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歡之後: 誰在把中國鄉村變成“新的租界”？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2月新刊上市

✪ 潘佼佼 |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人士進入鄉村，共同塑造鄉村的空間願景。其中尤為媒體所渲染的，是都市中產階級“回鄉”“下鄉”的故事；而本應作為主體的農民，對於鄉村建設的實踐和看法卻不能見之於媒體。本文指出，城市中產對鄉村精神和文化的挪用和佔有，很多時候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對鄉村進行了理想化和景觀化處理 ，呈現出兩種社會想象：一種將鄉村當做都市“飛地”，來抵禦都市價值的侵蝕與令人窒息的都市空間，然而建造者無意真正從根本上改造鄉村的經濟、社會、文化關係，鄉村成為“新的租界”，進而促成一個被割裂的、被一塊塊城市飛地所佔領的鄉村；另一種則是試圖對抗現代主義與理性對於生活的宰制，在建設者的明星效應、政策推動和旅遊經濟蠱惑中實現對鄉村物質空間的改造。然而這種以文化啓蒙者自居而對鄉村所做的器物性改造，只能打撈出文化餘脈作為奇觀存活於“鄉愁經濟”之中，更豐富的鄉村想象則戛然而止。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都市中產階級對鄉村空間的想象與改造

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以城市為核心，隨着改革開放與加入WTO，中國農民被外向型經濟捲入世界經濟鏈條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成為第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成為鄉村研究者與鄉建實踐者對新時代“三農”問題的準確觀察 。鄉村與城市的“邊緣－中心”關係一直存在，鄉村被嵌入以城市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一方面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作為城市的對立面要被拋棄，另一方面，鄉村精神和文化被挪用和佔有，城市對鄉村進行了理想化和景觀化的處理 。

正因為鄉村-城市的這一關係，使學者多聚焦於“城市空間生產的知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研究、消費空間研究著作頗豐，由於都市空間作為現代性的承載者，也有學者將目光投向工人城市與工業空間的研究，將其作為理解城市、勞工問題和社會主義空間實踐的一條進路。但鄉村空間，既在城鄉關係中處於邊緣的位置，又遠離了當今眾多農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一個被遺棄的場域。雖然中國有6.19億農村户籍人口，但媒介話語中的鄉村卻經常被“邊緣化”，農民作為文化主體也處於缺失狀態。因而在媒體中，在地農民自身的鄉村空間實踐再現頗少。而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關於都市中產階級“回鄉”“下鄉”的故事卻愈來愈多。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居民通過“回鄉”“下鄉”等方式參與到鄉村空間的建設或改造之中，無論是個體自發地、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回到鄉村重新建築鄉村空間，還是在政府或其他組織、機構的主導下進行的鄉村改造，都對鄉村空間及其內在的社會關係、歷史敍事進行了重構與想象。

▍**“**逃離北京”的敍事狂歡

2015年，一篇名為《逃離北京五十多公里，她讓女兒擁有了最美的家園》的文章開始出現在微信朋友圈中，並被大量轉載，成為“逃離北上廣”主題的一場敍事狂歡，也成為城市中產階級改造鄉村空間的一例範本。

故事主人公蘇燕是一名雜誌主編，其丈夫是一名建築師，倆人有一個女兒，這是典型的都市中產階級三口之家。他們逃離了“北京”，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個村莊建設了自己的新家。儘管自1956年昌平縣從河北省劃歸北京後，無論從行政管理還是從地理意義上來説，已經是北京市的一部分。但很顯然，蘇燕一家三口心目中的北京並不包括“北京昌平的村莊”，形成了一種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錯位的荒誕感。

蘇燕可以作為一個現代城市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在他們心目中，北京的城市空間具有特殊定義，真正的北京，是作為絕對中心的北京，即作為民族國家首都和全球都市的北京。作為歷史古都的北京，在城市建設與建築的表現形式上也依從歷史的秩序邏輯，故宮代表着城市永恆的中心，中軸線與環路的道路設置則規定着建築的秩序。作為全球都市的北京由精心規劃的產業區、使館區、商業中心為代表，孕育着多元多變、令人眩暈的都市性。

