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視角下的照料工作：收入懲罰or獎勵_風聞

摘要：本文利用盧森堡收入研究數據庫，對比了加拿大、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高、低地位照料/護理工作者（care workers）的收入狀況。通過對現有照料工作（care work）定義的分析，作者確定了具有較低和較高“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程度的職業分類，揭示了不同職業類型之間收入懲罰（care penalty）和收入獎勵（care bonus）的跨國差異。此外，作者以經驗數據比較了“自由主義”和“生產主義”福利體制下照料經濟之間及內部相似性（和差異性），為全球化促進照料經濟的實質性趨同這一論點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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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者廣義地將照料工作界定為教育和醫護行業的照料工作從業者，根據“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程度，可將照料工作從業者分為兩類，並與非照料工作者進行對比。一類是地位較高的醫生、專業護士、教師等（以下稱高地位照料者），一類是低位較低的護工及居家保姆等（以下稱低地位照料者）。旨在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 與非照料工作相比，照料工作中“社會封閉”程度高低是否會導致“收入獎勵”或“收入懲罰”？

2. 探討不同福利制度之間和內部差異，即全球化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國際照料經濟的實質性趨同？

數據與變量

使用同一數據來源，盧森堡收入研究數據庫，確保數據的可比性。因變量為年度收入（包括工資和自營收入）的自然對數。核心自變量為工作類型：高地位照料工作者（如，醫生、護士等醫護專業人員及教師等專業教學人員）、低地位照料工作者（如，護工及照料兒童和老人的居家保姆等）和非照料工作者，詳見表1（Table 1）。

作者提出這樣的假設，“社會封閉”程度較低的照料類職業（低地位的護理工作者）更有可能由從事非標準工作的女性和工人組成，而這將從整體上導致比非護理類職業的收入更低。相反，對於那些從事高地位照料工作的個體，較高的“社會封閉”程度帶來了較高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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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工作類型概況

高地位照料工作者。除日本外，其餘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收入大大高於整體勞動力收入水平。加拿大在公共或非營利部門的高地位照料工作者比例最高（81%），其次是日本和美國，中國台灣最低（56%）。高地位照料工作者主要在公共/非營利部門，兼職或自僱工作者的比例最低，符合“標準就業”模式。

低地位照料工作者。這些工人的收入水平要比整體勞動力低得多。其中日本、韓國、加拿大和美國，低地位護理工作者的平均收入僅佔整體勞動力的45%至47%。而在中國台灣，從事這些職業的工作者似乎表現相對較好，佔整體水平的近70%。中國台灣從事低地位護理工作的女性比例也最低，為80%，而日本和美國為84%至86%，韓國和加拿大至少為95%。女性化的程度會對職業的平均收入產生負面影響。就工作特點而言，低地位照料工作者較少受僱於公共/非盈利部門。在自僱經營方面，各國家和地區沒有一致的模式，美國和中國台灣低地位照料者比高地位照料者更可能成為自僱者，其餘國家和地區則表現出相反趨勢。

收入懲罰 vs 收入獎勵

隨後運用多元迴歸分析，添加概念上相關的控制變量來驗證照料工作的收入效應。加入不同的控制變量，得到如表4（Table 4）所示的估計結果，表中數字代表與非照料工作者相比，照料工作者的收入變動百分比。結果同樣證明了，低地位照料工作的收入懲罰和高地位照料工作的收入獎勵，且在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此外，數據還顯示，美國和加拿大（護理懲罰更大）顯示出一致差異，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顯示出一致差異（收入懲罰較低）。

分析結果支持了這樣一種假設，相對不受管制的勞動力市場（美國和加拿大）擴大了地位較低的職業收入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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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在人口統計特徵和工作特徵方面，高地位和低地位照料工作者之間存在着實質性的差異。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除日本外，高地位護理工作都有收入獎勵（care bonus），低地位護理工作則有大量的收入懲罰（care penalty）。

作者指出，有必要對高、低地位的照料工作進行分解，並把重點放在為低地位工作者提供保護和就業支持上，尤其是在自由福利制度國家和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