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糖島到硅島：台灣科技產業是如何起飛的？_風聞

文/楊健楷

兩百萬人到了台灣島。國民黨從海峽的對岸運來了大量的黃金，但在這個逼仄的小島上，問題一觸即發。

遷台後的國民黨，在金門和馬島陳布兵馬，嚴加操練，軍費居高不下，美國的金援大部分都花在了這個地方。

台灣島上僅有非常初級的工業基礎，除了蔗糖富餘以供出口換匯，水泥這類基本的工業品尚不足以自給自足。當局設定了多達幾百種匯率，一一對應各種進口貨品，對於投機者而言是絕好的土壤。

經濟問題很嚴重。

蔣家到了台灣，蔣經國接管了軍隊和情報機關。在這個有六百萬本地人的地方，國民黨嚴密防範着外部的滲透與顛覆，成千上萬的人被抓進監獄，或者一待就是二十年，或者立馬槍決。安全問題如此要緊，財經問題相形之下顯得沒那麼重要。蔣介石把財經大權交給了他非常信任的副手：陳誠。

陳誠迅速推進了土改。為了爭取這個島上人數最多羣體的支持，國民黨以土地實物債券和四大公用事業公司的股票，換取地主手中的土地，好讓“耕者有其田”。10萬個出讓土地的地主裏面，有99%的人都把股票以七八折的代價賣給了台灣的五大家族。

短期的經濟提振，顯然無法應付繁複的目標。通貨膨脹長期存在，導致生產能力無法賺取足夠的外匯，以同時支付昂貴的軍隊和人民的物質需求。龐大的公營事業、來自大陸的資本家和本地的資本家共同壟斷着島內的經濟，但他們對於解決官方的赤字問題缺乏興趣和動力。

凱恩斯的信徒馬上就要迎來挑戰。一羣新的經濟與技術官僚，準備開出自己的藥方了。

選定的贏家與敗家

三民主義要求“節制資本”，官方控制產業以不致貧富失調。從大陸遷來的經濟官員，相當一部分繼承了三民主義的這種規訓，對於市場經濟改革抱有相當的疑慮。

美國人拿着美元要求經濟改革。匯率需要趨向自由化，民營企業部門需要得到鼓勵以振興出口，如果上述改革沒有實現，美國人的援助就會停止，軍費也便沒了着落，這是最致命的威脅。

來自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教授，改變了經濟官僚的想法。從50年代初開始，陳誠手下掌握經濟實權、且備受蔣家信賴的經濟強人尹仲榮，開始頻頻向他身邊的經濟高參請教，究竟如何才能處理好匯率、財政、貿易等一系列經濟問題。

從1953年開始，尹仲榮就贊成私營經濟，並主張扶持那些弱小的民營企業。他認識到，台灣經濟需要通過信貸、外匯資源分配來達成“有計劃的自由市場經濟”，這一想法在當時十分大膽。但在保守派經濟官僚環繞的情況下，改革無以施展。

改革的鬥爭是激烈的。

尹仲榮強勢、傲慢，説話又咄咄逼人。對於這樣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記者們當然喜愛。他的金句被當場記錄並被報刊原文發行，為了得到更多的機智評論，一些記者甚至當場激怒他。但這也讓很多被硬剛的人難以接受他的經濟思想，許多“立法委員”經常威脅要他下台，他的回應總是：我準備隨時下台。

一語成讖，反對派在1955年以貪污檢舉，他真下台了。

三民主義“節制資本”的訓導，對於改革派就像一個緊箍咒，對於保守派就像一件護身符，沒有老蔣發話，誰也沒有對這一訓導的最高解釋權。

1957年，來自美國的壓力日大，尹仲榮洗刷了罪名，被複職，但其硬剛風格不改。尹的朋友告誡他“不要太鋒芒畢露”。尹的另一位同僚“好好先生”嚴家淦，則忙着幫他擦屁股。

嚴家淦處事中庸，忠誠任事，為蔣家所重。但凡尹仲榮有什麼驚天的言論與改革思想，他總是以温和的語言轉述給老蔣和陳誠。當老蔣知道，原來經濟改革能夠多掙外匯，軍費還照樣維持，改革計劃終於得到了允許。

改革派小心翼翼地推進經濟改革。

在承接針對塑料行業的美援時，國民黨支持的權貴資本一開始是應標者，但經考察投資規模太小以致無法盈利後，權貴資本中途退出。

尹仲榮讓台灣銀行查一下有錢的儲户，存款800萬的大米商人王永慶被選中了。儘管下面的主事官員不滿於這個百萬富翁對塑料行業的一無所知，但出於公心，還是將這個項目交給了王永慶。這當然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主事的改革派官員被控貪污罪辭職，但傳奇的台塑公司在日後出人意料地成為了大贏家。