對秩序的追求以及對多元的肯定，成為北京的兩種空間發展邏輯，它們並行存在並互相爭論：一方面，北京正在有計劃地進行“人口疏導”：通過城管執法驅除地下室住户、羣租住户、街頭遊商；通過產業規劃將城市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整體解散搬遷。另一方面，在喧囂的車水馬龍中，城市的最高建築不斷被刷新，金融中心、商業中心不停地崛起。在這場空間發展邏輯的拉鋸戰中，先是客觀上精準地驅趕了城市中經濟最脆弱的羣體，而對於都市中產階級來説，工作時間他們多被困於寫字樓中，隨着住宅的郊區化，工作和居住地點更加分離，工作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都花在路上了。

蘇燕決定將家搬到鄉村，直接原因是擔心霧霾影響家人健康。蘇燕與丈夫建造的鄉間院落開闊敞亮，傳統村舍室內的吊頂被除去，露出了原始的木製屋頂，普通瓦房正面的小窗户改成了落地窗，與舊式農村建築不同，新建的廚房是一個兼具餐廳、兒童遊戲房等功能的開放空間。大落地窗外，寬敞的院落中種着各種蔬菜植物。而位於客廳的中間位置，是一個白色的壁爐⋯⋯傳統村舍在他們的改造下，儼然成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蘇燕想象中的“鄉村空間”。

(鄉村空間建構了一種先鋒的生活姿態，但也成為一個消費陷阱)

落地窗是城市居民樓的鮮明標誌，被直接嫁接到了城市中產階級的鄉村生活中，中國傳統的鄉村建築、北歐和美式田園的裝修風格與鄉村的自然環境在民居改造中融為一體，共同消解了城市生活的封閉窒息。蘇燕一家的鄉間生活已經成為一種“逃離都市”生活方式的實體展示空間，甚至成為網絡視頻的拍攝背景，製造着有關美食、店鋪、家居、藝術、旅行與運動話題的創意短片，而這些均是當下中產階級熱衷的消費品與生活主題。在改造鄉村空間的實踐中，性別關係和家庭關係被巧妙地重新編織，規劃和建築房屋的是丈夫，而在廚房與菜園中勞作的是妻子，也有現代家庭關係的表達——通過開放式廚房與落地窗的建築設計，廚房可作為母親勞作、兒童玩耍、閒暇觀光之用，廚房-客廳的後台-前台關係被打破，女性的家務勞動也不再被隱匿遮蔽。

被改造後的鄉村空間展現了一個理想的家庭秩序，家庭價值抵禦了都市價值的侵蝕，但並沒有完全脱離城市的價值體系，逃離北京50多公里的距離經過了細緻計算，高速公路依然連接着城市資源與鄉村住所，“隱居”的城市中產者們仍然享受着城市的各種現代化福利（交通、教育、醫療）。高速公路使他們與城市保持着可控又緊密的聯繫，精心建造的私人鄉村院落又將他們自己隔離於鄉村社羣之外。但維持理想的田園生活仍不可避免需要各種能耗——種植原生態蔬果消耗着勞動力，高速公路的跋涉消耗更多能源，子女更優質的教育追求消耗金錢。

“逃離”敍事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修改，衍生出不同的文本內涵。在各種“xx老鄉會”的微信賬號中，蘇燕一家的“出逃地”被搬到了山西、山東等地農村，並以《這一家三口逃離北京，在xx老家建了一個世外桃源》的名稱再次傳播。這種地理位置的挪移，既給在都市之中難以安身的外地人一種情感慰藉，同時也提供了一種關於鄉村空間的“陌生化”想象。對鄉村生活陳舊、過時的認知與體驗被打破，“陌生的鄉村”使人們從千篇一律的城市化中生活得漠然、麻木的狀態中驚醒，產生對鄉村全新的想象與認知，併為之感到興奮、詫異和震撼。在“房地產圈”、“投資理財”類型的公眾號中，“逃離”故事則呈現出另一種語境，如文章開頭加上了這樣的敍述：“對沒買房的人來講，最可怕、最悲劇的不是樓市崩盤了、房價泡沫破滅了，比這個更加悲劇、可怕的是房價一直總體上漲了35年，最後你還是沒有買房⋯⋯對於在大城市買房這件事，不少人已經不抱希望了。這不有一個三口之家，就逃離了北京⋯⋯”迴歸田園在這裏成為了無奈之舉，鄉村空間成為擺脱城市地產邏輯的一種可能性，為被排擠的絕望恐懼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桃花源成了避難所。

