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造反者周恩來_風聞

選自《紅星照耀中國》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向他説明了我的身份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裏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游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之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説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着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着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着我，可是在幾分鐘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着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説：“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説。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着我。“不要緊，”他説，“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面圍着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裏，儘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裏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裏以後看到裏面很乾淨，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着兩隻鐵製的文件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我接到報告，説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説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説。“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蒐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麼地方會出毛病的……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繫，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裏繳獲的設備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台和蘇區裏所有各個重要的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繫。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里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裏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説，其中大多數是對面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着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説，“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時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裏究竟有什麼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裏沒有作聲，但是心裏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隨後我還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着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説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裏，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着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説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裏，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裏，瞭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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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麪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説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温和地説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衊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麼，當他陪着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的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彷彿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