高，需要長期嚴格訓練才能達到熟練。但這在十月戰爭前夜依然是劃時代的先進武器，根本改變了坦克與步兵之間的力量對比。

埃軍已經大量裝備了蘇制T-55坦克，但其100毫米滑膛炮不敵以軍已經大量裝備的105毫米英制線膛炮。埃軍正在獲得最新的T-62坦克，其115毫米滑膛炮優於英制105毫米炮，而且具有夜視裝置，但數量尚少。在缺乏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埃軍坦克對在機動的近戰中用數量壓倒以色列坦克信心不足，所以大體上是當作自行反坦克炮使用的。渡河後第一波登陸的步兵連這點坦克支援都不能指望，只有依靠手中的便攜式反坦克武器，所以埃軍步兵裝備了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尤其是“薩格爾”反坦克導彈。

[1] 根納·賈林，1964-1973年擔任瑞典住蘇聯大使，同時作為聯合國中東和平特使。

[2] 威廉·羅傑斯，尼克松第一任總統任期時的國務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