雖然文本被不斷複製篡改，但承載着“美麗鄉村”、“鄉愁寄託”、“擺脱商品房邏輯”等各種可能性的鄉村空間仍是一個脱離都市語境和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完美樣本。它仿若一塊飛地，既不需要面對城市生活的壓迫逼仄，也不需要回歸傳統的鄉村社會關係，四面圍牆與高速公路為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鋪陳出一片寬敞的空間與優美的景觀。但由於鄉村和城市實施兩套土地政策，中產階級通過租用、改造的方式而佔有、使用的鄉村空間，法律上還是歸農民所有，這也使“回不去”的農民羣體擁有了面向未來樂觀想象的可能性。

▍“美麗鄉村”的設計改造

與上述案例中個體主動選擇“逃離北京”不同，王澍作為2012年度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得主，在浙江富陽文村的鄉村改造實踐是浙江省“美麗鄉村”計劃的一部分。這個由政府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正如其名稱所指，意在探索鄉村的美好未來。王澍選擇文村作為建築理念的實踐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在他眼中，“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已經徹底崩潰了，只剩下一點渣滓”，重回鄉村是遵循一種傳統。文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這個古村裏還有不到一半的老房子，有改造的可能性。王澍認可浙江古村建築的審美水平，並將老村羣落中新建的房子比喻成“癌細胞”，“新建築缺乏文化脈絡，甚至可以説一個比一個醜”。

對文村的空間設計改造，主要圍繞着延續文化脈絡進行，老村的新房子採取就地重建或深度改造的方式，使其材質、結構、外觀與老村舍保持一致，在古民居聚落外的文村新村則建設新的民居房。在媒體對古村改造的再現中，建築材料是被着重強調的部分，如夯土牆、抹泥牆、杭灰石牆、斬假石外立面這些老房子曾使用的建築工藝，材料則多源自在江南較容易獲得的杭灰石、黃黏土和楠竹等。而“瓷磚”等 “癌細胞”房子上的材料則要被去掉，但實際上無論中國南北，現代鄉村建築上貼瓷磚是個普遍的現象，瓷碗乾淨整潔易於打理，而王澍對於這種現代鄉村的建築風格是拒斥的，他形容自己的建築“都是有點髒的”， “只有這類有點髒的東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重建古村的實踐者有自己對於鄉村空間的想象，文村新建民居以灰、黃、白三色為基調，古老材料與建築工藝被重新使用，作為經過王澍之手的改造物與創造物，毫無罅隙地與前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融為一體。

空間與居住其中的人之間有着相互塑造的關係，這一點王澍毫不迴避，甚至有意識地構築着他心中的鄉村價值和鄉村生活方式。在文村新村，本來農民們在這裏規劃了15棟鄉村別墅，但王澍認為這一塊聚居區應該“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長出來的一樣”，如“逼仄的巷道”的存在體現了前人珍惜土地的生態意識，應該予以繼承，最終王澍在這塊地上規劃了24座房子，並安裝了光伏發電裝置。由於宅基地的面積有限，農民出於對房屋建築面積的追求，往往會犧牲掉院落。在傳統的房屋之中，堂屋位於房屋的核心位置，這裏是承載神佛祖先符號的所在之處，而現代農民自建的住宅更加世俗化、個體化，神聖的堂屋很多時候被日常的客廳所取代。村民心中的“有用”和“無用”，與王澍心中對鄉村生活的構想有着明顯不同，他堅持所建的房子裏必須要有院子和堂屋，堂屋用於供奉祖宗，“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宗教，一個信仰”。