無名之輩成了大贏家，破壞經濟改革大計的權貴資本則被挑下馬。

1960年，得到陳誠背書的台灣第五大民營企業——唐榮鋼鐵公司——爆發了財務危機。一眾官營銀行被指示向這家“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放貸1.2億台幣。銀行調查了財務狀況，他們決定撤回之前擬定的貸款協議。因為，銀行發現，這個燙手山芋在一年之間的債務增加了15億，該公司光在台北高雄兩地就欠了4000個私人債主將近3億台幣，而債主中又有很多國民黨高官。

面對這樣一家玩脱的“事實上的銀行”，尹仲榮主張下調付給民間債權人的利率，從而降低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成本，並吸引更多人把錢儲蓄在銀行，最終實現抑制通脹、扶持民營企業的目的。

唐榮公司的老闆和背後有權勢的債主，當然無法理解尹仲榮的意圖，他們搬來了陳誠這個大救兵。銀行按照尹仲榮的意思開出了七項條件，但唐榮拒絕了。

這下炸鍋了。尹仲榮在“立法院”質詢中向委員們通報了唐榮拒絕債務重組提議，並公佈了交易細節。一時之間，唐榮公司就像被擠兑的銀行，搖搖欲墜。最終，唐榮不得不接受“行政院”的指導運營，創始家族的私產被悉數收作公司財產以備兑付，公司允諾的利率也相應下調。

此時，台灣的經濟改革剛剛起步。經濟建設要用錢，沒人往銀行裏存是個大問題；同時，出口賺匯需要大量的中小民營企業，而他們則是面臨着極高的民間借貸利率，畸高的資金成本阻礙了更多貿易的發生。

借唐榮公司之命，尹仲榮一箭雙鵰，為台灣經濟轉向出口奠定了基礎。

轉型難題

陳誠走了，“老蔣”終於也還是老了。

1969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在管了二十年情報、安全與軍隊後，蔣經國將手伸向了經濟領域。

在“小蔣”全面掌握權力之際，中美外交開始破冰。與此同時，石油危機席捲全球，西方世界面臨經濟滯漲。

經過十年的發展，這個島嶼開始在全球經濟中已經佔據了一席之地。廉價的勞力、勤勞的人民、出口導向的自由貿易，使出口占據了台灣GDP約一半的份額。但島內的公營事業與大型民營企業牢牢壟斷着內部的市場，對出口缺乏強烈的動力。面臨劇增的油價與物價，貿易紅利顯得脆弱。

經濟的未來在哪裏？台灣地區先於大陸遭遇了經濟改革的轉型難題。

鄧小平在蘇聯留學的同學蔣經國，表現出了與前者同樣的變通。蔣經國推出了耗資50億美元的“十項建設”，囊括了鐵路電氣化、機場與港口等多個重大項目。這標誌着國民黨到台灣以來對經濟的首次大規模干預。在維持自由貿易的同時，小蔣仿效日本通產省，成立了“經濟設計委員會”，以總調規劃經濟建設項目。

在經濟領域，“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是蔣經國的左膀右臂。兩人在財經、工業系統浸潤多年，是工程師出身的經濟技術官僚。

李國鼎起於陳誠主政財經事務的時代，早在50年代就成為財經系統中的佼佼者，親身經歷了台灣經濟政策由“出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折時刻。孫運璿受老蔣所託，把他親孫子安排在電廠工作，與蔣家逐步建立了信任。

幹練的經濟技術官僚，很快就把眼光聚焦到了當時剛興起的半導體產業。

1973年，在“立法院”反對派發出的“加拿大、英國都失敗，我們怎麼能夠成功”的論調中，孫運璿主導建立了工業技術研究院。在芯片項目上一出手，就是四億新台幣。如此大一筆鉅款，惹人眼紅，為了保護工研院免於外界的政治排擠，孫運璿把工研院放到了“經濟部”下面。

發展一個芯片產業，官方的信任比創新精神還要重要麼？

“經濟技術官僚”的接力賽

無論是東亞，還是西方經濟體，答案都是肯定的。

官方信任為最高優先級，對於信奉自由放任經濟理論的人來説，是令人困惑的。但只要看到，日本以“護送船隊”的方式，為幾大財閥發展科技實力提供政策窗口指引、信貸激勵，美國為重新贏得對日的芯片優勢，在官方層面組織大型研究計劃，我們就知道，在科技樹的最頂端，官方信任是先決條件。

這種官方信任不僅體現在一個經濟體系的內部。後發者要追趕，離不開暢通的科技交流。

官方積極尋求來自美國科技公司的技術轉移。曾就任於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華人工程師潘文淵，給蔣經國和一眾官僚講，台灣究竟應該怎麼進行產業升級。除此之外，來自貝爾實驗室、德州儀器和IBM的研究人員與高管組成了技術諮詢委員會，為當局出謀劃策。

