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盡滄桑情懷亦在，學問報國依稀人生：一本國際法詞典字典引出的一羣老人_風聞

文前語

      這是一羣國際法老學人——都來自東吳大學。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事務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這些老人儘管歷盡滄桑，但報國情懷亦在。為了復興荒蕪的“中國國際法學”，這些老人為了編撰世界最完整的《國際法詞典》，不顧“殘陽依稀”的耄耋之年，全身心投入其中：不要報酬，不求署名。在沒有政府任何資助的情況下完成了這部460多萬字的鉅著。儘管有位大學校長無厘頭的質問：什麼書要寫7年？但是薛波這位39歲的後生頂着壓力，克服沒有經費，沒有資料，也沒有辦公場地等的諸多困難，帶着這羣老人為中國國際法事業，為了中國的走出去默默地奉獻着。

      薛波最令人心酸的一句話使人痛心且無語：“要是有了錢，一定要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

      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着。人在做，天在看。國家的關懷和天地的良心我不知道在哪裏，但願這些依稀尚存的老人在離世之前能有個得到尊重之後幸福的笑容。

一本字典引出一羣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9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説：“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羣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詞典後面，有一羣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唯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事務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跑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着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箇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字，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唯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閣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都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上世界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裏的地方，周木丹受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户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裏，唯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着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裏。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卧牀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而他的祖國，幾乎已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了。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5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上世紀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牀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卧室，裏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的奶罐，裝着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裏。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台裏。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一個正在消亡的生命是那麼無足輕重!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page]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1949年，他曾被台灣大學聘為校長，為伺奉雙親而未去。後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鎮壓學生運動”，被叛處在甘肅勞改10年。因宋慶齡説和，6年後被釋放。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女兒翻出了當時的報紙，白紙黑字，他是反對學生運動的，遂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脱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勞改，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上世紀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説：“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上世紀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户裏，共用廚房衞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帶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人，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裏，《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説。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着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徵(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曆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徵(日奧)説，“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説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人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説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裏?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有經驗，就摸着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精神的力量

　　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説：“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經嚴重衰弱，薛波只能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説，“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峯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着，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上世紀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上世紀80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範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s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就為其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註釋。結果，近90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裏商榷，當着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已衰，必須藉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台，每次看稿，都必須往8裏外的女兒家。

　　而潘漢典先生在手術前的48小時，仍掛着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寞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幹。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説。

　　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説：“其他，我沒什麼好説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裏，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説，最後進了一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着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着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page]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裏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了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閲。

　　“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説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着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説話，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無誤的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淒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瞭，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説：“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餘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象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裏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麼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幹嗎?

　　高文彬先生的女兒上大學時，已是43歲，因為早過了國內規定的入學年齡，1979年後，高先生有機會出國講學才在國外聯繫上的。

　　盧峻先生有三個孩子，據説直到去世，大兒子都沒來看他一眼。兩人是“文革“時決裂的。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裏她對薛波委屈地説。薛波想了很久，然後回答説：”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着1952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1935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而在1952年後，該圖書館遭到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着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上世紀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80。

　　時代真是個“翻雲播雨手”，在徒勞地繞了一個圓圈後，歷史又回到了起點，而無數普通人的眼淚、汗水和鮮血，都被埋沒在過去的滾滾煙塵中。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後繼乏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徵(日奧)，以及他的東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79風，1993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88歲離任時已屆91歲。

“我們在傳承”

　　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治大學3號樓323房內度過了近10個年頭，這個十餘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卧房。人説“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

　　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元。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後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需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秘書、會計、資料複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於京滬之間。5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

　　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作者於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6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願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人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

　　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千字200～300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書460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萬元稿費。

　　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10年的時間裏，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係不好協調。”

　　由於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週期一次次往後拖，然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説：“什麼書要編7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歇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70年時間，耗資2200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後，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

　　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麼，“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

　　這些年下來，薛波39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40萬元。

　　支撐他這麼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自己的説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當年一起共事的夥伴們早已星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同仁們聚一下，當前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彷彿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儘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準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後，就出國去，但後來他想，“幹嗎要出去?”

　　“我覺得世界很完美，因為美和真的價值就在那裏，不變的，亙古的，你只能堅守。”

　　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

　　“要是有了錢，一定要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着。

來源：**《為什麼缺少國際法專家》**南方週末　作者：萬靜波等 2016-07-15 16: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