這些房子的廚房空間很大，王澍希望這個空間設置，能夠讓農家恢復使用土灶的習慣。同時，也給農村家庭代際之間安排了合適的空間位置：大部分農居都有貫穿三樓的天井，一樓屋內沒有樓梯，只能通過屋外的樓梯上二、三樓。這樣就有三層較為獨立的空間，如果每一層樓住一代人，那麼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可以互不干擾，而天井又可以使他們有聲音上的交流。可以看到，王澍設計的空間是一種理想狀態的象徵，它嚴密地規定了鄉村應該保留什麼或摒棄什麼——使用本土化的建築材料，遵循古老的空間利用方式，建造守望相助的鄰里關係，將神聖的空間放置在核心位置，用空間隔斷營造一個相對平等的代際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歷史的關係，被安放在設計的空間中，通往一個建築師心中理想的未來鄉村，按他的話説，這是“一種‘隱形城市化’的狀態，有生態的環境，有傳統的歷史，有現代化的生活”。

(重建古村的實踐者有自己對於鄉村空間的特定想象)

實際上，農民對於建築面積的追求，與王澍對於建築空間關係和文化價值的追求，有一定的矛盾，但這種矛盾因文村新村獨一無二的建房政策而得以調和。王澍所堅持的10平方米的內院，最終並不算在房子的落地面積範圍內，而新村使用夯土牆作為牆體，比普通磚牆的厚度多了21公分，但計算面積時均按照磚牆的24公分計。因而對院落、對夯土牆面的追求，無需以犧牲村民房屋室內面積為代價。政府試圖將一部分老房子騰換出來，與任何空間規劃一樣，搬遷背後有成本核算和補償核算。在文村，一部分村民在政府動員後，對老房子進行價格評估後騰出來，搬到王澍所建的新房子。這種另類的“不拆而遷”並沒有引發激烈的矛盾，並且在明星建築師的光環和廣告效應之下，文村的知名度驟升，來參觀的遊客一波接着一波，甚至還有遊客表示，願意一套房出價300萬元來購買使用權。以“鄉愁”為名的旅遊經濟使得文村從一個偏遠的古村，變成了可以提供情感消費的文化商品，文村的房子也從純粹的居住空間變成了可以有商業附加值的空間。

在媒體對於王澍文村改造計劃的重現中，啓蒙與拯救成為了主流敍事，這個故事有着光明的結尾——王澍的空間建構最終被村民所接受，被政府所認可，被遊客所稱歎，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贏。但啓蒙的開頭與光明的結尾之間卻有着巨大的斷裂，村民們表達得更多的並非是對建築師智識的歎服，或是對空間所安置的社會關係的認可，而是讚許這種空間安排背後的優惠政策，以及未來可能得益於此的地產經濟和旅遊經濟。“鄉愁經濟”，這個被當地政府、媒體與王澍都使用過的詞語，確定了這個新空間所承載的功用，它即將成為被遊客凝視的對象，經過改造或新建的空間，成為一種與現代化、工業化遙遙相望的差異化存在，因而具有了觀賞價值，“消費”取代了“居住”，成為了文村建築空間生命力所在。

農業以及與農耕文明相關的歷史遺產，在工業化的浪潮下被視為負擔，是要被改造的對象，但後福特主義時代，卻被重新打造成可供凝視的文化景觀，成為旅遊業的重要目的地，為遊客提供愉悦。作為典型的“浙江古村”，文村的讓遊客們“閲讀着景觀，從中尋找某種預設好的出自各種旅行和旅遊話語的概念或標誌”，其中既有歷史遺留的，又有王澍製造的。但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鄉村原先基於居住、農業生產而建築的民居空間開始擺脱了使用價值，擁有了展示價值，正式地納入了房地產經濟的價格體系中去，成為可獲取利潤的資本。從這一層面來看，與其説王澍用一個被改造的鄉村空間來拯救古老的文化，光復傳統鄉村的社會關係，不如説通過文化學者與技術專家之手，鄉村空間在新的經濟狀況之下獲得了一席之地，這或許會啓發形成新的鄉村文化與社會關係。