醖釀了十年，“經濟部”想拉民營大企業入夥，一起投資建立一家半導體公司：聯華電子。

但是民營企業對於高科技並不感冒。長期研究台灣經濟的大陸學者巫永平甚至認為，台灣的民營部門缺乏企業家精神。因為風險太高，台灣地區的民營大企業規模比起韓、日兩國要遠為小，民營企業家在半導體產業起步之初極度缺乏承擔風險的意願。最後，當局不得不動用政治影響力“逼迫”幾家民營企業認購了30%的股份，民營部門不願認購太多，工研院自掏腰包分擔了一部分。

涉及到高風險的科技產業，還是得公共部門來當開路先鋒。在台灣的芯片大業中，官方既是一個發起者，也是一個企業家，雖然官方一度想讓渡與私營部門佔優的股份，但民營企業家並不領情。

問題在於，官方並不總能充當高科技產業“正外部性”的發起者與維持者。官方資助科技事業，很難在一個領域從一而終地投以大注，如果沒有成效或者人去政息，倡議一方便失去了合法性，資金預算就會被擠壓。

掌握實權的賢明經濟技術官僚，對於高科技產業發揮着核心影響。在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理工科出身的技術官僚逐漸歷練成為有經驗的經濟官僚，抑或經濟官僚逐漸懂得如何搞技術工業，最後，兩者往往融合成為“經濟技術官僚”。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幸運在於，多個受蔣經國信任支持的經濟技術官僚像參加接力賽一樣，陪伴這個產業最終實現了良性的公司化運作。

1984年，孫運璿去職“行政院長”，保守派俞國華上任，對半導體之支持不如以往。

李國鼎在這時為台灣的芯片產業擔任起了領路人的角色。從“財政部長”位子上退下來後，李被蔣經國委任為國務委員，專門負責科技業。

李直言不諱，性格強勢，風評很好。因為在“財政部長”任上堅持鹽税廢除之後應提高鹽價，李引發了蔣經國的不滿，轉而辭職。但幸運的是，因與小蔣沒了權力上的爭執，李國鼎反而更受蔣的信任，可以在科技業施展拳腳。

1986年，李國鼎最終成功勸説“行政院長”支持成立台積電公司。官方往這家公司投了一億美元，佔股48.3%。為了免於專利訴訟以及尋求技術支持，飛利浦被引入股東名單，佔股約四分之一。其他股東是零零散散的民營企業，事業開始之時受當局扶持的台塑集團還被迫認購了一些台積電股份，但很快就賣掉了，可見高科技公司之燙手。

有了錢，還得有合適的人選。李國鼎從美國挖來前德州儀器的高管張忠謀，先是在工研院和聯電任職，台積電成立後轉任於此。

美國華人回台發展芯片，在那個時候前景還不明朗。好在官方提供了發揮空間較大的用武之地，工研院、聯電、台積電均不受官方繁文縟節拘束，並且參與創業的員工給予了可觀的股權分配。大批有才幹的華人工程師選擇回島，他們帶來最新的技術與更國際化的視野，為官方設立的高科技公司貢獻力量。他們或許待個三年五載就會離開，但沒關係，技術擴散的目的只有那些走出去創業的人才能達成。

在新興的高科技產業上，當局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產業策略。國民黨剛到台灣時，製糖業、紡織業大多為官營，在隨後發展鋼鐵、石油、化工等重工業時，國民黨設立了一批公營事業單位，或依靠親近的大陸資本家和台灣本地資本家，從中“挑選贏家”，給予美援與信貸支持。

對於全新的高科技產業，當局給予了不小的激勵。官方在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園，園內企業享有從税收減免、低利率信貸到風險投資等各項優惠。這些舉措有力地吸引了留美的青年才俊，他們紛紛回台，在官方雄心勃勃的產業計劃的鼓勵下，台灣人準備好了跑在日本人之前爭奪信息時代的全球市場。

公平的賽馬

在官方的示範下，宏基等企業開始前赴後湧地參與高科技產業。在這個新型產業，無論是土著的民營企業，美國風投支持的海歸，還是官方承辦的企業，都享有平等參與的機會。但是，大型的民營企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十分保守。直到台積電開始賺大錢，民營企業巨頭台塑才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為什麼台灣的大企業一開始缺席了後來堪比挖礦的晶圓代工業，甚至整個計算機產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出錢搞研發的，可能到頭來給別人發明了一個好東西。考慮到台塑在傳統的石化產業浸淫已久，更不適應、也不明白高科技工業的產業規律。

而那些清廉能幹的“經濟技術官僚”也明白，半導體的未來在海外留學生和海外科技產業人士的身上。只有憑藉這些最優秀的智力資源，官方花大價錢搞的工業研究才不會白費，經濟結構轉型才有未來。

彼時，年輕的台灣芯片公司野蠻生長，站在兩個時代的交界處。他們將要跨海橫洋，碰撞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