▍鄉村空間的未來與潛在可能

**在媒體對鄉村空間的再現中，建築師成為召喚中產階級對於鄉村空間想象的一個重要羣體，作為一種力量的隱喻，表徵着城市與鄉村的一種新型關係。**追溯歷史，建築師這個羣體與城市空間的建設緊密相關。在建國之後，建築師作為城市規劃專家參與到社會主義革命性空間的生產實踐之中，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傳入的“社會濃縮器”理念在中國得到了最廣泛的實踐，建築師們用單位大院之類的空間形式將生產、工人階級文化和社會日常生活結合在獨立的集體空間中。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的國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國成為了建築規劃最活躍的市場，但投資主體由國家向開發商轉移，國內市場對國際的開放，使得從國家規劃之中“脱身”的中國建築師又陷入了另一種狀況中，一方面設計邏輯被商業邏輯所壓制，開發商的利潤至上、速度至上造成了城市的千篇一律；另一方面，中國高端、大型、有影響力的規劃設計幾乎由國外建築設計公司和設計師包攬。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中，“中國建築師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越來越小”。

因而建築師下鄉、進入鄉村空間的實踐與改造中，一方面是因為在城市的房地產經濟的擠壓之下，作為個體的建築師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難以擺脱資本邏輯之下的居住空間設置，而鄉村在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之下，並沒有進入商品土地的定價體系之中，給建築師帶來空間規劃的可能性，成為其重新探討空間與人的關係的實踐場所。另一方面，則與肇始於2005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戰略轉變，是對中國發展階段考量所做的決策，“只要是有小農經濟或小農場、而且傳統村莊還存在的國家，在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時，都有農村綜合建設的客觀過程”。新農村建設不僅是為了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更是全局之下將農村作為戰略要素，緩衝與解決面臨的經濟問題，包括解決“勞動力過剩、資本流動性過剩、一般製造業產能過剩”，應對人口環境關係的極限緊張狀態，弱化國際經濟體系的週期性波動對中國的衝擊等。

鄉村空間的建設又一次被擺在歷史敍事的重要位置，農村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運動之後，再一次被納入國家層面的空間規劃之中。不同於人民公社運動的是，這一次的農村空間建設價值主體不再是黨政機構（政社合一）和社員羣眾，而成為政府、市場和公眾。進入到鄉村空間建設的主體更加多元，資本、都市中產階級、農民、政府，將共同塑造鄉村未來的空間願景。

前述的中產階級的鄉村空間建設呈現出了兩種社會想象。一種是將鄉村空間當做都市“飛地”，通過理想的家庭秩序、敞亮的家庭空間來抵禦都市價值的侵蝕與令人窒息的都市空間，通過高速公路與社交關係保持與城市資源的無縫對接，以此實現理想的城市－鄉村共同生活的狀況。另一種則是試圖對抗現代主義與理性對於生活的宰制，在建設者的明星效應、政策的推動和旅遊經濟的蠱惑中實現了對鄉村物質空間的改造。

然而，在前者的鄉村空間想象中，空間的建造者無意去觸碰鄉村的經濟社會關係與文化建設，城市與鄉村的中心－外圍關係牢牢存在，鄉村空間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建立的“新的租界”，這種想象只會促成一個被割裂的，被一塊塊城市飛地所佔領的鄉村。後者試圖以文化啓蒙者的身份喚醒鄉村的中國性，重構村民和自然、歷史的關係，然而對鄉村空間所做的器物性改造，只能打撈出文化餘脈作為奇觀存活於“鄉愁經濟”之中，更豐富的鄉村想象則戛然而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原題為“都市中產階級對鄉村空間的想象與改造”，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